拐杖环保队长
曾经是位新四军战士的王德云已经80多岁了。2002年，他搬进武汉百步亭社区。当时，该社区正在争创“无烟头、无纸屑、无果皮”社区。王德云想：“既然是该社区的居民了，应该为社区做点贡献才对。可是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能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呢？”
王德云无意中看到小区里有很多乱扔的烟头，于是想到了通过捡烟头美化社区环境。从此，他便开始担当起了捡烟头的义务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一两万个烟头。
但是时间长了，老人的腰开始受不了了。怎么办呢？王德玉琢磨了几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又简单又实用的好办法。就在拐杖的底部钉入一根钢针，露出一点并固定好，只要用拐杖上的钢针戳上烟头拿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再捡烟头的时候就不用弯腰。从此，小区的院落、墙角、马路、砖缝，犄角旮旯都成了他的“战场”。
小区里的居民都认识了这位义务拐杖环保工。他的精神也感染了很多人。一些老人便开始和他一起来捡烟头。渐渐的，队伍竟然壮大到50多人。王德云也被亲切地成为“拐杖环保队队长”。
王德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他和他的拐杖环保队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的环境做着自己的一份小小的贡献。
中国绿色产业的先锋
众所周知，太阳是个宝，拥有巨大的能量。而太阳能因其清洁、普遍、能量大等优点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在不可再生能源越来越紧缺的今天，寻找和发展新的可替代的绿色能源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2001年1月，施正荣怀揣着“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彻底的能源解决方案”的梦想，带着技术和在澳洲挣得的40万美元薪水，开始回国创办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施正荣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并且个人持有10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专利，而且是世界上首个攻克“如何将硅薄膜生长在玻璃上”的人。
施正荣把公司地址选择在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市政府对他的太阳能电力公司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2002年9月，他的第一条生产线开始投产运行，当施正荣看到他的杰作被一个一个生产出来的时候，心里感到有些自豪。要知道，这一下子将中国与国际光伏产业的差距缩短了十五年。但是，很快，问题就出来了。虽然他的产品性能非常优异，但是却很难卖出去。坚持了几个月后，跟随他的几位骨干也相继离开了。一个好的科学家，不见得一定也是个好的企业领导人。施正荣这才明白：企业要想发展，自己的理想要得以实现，还必须解决市场问题。
施正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放下知识分子身段，从科技人向管理人转变，坚持市场观念，把好技术转化为好产品，依靠好的人才，再运用好的营销模式让产品有用武之地。
2004年，尚德产值翻了10倍，而且利润接近2000万美元。到了2005年年底，尚德电力共募集到8000万美元，成功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尚德电力也成为中国大陆首家登陆纽交所的中国民营企业。
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施正荣向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组委会捐赠了200套太阳能光伏实验电站，用于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设200个“中国青少年太阳能研究基地”，以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在绿色实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加强学生对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上市后一个月，施正荣成立了“施氏家族基金会”。这是现在国内唯一关注气候、环保、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2005年12月，尚德电力第一座30兆瓦太阳能电池基地于中国洛阳正式投产。2006年4月，尚德电力与国家体育中心签约，成为北京奥运会主体育馆鸟巢主场馆唯一指定的太阳能光伏产品供应商。
短短几年，中国一跃成为光伏产业的最大生产国，从占全球总份额的7%提高到44%。正是在尚德电力的带动和刺激下，中国光伏业才能迅速崛起。
2008年3月，尚德电力对外宣布，将连续8年向韩国东洋制铁化学株式会社提供多晶硅，其合同金额为6.31亿美元。2008年4月，尚德电力一举成功打入日本市场，并收购日本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商之一的MSK公司。2008年12月，尚德电力产能达到10亿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晶硅组件制造商。
尽管在2009年上半年，全球光伏产值下降四成，但由于成本的优势，尚德电力在国内市场份额却上涨到40%。金融危机之后，尚德电力加快了国内市场布局。
2009年，尚德电力宣布将投资300亿元，与陕西省政府、青海省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政府和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上述四省（区、市）开发总量为1800兆瓦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另外，尚德电力与中国华电集团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3年内在江苏、上海开发总量达50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之后，尚德电力与中国节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准备在宁夏建设500兆瓦太阳能电站项目，预计总投资为80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当地相关企业1万吨多晶硅的生产。
依据公司计划，到2015年，产量达到5000兆瓦，相当于10个中型火电站。公司希望在5年内，使太阳能电价降到每度电1元人民币。另外，尚德电力开始涉足于下游电站项目，将太阳能发电与建筑材料结合，扩大应用市场。
通过尚德爱心基金、尚德艺术团、尚德论坛三大平台，尚德电力热心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救助、文教体育、绿色环保等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捐赠财物3500多万元，为维护社会和谐献出了一份爱心，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尚德电力每年举办一届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充分融入“科技、环保、教育”的创新元素，先后有2000多所学校的100万名学生参与其中。
施正荣和他的尚德电力公司，在建设和宣传低碳社会方面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施正荣曾经被《时代》评为“全球环保英雄”。2007年，获得“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荣誉称号，施正荣也成为获此荣誉的唯一一位企业家。2008年，他被英国媒体评选为“可拯救地球50人”。到了2009年，施正荣获得由全球技术网络协会（WTN）颁发的2009年度“全球技术奖”。因为他在太阳能光伏技术领域研究的杰出成绩，他还当选为澳大利亚工程院的院士。
守护上海珍贵的“候鸟天堂”
随着冷空气到来，越冬的候鸟们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而来，在此补充能量后，继续飞往澳大利亚大陆，那里正值温暖的夏季。为候鸟提供给养的地方是上海最靠近大海的地方之一——崇明岛的东滩。因为季节的改变，许多“熟面孔”也一一到来：野鸭、灰头雁、小天鹅……
目前，在总占地面积为6.5平方千米，已开发面积1.81平方千米的上海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内，已经被发现的野生鸟类约有149种，其中包括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和濒危物种14种，迁徙过境的单种鸟群总数超过2000只。由于地处《拉姆萨公约》认定的国际重要湿地内，上海的崇明东滩湿地一直是亚太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和栖息地。每年秋冬季节，园内就有大量候鸟来此育肥过冬。长期与这些候鸟为邻的，还有本地的貉、刺猬、黄鼠狼等，而这里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野放种群的一个重要栖息地。
东滩湿地公园科研部经理尹秋晓曾经向记者表示：“你知道吗？候鸟分为夏候鸟与冬候鸟，东滩主要多以冬候鸟为主，从11月底到第二年的2月底、3月初，鸟儿从各地飞来，聚集到这里觅食休憩。”东滩湿地公园毗邻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近十年来，公园致力于对东滩6.5平方千米的人工湿地进行服务功能修复和结构优化重建。今天湿地公园的环境更适宜野生动物生存，每年也有更多候鸟经停此处。
“鸟儿一路行来，体重能减轻40%～60%。因此为迎接大量候鸟到来，入秋之初，工作人员就会精心准备一些谷物与投食板、小鱼小虾等，供鸟儿食用。”尹秋晓说。
事实上，崇明东滩的经纬度在鸟类迁徙路途中显得极为微妙，它恰巧是候鸟从西伯利亚飞往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中的一个“中途站”。
93岁大爷湖边义务扫地7年
在简阳市三岔镇有一位93岁高龄的汪林炳，他耳朵灵敏，谈吐清楚，是一位已有58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义务清扫三岔湖边一米多宽的休闲路，已经长达7年之久。
2004年，已经退休多年的汪林炳，被儿子接到了三岔镇居住。闲来无事，老人便经常到三岔湖边去散步。
2005年夏天，在湖边散步的汪林炳感觉很不方便，便俯下身子拔掉了那些很长的杂草。他说：“湖边的休闲路只有一米多宽，两边的野草完全将路面盖住了，下雨根本就没法行走。”
这一幕正好被汪林炳的叔伯兄弟看到，他笑着对汪林炳说：“你这样扯跟狗啃的没有两样，要做就做出个榜样来嘛。”
“对，做就要做好，一定要给群众做一个好榜样。”叔伯兄弟走后，汪林炳立即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并让他给自己送来一把镰刀。
第二天一大早，老人又开始赶往环湖路，割起路旁的杂草，老人说：“整整干了三天时间，累得我直不起腰来。”
接下来的每一天，老人都要赶往环湖路，开始清扫路面，并且清捡行人扔弃的垃圾。老人十分自豪地说：“这一干，就是整整7年，一年365天，我没有休息一天，现在已经是一个榜样了。”
“每天从家里到环湖路就要走1个多小时。”汪林炳说。虽然从家到环湖路只有1.5千米，但是93岁高龄的他，加上左眼失明10多年，走路很慢，往返一趟就要2个多小时。
汪林炳的孙子说，汪林炳通常每天凌晨5点钟起床，6点准时出现在环湖路上清扫，“下午再做一次保洁，每天工作都在5小时以上，仅1.5千米长的环湖路就要清扫3个多小时”。
“制作得很简单，扫完就放在路边，下次接着用。”汪林炳说。环湖路上，老人拿出自己制作的扫帚，是用竹枝和几根木棍绑成的。
刚开始，虽然是制作很简单的扫帚，仍有人不断拿走。“后来晓得是我汪老头的，就没人拿了，我就几百元退休补贴，除了自己开销外，还要接济患病的二儿子，为了节约开支，只能找桉树枝或竹枝自己做扫帚，不知道已经用烂了多少把。”
如今，老人还在环湖路沿途设置了一些垃圾筐，散步的行人乱丢垃圾的行为现在越来越少。
2008年，环湖路面打扫干净后，汪林炳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场镇居民到环湖路休闲散步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没建厕所，让一些内急的人觉得非常不方便。于是，老人就萌生了修建一个简易公厕的想法。
他先掏钱请人挖了一个土坑，在环湖路中段的一块开阔地，用水泥、河沙进行硬化。然后让儿子帮忙买来塑料布，将土坑围起来，然后上面撑上一把遮阳伞挡风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面挂上手写的“厕所”的木牌。在厕所搭建成功后，老人还用自制的一些盛水用具，在里面装满从湖里取来的水，以便供方便后的行人洗手。
因为受三岔湖水长期的拍打、冲击，环湖路有长达20米的路面下的土层被不断地冲走，不仅影响环湖路的使用寿命，而且还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就在今年8月，湖水退去后，汪林炳立即挑来泥土，把原来冲走的那些土层一点点地填满夯实，然后到处收集一些废弃的半截砖头，密密麻麻地砌在土层外面，这样避免了土层再次流失。
虽然活到90多岁，但汪林炳几乎就没有住过院。老人说：“我生活很讲规律，每天都起很早，夏天5点起来，冬天5点半就起来，然后煮早饭吃，再出去散散步。午饭和晚饭都是‘一锅煮’，就是肉、菜、饭煮一锅，加上年轻时经常吃面食，因此身体呈碱性，很健康。”
掏粪女工说心愿
在广州市无害化处理中心有一个处理粪便的女工张玉凤。她和朱春梅、冼顺桃、陈伟芳、张玉萍、宋湘莲6人共同组成了“女子掏粪班”的“六朵金花”。
开进无害化处理中心的粪车一旦在门口停稳，就将粪便排进了卸粪池，并且在机械格栅处进行渣水分离。脏臭无比的粪便还夹杂着一些布团和女性卫生用品等垃圾，没过一会儿就缠住了机器，用工具都清理不掉。于是班长张玉凤动手去拉，结果被溅得满身粪水。
“现在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时候是夏天。”在一旁的掏粪女工朱春梅告诉记者。朱春梅一边说，一边指着手中的老茧告诉记者，她自1994年开始就干起了掏粪的工作，到现在已有18年，手套都磨破了无数双，手上的老茧也是结了一层又一层。
广州夏天天气炎热是出了名的，但为了做好劳保，因此，她们工作时不得不“全副武装”，全套密封的工作服、16层纱口罩、长胶鞋、橡胶手套。这样的装束，不干活都已经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
2002年，广州市无害化处理中心从德国引进了处理设备。但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文操作按钮和拗口的专业术语，却成为了她们操作机器的“拦路石”。由此可见，掏粪不仅仅是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也是从那时开始，她们就从英文字母学起，学发音、背词义，随身带小笔记本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休息的间歇学，认真学习粪便处理线的工艺流程、技术原理、操作步骤和故障排除办法。
在粪便处理线运行之初，进口设备出现一些“水土不服”：广州的粪便往往夹杂的垃圾、沙石比较多，阶梯格栅的动片在运行中非常容易受阻变形损坏，长此以往将付出高额的维修费用。她们结合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积极与技术人员进行探讨，“泡”在闷热的车间里尝试各种方法，并且反复实践，最后采用了在阶梯格栅内设置2台冲泵用水进行冲洗，增设隔沙板、安排专人定期清理垃圾等措施，从而圆满解决了难题。就连德国的技术人员都对她们竖起了大拇指。几年来，她们先后提出了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11条，并且为单位节约维修费用7万多元。
热爱工作的她们，同样对于亲人和朋友也保持关心和热爱。去年创文暗检期间，张玉凤的婆婆突然生病住院，但她每天下夜班就往医院赶，前去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稍作休息后又匆匆去上班，其中有两次因劳累趴在婆婆的病床边睡着了。婆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叫她不要来医院照顾了，但她还是坚持前去照顾老人，直到其彻底康复出院。
爱美是女性群体的共同特征。掏粪女工们虽然干着又脏又臭的活，但是她们从不掩饰自己对美的追求。休息的时候，她们还经常相约去购买时装，或是去弄一个时髦的发型，又或是买一条K金项链“炫耀”一下。每天下班之后，她们洗个澡，把盘起来的头发舒展开来，换上漂亮的衣服，穿上时尚的鞋子，高高兴兴回家去。不仅如此，她们每个人都喜欢“染发”。“要是不染色，我们都成了‘白毛女’了”。张玉凤一边摘下帽子，一边指着头发调侃说。这是由于工作的时候常常要戴帽子，车间又闷热，她们的头发很容易变白。
她们还自我调侃说，因为工作时衣服、帽子经常沾着粪便，散发出臭味，而她们又比较爱美，结合到一起就是爱“臭美”。
不过，这样一群阳光的女工，面对社会上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她们职业的人时，内心还是不免有些“阴影”。“我们不图什么，就是希望大家多关心环卫工人，不要瞧不起环卫工。”当记者问起她们的环卫节心愿时，张玉凤和朱春梅提出了如此朴素的期望。陈伟芳在儿子读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穿着工作服去开家长会，结果周围的孩子知道了后嘲笑她儿子。陈伟芳的儿子也因此表示不希望妈妈去开家长会。
对于这样的现实，张玉凤表示自己不介意向朋友提起自己的职业，而且她还曾带朋友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来进行参观。
重庆小伙植树成为“林老板”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酬镇有一个出名的“林老板”。4年前，有一座20平方千米的荒山；4年后，荒山已变换成郁郁葱葱的杉木林。是造林者冉景全造成了今天这一现象。要知道，这位“林老板”已经有20多年造林的历史了。
早年，冉景全看到家乡酉阳县泔溪镇泔溪村满目青山被砍伐殆尽，他萌生了造林的想法。1987年，年仅15岁的冉景全怀着“绿色梦想”去往福建邵武、武夷山等地学习一些造林经验。
过了半年，邵武市承包国有林场的一名老板因发不起工人工资而一跑了之，给冉景全带来了人生中的转折点。邵武市林业局一位干部看到冉景全为人比较耿直、而且聪明好学，在百余名工人中有一定影响力，便主动借款3.8万元支持他承包林场。当时才15岁的冉景全一下子成了拥有217名工人的林场包工头，同时经营5个林业工地。
经过前后21年的打拼，冉景全掌握了造林、育苗的全套方法，并且在邵武、武夷山等地承包大量荒山造林，并且积累资金800余万元，逐渐成为酉阳县泔溪、麻旺一带极富盛名的“林老板”。
2008年，冉景全响应政府号召返乡创业。在他的林地里，未到3年的杉木苗平均高度为3.6米，从根部向上1.3米胸径平均达4.5厘米，长势最好的苗木高度在6.5米以上。截至目前，他先后投资上千万元在该县部分乡镇营造杉木速丰林，优化苗木基地，并积极参与荒山绿化工程。
“像这样的长势，保守估计15年内平均每亩材积可达25个立方。按目前每立方1400元计算，冉景全的速丰林和苗木基地可实现上亿元产值。”酉阳县林业局飞播站技术人员杨胜军说。
可是冉景全想的远不止这些。他告诉记者，山林里栽种的杉木每亩300株，8年后砍伐1/3，12年后砍伐余下的一半，然后每亩栽种40株楠竹，楠竹林每亩每年产值3万元，效益更不可估量。待15年后砍掉所有杉木时，整个林子将全部变成楠竹林。
冉景全结合实际，在自建的6000余亩速丰林基地实施林下种豆、种菜并且取得实效，并散养了数千只土鸡。他还计划在林内种植一些特色蘑菇，精包装后预计将产生更大效益，从而助推更多农户实现万元增收。4年来，冉景全在酉阳完成造林3万余亩，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用工7000余人次，实现劳务支付600余万元。
“这些速丰林，不仅是我个人的，任何土地所有者都有份。”冉景全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由公司承担一切前期费用，群众风险全无，利益共享。
4年来，冉景全已成为酉阳远近闻名的“林老板”，并且先后被授予“重庆市十佳返乡创业明星”、“重庆市绿化先进个人”等荣誉……
环卫工徐文华
天津市河北区环卫局一所有一名环卫工人叫徐文华。23年前，刚满20岁的他高考失利，在笔记本上写下“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八个字后来到天津进入环卫局保洁队，从而成为垃圾清运工。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既没有惊天动地的旷世之举，也没有高深的文化水平和精湛的技术，更没有骄人的工作业绩。我只是凭着一份责任心做好了一名环卫工人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它将永远激励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的徐文华说。
“每天清晨，通过我的双手，创造出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居民们向我竖起了大拇指，逢年过节还煮好饺子送给我吃，我也从中收获了成就和快乐。”如今，每当有年轻人进入环卫一线，徐文华都会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悟。他总是告诉年轻人：“行业有分工，职业没贵贱，只要你付出，就会有回报。”
“别看我现在和居民们这么融洽，刚开始干环卫工时我总怕人家瞧不起，拉车时都不敢抬头。”徐文华回忆起自己刚工作时的场景说：“后来我知道了，大家没这么看我，是我自己把自己看低了。”随着业务能力越来越强，徐文华开始摒弃自卑，变得自信起来。
在保洁队的这些年里，徐文华先后清倒的垃圾累计有17000多吨，用载重15吨的卡车可以装运1100余次。
2003年“非典”时期，这些一线的保洁队员直接接触各式生活垃圾，感染的风险非常大，一些人因为害怕自己被感染，纷纷辞职返乡。“一个萝卜一个坑，空缺的工作没人接，一旦垃圾堆积，老百姓会更不安。”徐文华作为队里的一个业务管理员，主动要求多加一份工作量。而多干一份活，不仅是多了一份劳累，而且更是多增添了一份风险。
徐文华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和干劲儿感染了身边的每一名队员，使一些在走留之间犹豫不定的工友受到感动，纷纷留下来坚守工作。
徐文华这样的决定，他的妻子起初表示坚决反对，但“固执”的徐文华还是吃力地担起了这份工作。后来妻子因为心疼他，也主动申请加入保洁队，并且帮助丈夫一起干。就这样，两人在垃圾清运岗位上度过了“非典”的岁月。
正是凭借在环卫一线忘我的工作和执着敬业、踏实肯干的态度，徐文华在影响周围人的同时，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天津市第二届道德模范，全国环境卫生行业优秀人物，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劳动模范，“十一五”期间天津市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等荣誉。
有一年春节前，家里特地给他寄来一盘录有《常回家看看》的磁带。听着亲人从家乡带来的思念，他心潮难平，热泪湿襟。但他却没有选择回家和亲人团聚。在给家人的回信中他写道：“春节的时候，天津的居民们渴望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我。”
眨眼23个春夏秋冬，23载寒来暑往，徐文华在工作中清扫过的路面长度累计起来长达7万多公里，足以绕地球赤道一圈半，可以往返天津和他的家乡河北景县150多个来回，可他却从未回家度过哪怕一个春节。
2010年1月，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突然覆盖了津门。当时正回乡探望病危母亲的徐文华，从电视中得知雪情后不顾家人反对和交通不便，自己费尽周折搭乘一辆私家车赶回天津，积极投入到清雪的工作中。
徐文华常常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主动帮助工友扎扫帚，修垃圾车，经他手补过的车胎就有上千条，为单位节约8000多元的维修费。
2008年，徐文华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首位落户津门的农民工，住上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还通过天津大学远程教育圆了20年的大学梦。
作为一名环卫一线的党员，徐文华立足岗位，埋头苦干，脏活累活抢着干，困难面前挑重担。
在扫道组里，工友杨勇评价徐文华：不仅工作肯吃苦，带头干，而且热心肠，爱助人。
身披晨露出门，衣浸汗水回家就是徐文华多年的工作写照。为了给天津市民营造一个清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徐文华一心扎在工作上，每天在岗时间往往超过10个小时，从2010年7月1日至今，他只同家人一起吃过7顿饭。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是徐文华心头的一大遗憾。
徐文华说：“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在母亲弥留之际，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她；不是一个好丈夫，家中的大事小事都交到妻子肩头；不是一个好父亲，没有陪伴女儿成长，为她辅导功课。但让我骄傲的是，我是一名合格的环卫工人，是一名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共产党员。”
陈丛红和她的“有机农庄”
北京欧阁有机农庄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丛红就是“有机农庄”的创始人。作为中国有机行业的开路先锋，陈丛红的个人经历完全就是一部中国的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业简史。
1979年，陈丛红从农业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农业部农垦局计划处进行工作。计划处的职责之一是制定国有农场发展规划与建设项目的审批。
在当时，国有农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并且承担着生产商品粮、天然橡胶、棉花等任务，同时国家要求国有农场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陈丛红觉得，国有农场给地方农业做示范，除了在机械化方面，还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上。
1989年是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的起草年，这时，恰好中国农业大学的白瑛教授带着北京农场局的同志找到陈丛红，说是要找投资，因为北京快开亚运会了，想在亚运村建专卖店，专门卖无污染的西红柿。陈丛红认为应该支持这项工作，这正是国有农场八五期间发展的重点。
据白瑛教授介绍，目前出现了环境病，医生开的药方是吃无污染食品。为了体现这种食品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在同事们的共同参与下，他们将体现无污染食品概念的食品起名为“绿色食品”。陈丛红说：“当时农垦司的副司长刘连馥和我是绿色食品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我们拿来外国的食品卫生标准和中国的食品卫生标准，把最严格的要求综合起来，又加入环境标准和生产操作规程，就制定出来了。我们又参照了‘国际羊毛局’的运营模式，制定了‘绿色食品’的申请、认可流程和运营模式。”
农业部农垦局领导在顾问的建议下，将“绿色食品”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几经周折，“绿色食品”终于成为中国第一枚证明商标。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同志很支持搞“绿色食品”，农业部专门成立了绿色食品办公室。陈丛红除了担任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同时也兼着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绿色食品总公司副总经理等一些职务。
由于中国刚起步，因此初期采用了政府制定标准，唯一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的办法。在有机食品方面，国外是政府颁布标准、授予独立的认证机构以认证资质，生产者再从认证机构那里获得认证。为了发展这项事业，政府、认证机构、生产者三位一体。
2001年8月，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认监委”）成立，而到了2004年，有机食品认证认可的管理工作，交由国家认监委进行管理。
身为一个有机人，陈丛红坦言：“绿色食品的初衷也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按照中国国情，搞减农药、减化肥的‘绿色食品’概念是最适合的。可是没办法，绿色食品被搞得太乱了。把标准明确的有机食品认真搞好，是我力所能及的。”
2000年，看到“绿色食品”的市场乱象，有30年工龄的陈丛红干脆提前退休了，决心亲自做一个让消费者信任的有机食品品牌。
陈丛红开始经营的第一个店，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河社区的万方商场。同时陈丛红与北京大兴县（现大兴区）的留民营生态农场进行合作。除了不用农药，留民营别的方面也都达到了有机农业的标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定了500个生态村，留民营是其中之一。陈丛红教农民科学技术，负责超市的营销策划，留民营则负责供货。
2002年，法国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为了吸引高端消费人群（他们当时主要的顾客是在华的外国人），他们主动找到陈丛红，并以很优惠的条件，在北京的家乐福超市提供柜台，专门销售陈丛红的“有机农庄”蔬菜。
除了进驻大型超市，“有机农庄”还有自己的一些专卖店，卖蔬菜、水果、鸡蛋、鸡肉、粮食、面包。专卖店选址在北京朝阳公园南门，因为那里是使馆区，热衷有机食品的人较多。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驻华大使馆都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进行供货。
陈从红说：“通过我们的慢慢摸索，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西红柿一茬的单产量原来是2吨，现在达到4吨。在超市里，西红柿卖到一千克四五十元。其实，刨去种植成本、超市扣点、店里损耗、冷藏运输成本，净利润也就在5%～10%。”
有机食品价格偏高，这点饱受社会诟病。2004年，“有机农庄”开始建自己旗下的有机农场，如今已建有6个农场，分布在北京、云南、山东、上海、广东、四川，面积总共有1500亩。
陈丛红说：“有机食品并不是只给有钱人吃的，很多意识超前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人，例如孕妇、病人等，都愿意花钱在这上面。”
陈丛红还说：“在我国，农产品的价格长期比工业产品低很多。我们的有机农蔬菜与发达国家的有机蔬菜价格基本相当，但是，我国的有机蔬菜比国内普通农产品的价格高好几倍，而在德国等发达国家，只是高30%。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普通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了，农民收入长期被压在最底层。再者，有机食品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维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益子孙后代，使得农业生产者提高收入的重要产业，并不是像有些人将有机食品歪曲为贵族食品那样。”
陈丛红想扩大农场的规模，但农业设施的投资大，投资回报周期长，需要10年左右，很多投资方都等不及这样的“慢钱”。中国的有机食品市场现在在逐年扩大，“有机农庄”的产品开始有些供不应求。今年“有机农庄”在上海的生产基地受到“海葵”台风的袭击，并且严重减产。“我们缺货很厉害，只好保证重点供应，并请合作方谅解，另外，云南的生产基地已经‘开足马力’生产。”
谈到怎样应对市面上“假有机”的问题，陈丛红支了几招：“什么气候条件长什么菜，对反季节蔬菜要警惕。类似北京现在这个季节，甜脆豆、荷兰豆都长不出来。卖家要是说他的有机荷兰豆是北京产的，那肯定是骗人。北京春节最冷的时候，西红柿、黄瓜在普通日光温室大棚也长不了。如果你在7～9月买了有机菠菜，外包装的17个追溯码显示产地是上海、北京或广东，那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些地方这个时候根本没有菠菜，除非买的是云南的。”
陈丛红说：“我们是第一个卖有机食品的，价位定得高，是想把利润给农民留出来。种有机作物农民必须精耕细作，多劳多得也是合理的。但现在一些没有生产经验的竞争者以为利润很高，纷纷上马，大打价格战。生产成本压不下来的，就买些非有机的蔬菜来蒙骗消费者。”
自今年7月1日起，国家认监委编制并发布的新版《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据辽宁省的媒体报道，沈阳原来有60家做有机食品的，实行新国标以后，有19家就干脆不做了。陈丛红认为：“这个新出台的国家标准非常严格，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但先严点，也有好处。”
在有机肥的规定上，陈丛红觉得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新标准要求农场自身生产足量的有机肥，不允许用商品有机肥，我觉得这不对。国外农场的有机肥，也不全是自己的，很多也用商品有机肥。我们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肥料厂，但还是要从猪场、鸡场买些有机肥过来。我们的口号是‘我们都健康’——健康的土壤，健康的植物，健康的畜禽，健康的食品。”当然，新国标也还需要完善。陈丛红说：“关于农药残留量，有机食品的老标准，是不得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5%。例如，多菌灵的残留浓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0.05ppm（编者注：ppm是浓度单位，1ppm表示溶质在溶液中的比例为百万分之一），有机食品老标准就是0.0025ppm。新标准改为‘未检出’，看似更严格，但没明确规定检出限值，没数据，那就得看检测仪器的灵敏度了。我们用的是精确到0.01ppm的仪器，灵敏度非常高。但别人用0.02ppm的也可以过关。由于检测技术不过关，很多有机从业者就在蔬菜还是小苗时用点农药，大了不用。他们以为这样检测不出来，其实只要用好的仪器，都能检测出来。”
目前，中国申请有机产品防伪标签的程序太过复杂，陈丛红希望未来改革一下，对一些质量好、有诚信的企业，都能给个一年或半年的免检。因为有机农业是初级农产品，没有太多利润。假如费用太高，没有人坚持有机农业，那么，对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有损害。
陈丛红说：“为了杜绝造假，一要靠企业自律，二是做认证的人必须真正懂，才能把好关。当然，消费者最好也要懂得如何辨别真有机假有机。”
陈丛红说：“做有机农业，要靠理念。做有机农业是为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土壤和健康的身体。这样就可以自觉遵守有机食品的标准，靠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最后靠的就这个——牌子！”
陈丛红讲了一件让她印象非常深刻的往事：“20世纪90年代，德国独立有机认证机构的一个认证员来中国，我陪着他到别人的农场做有机产品认证，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没人想到，大烈日下，踩着泥泞的路，他绕着600多亩的农田溜溜走了一圈，把边边角角都看了。最后，他真就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农药袋子，取消了这块地的有机农业资格。”
在有机食品的道路上，陈丛红依然在不断地前行着。
东海鸟王王忠德
近年来，东海渔业资源日渐衰退，渔民们都感叹“海龙王鱼仓”里的鱼越来越少。然而，在中国唯一的群岛城市舟山市，浩瀚的东海上有1390个岛屿星罗棋布。其中，有7座奇特的小岛，人迹罕至，荒岛裸岩，但万禽盘旋，蔚为壮观。这几座石秃草稀的小岛上集聚越来越多的海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鸟的天堂”。这其中，有一个人劳苦功高，而这个人就是被当地人称为“东海鸟王”的护鸟人——王忠德。
当初，作为马目乡林科员的他只是单纯地接过一份新的工作——为鸟岛站岗。或许，对于当年才37岁的王忠德而言，他不会想到26年后的自己会是怎样，更不会想到26年后的鸟岛会是怎样。
在距定海马目7千米的灰鳖洋上，大五峙山、小五峙山、馒头山、无毛山、龙洞山、丫鹊山、老鼠山等7座小岛组成了五峙山列岛。20世纪80年代中期，定海区相关部门和科研单位在调查海岛资源的时候，发现五峙山列岛上还“留守”着数百只海鸟，随即将海鸟资源增殖保护列为科研攻关项目，并于1988年将“鸟岛”列为定海区级自然保护区。就这样，年年、月月、天天，王忠德就在这些光秃秃的无人小岛上进行护鸟。这是他的一份工作，更是他心里卸不下的一份责任。
5～8月，通常是鸟类繁殖的季节，成群结队的海鸟从北方飞至五峙山岛。每天早上6时，天际刚刚吐白，王忠德就自备干粮，然后雇一条小机船去鸟岛。从岑港出发，小机船要开1个多小时才能到鸟岛附近的那些海域。晚上四五时，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再回来。“刚干护鸟的工作，分得清海鸥和白鹭就算不错了。最初，岛上仅有300多只海鸥和10几只白鹭。”王忠德说。刚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保护这些鸟，最笨的办法就是站岗。其实，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站岗，拦住渔民上岛捡鸟蛋。为了劝阻上岛捡鸟蛋的渔民，王忠德没少受过冷眼，挨过拳头。甚至，还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拦住渔民上岛捡鸟蛋，是当时他每天的工作。对留守荒岛的海鸟来说，它们的天敌除了空中的老鹰、鹞子，还包括偷偷登岸捡鸟蛋的人类。因为在那个物资紧缺、食品匮乏的年代，鸟蛋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何况是从无人小岛上捡来的，不要钱。
夏季候鸟产卵孵化的日子，恰值酷暑。毒辣辣的太阳将巴掌大的小岛照得一览无余，凝固闷热的空气中夹杂着黏稠咸湿的海风和鸟粪的腥臭，大家都躲在阴凉处使劲摇蒲扇，带破草帽的老王却在岛上精神抖擞地数着“一个蛋、两个蛋……”，没有遮挡的手臂晒得黑一块白一块，蜕了老皮蜕新皮。看似简单的重复劳动，责任重大。在没有人的孤岛上，王忠德与海鸟为伴，无人监督，他却依然忠诚于岗位，日复一日地在鸟岛附近的海域进行巡逻。
时值7月的一天，王忠德和往常一样坐着那只小机船在鸟岛附近巡逻，眼见天越来越暗，他寻思着出发前收听的天气预报说过一会儿会有一场雷阵雨，按理说不该这个时候就起风、下雨。结果是，大雨突然提前到了！小机船在海面上不停地颠簸，很快船舱内开始进水。命悬一线！狂风暴雨中，王忠德赶紧帮着船员掌舵、往外淘水，开足马力，急速而驰，最后终于顺利靠岸。
有人不理解他，骂他傻，为了看护几只海鸟，不要命，但他看到岛上鸟儿数量逐年翻番，觉得自己的付出，值！
自从有了那番惊心动魄之后，王忠德更加谨慎了，他觉得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看好鸟岛，但“站岗”的任务依然被他视为最重，早出晚归的站岗任务依然风雨无阻。
“办理了退休手续，我还不能飞走。”王忠德说。
一件事情一个人坚持做了几十年，即便是再普通的事情也会变得非凡。如今，26年过去了，当年的小王变成了老王，但守护鸟岛依然占据着王忠德的生活，对现年已经63岁的他来说，这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难舍的依恋和不弃的责任。
2008年，就在王忠德坚守鸟岛的第22个年头，鸟岛爆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生物界的新闻，被称为“世界神话之鸟”的黑嘴端凤头燕鸥居然出现在鸟岛！
全世界仅剩50只的黑嘴端凤头燕鸥，鸟岛就有21只。这种堪比大熊猫的珍贵品种，被人们称之为“海凤凰”。
初次上岛的人们，没有发现遍地的鸟蛋，倒是看到了遍地被鸟粪覆盖的礁石和草地间孵化后留下的蛋壳。遍地都是白色的鸟屎，每走一步先要看看脚下有没有蛋壳再落脚，生怕一不小心踩着刚孵化的小鸟。礁石沿岸是密密麻麻的黑尾燕鸥群。草丛中，不时能看到一些鸟儿的尸体，有些已经被老鹰吃得只剩下了骨架，它们充分显示了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酷。而岛的另一边则是鸟儿在礁石上进行嬉戏觅食，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唧的一声，随着带头鸟一声令下，一整群的鸟儿都尾随着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了岛的另外一侧。眼尖的王忠德在黑压压的鸟群中找到了“海凤凰”的身影，这样过了10来分钟，又是唧的一声，飞回来一窝子燕鸥，其中夹杂的正有2只黑嘴端凤头燕鸥。它们背部的羽色偏白，黄色的长嘴前端有小半截黑色。一些亲历者无不是瞠目结舌，被大自然的生命奇景和“鸟类天堂”的勃勃生机震撼得简直无法言语。
传说古时候，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以药封之，蛇乃能行。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自古以来，动物报恩的故事就是不绝于耳。王忠德觉得，鸟岛上的“海凤凰”，就是鸟儿为他带来的一个最好、最宝贵的礼物。
从1986年到2012年的26年间，岛上鸟的数量从300多只激增到13000余只，鸟的种类从单一的海鸥、白鹭增加到各类湿地水鸟48种，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黄咀白、角和黑脸琵鹭3种。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再加上王忠德的悉心照顾，这些年鸟岛上的鸟类越来越多，繁殖旺季从原先的5～8月份已经延长至10月份，甚至宁波象山、台湾金门等地的鸟类也举家迁徙过来。
这些年，五峙山鸟岛先后被列为区级自然保护区、市级鸟类自然保护区、省级鸟类自然保护区。王忠德已不仅仅局限于为鸟儿“站岗”了，他觉得只有了解海鸟的特性，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王忠德的手边有一个宝贝，是一本厚厚的鸟类观察笔记，打开笔记本，字体歪歪斜斜，错字别字连篇，但记录的内容堪称一本鸟类百科全书。
在周围海域巡逻时，王忠德就把各种鸟类进岛的时间、筑巢、产蛋、孵化、食性、性格等分门别类地做了详细记录，并且将黑尾鸥蛋、白鹭蛋带回家进行人工孵化、喂养，而且自掏腰包购买小鱼、小虾喂养雏鸟，逐步摸索海鸟的孵化周期与生长周期。
每次上岛，王忠德都倍加珍惜和鸟儿们相处的时光，随身携带照相机，一旦发现新成员就给它们来张“全家福”，包括鸟巢、鸟蛋、雏鸟、成鸟，然后请教鸟类研究专家，及时发现并提供各种研究线索。
在与海鸟的朝夕相处中，王忠德逐渐发现了鸟类的很多秘密，俨然已经成了半个鸟类专家。他说，白鹭的窝多筑在一些灌木丛中，窝筑得相对精致，一窝蛋一般三四只，最多可达6只。鸥鸟的窝一般多筑在山坡草丛，也有不少干脆直接筑在裸露的礁岩之上，多用软草为材料，筑得相对简单。鸥鸟的一窝蛋一般3只，却只孵化2只，另一只蛋作为“储备的粮食”，一旦遇到狂风暴雨天无法外出觅食，鸥鸟就会啄破那只未孵化的蛋，供雏鸟食用，以维持其幼小的生命。鸥巢一律面朝大海，没有任何遮挡，随时准备赴海中捕食。
对人的约束是为了给鸟儿更多的自由，这26年里，有一类人一直被王忠德隔绝在鸟岛之外，那是他的家人。王忠德说，鸟类很敏感，有人上岛，鸟就不敢孵蛋、不敢喂食，时间一长，蛋就发臭，小鸟就要饿死。每次带客人上岛，都让他有种负罪感，唯恐打扰了鸟儿们原本平静和谐的生活。儿子和妻子从电视、报纸上看到鸟岛的画面、照片，总会萌发上岛看看的想法，多番请求，都被他断然回绝，以怕年幼的孙子调皮捣蛋为由，不让他们上岛观鸟。
鸟岛虽未对外进行开放，但慕名而来的国内外鸟类专家、新闻媒体可是不少，但凡去过鸟岛的人都知道，王忠德的“脾气”不小。因为每次带客人上岛之前，他总要先开个会“整顿”纪律，并且搬出他的三条“天堂法则”：注意脚下留情；上岛只能待二十分钟；勿摸蛋、勿抓雏鸟。
这二十分钟，对王忠德来说颇为紧张，他不仅要当好解说员、引路人，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决不允许发生“踩踏事件”。二十分钟一到，他便下逐客令，不管对方的级别和身份，一视同仁。
鸟类专家说，海鸟的记忆力是不差的。当它选定的繁衍地受到人类过多打扰，鸟蛋经常失踪没有办法孵化，它就判定这里不安全，会永远放弃这个繁衍地。
“海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狼群有助于优化马群、羊群的种族一样，海鸟也有助于提升海洋鱼类的种群质量。有些鱼类的繁殖数量很庞大，而海鸟就是把这里面的老弱病残吃掉，使自然资源达到一种平衡。”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陈水华博士曾经多次到鸟岛观测，他说，我们可以在海岸线的很多岛屿上看见那些海鸟，但不同的岛屿对海鸟生存的环境功能也是不同的。有些只是为了栖息，而舟山是海鸟的繁衍地，功能特别重要。不难想象，假如物种的繁衍地被破坏，那么这个物种离灭绝也就不远了。
诚如专家所言，要加大力度保护海鸟的繁衍地，减少人类对海鸟的干扰，我们需要更多的五峙山岛。当然，也就需要更多的像王忠德那样的爱鸟人。
为了更好地保护鸟岛，就在去年，册子乡西堠门大桥旅游风景区在山顶会所安装了一套远程视频监控系统，通过安装在鸟岛上的8个摄影头，从而把鸟类生长、繁衍及日常生活等情景实时记录下来，并且利用光感传输技术把画面数据传输过来。在开放的第一天，王忠德就在会所待了整整一天，看着屏幕上熟悉的鸟儿，感到非常欣慰。
天津农民自掏腰包宣传环保知识30年
天津蓟县有位农民叫王志强，他把环保当作自己的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年间，为了保护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他不仅先后放弃了多个可以挣大钱的项目，而且还自掏腰包宣传环保知识。
20世纪80年代，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时，王志强头脑灵活，是公认的生意能手，于是就开始从事农业物资供应生意。他发现很多因为农业污染导致的产量下降和食用农产品农药中毒的问题，于是利用自己的积蓄成立了蓟县蓟东植物医院，向农民讲解高剧毒农药的危害和农业污染导致的后果以及治理方法，而且定期向农民回收废旧农药瓶，然后用火碱水处理后深埋，这样来杜绝农药对水源、土壤的污染等。
他还到田间地头宣传环保知识和一些禽畜粪便的处理方法。粗略算来，仅在每年回收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和其他环保宣传等的费用就在5000元左右。
对王志强而言，1995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成立天津市燕山农业应用技术研究所。经过研究所调查发现，土地因大量使用一些化肥，板结、沙化现象非常明显，于是王志强毅然停止每年20多万吨化肥和1000多吨高剧毒农药的经营，而且同时放弃了在遵化和迁西两地万亩铁矿的开采项目，然后开始从事减少、治理农业生产污染的研究探索，并且每年印制30多万份宣传资料在全县各乡镇村庄、农资经营点发放。
而且，他还聘用了6名高级农艺师和多名农业专业大学毕业生组成减少农业污染发展生态环保农业的科技队伍，每年测验土壤2000多份，从而让农民了解土壤变化情况，以便提高他们的农业环保意识。
2002年，王志强开始开展废旧电池回收活动，分两次印发30多万份关于旧电池污染和各种铂金袋污染及危害方面的宣传材料，并且通过蓟县教育局发放各学校，号召同学们把旧电池交到学校然后统一进行回收，每年回收大概30余吨。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树立环保意识，王志强于2011年成立了盘宇环保志愿服务协会，并且建成了环保展厅。现在，盘宇环保志愿者已达13万余人，一跃成为蓟县最重要的民间环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