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东桥，名璘，字华玉，号东桥，江苏江宁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来信说：“现在的学习者，只重视外在的知识和学问，往往忽略了内在的道德修养，虽广博却不得要领。因此，先生您特别提倡‘诚意’，借以针砭积弊很久的学界，实在是让大家受惠无穷！”
你对于时弊的观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又准备如何去救治呢？但不管怎样，你把我的想法，用一句话就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还能对你再说什么呢？关于诚意的主张，原本是圣人教人用功的首要大事，但后来的人却把它看成次要的事情，所以，我才把诚意特别提出来，并不是我个人所能独自提倡的。
◎来信说：“很担心立论过于高阔，用功过于便捷，后学门生递相师传，产生谬误，不免堕入佛家明心见性、定慧见悟的机锋，难怪一般人听了您的主张会有疑问。”
我的格物致知、诚意正身的观点，是针对学者的本心与日常做事而言，体察研究、躬身力行、实地用功，这需要经历多少阶段，包含多少积累啊！这刚好与空虚顿悟的观点相反。听说我主张的人，有的根本就没有成为圣人的志向，又没有仔细考察其中的详情，所以才产生怀疑，也不足为怪。像你这样聪明之人，本当一说即明，却也认为立论过高，用功过捷，是怎么回事呢？
◎来信说：“所谓知行并进，不应区分先后，这也就是《中庸》提到的‘尊德性’（推崇德行）和‘道问学’（以道贯穿问学）的功夫，是互相存养、互相促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的。但是，功夫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之分。例如，知道了食物才会去吃，知道了汤水才会去饮，知道了衣服才会去穿，知道了道路才会去走；还没见过这个物，就先有了这个事，这种情况好像不会发生。这也是毫厘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说，要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会去实行。”
既然讲“互相存养，互相促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那么，知行并进的主张也应毫无疑问。又说“功夫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之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知道了食物才去吃，诸如此类的例子，尤其明白易懂，只是你被现在流行的看法蒙蔽了，自己没有察觉。
人一定是先有想要吃的心念，之后才能知道进食。想吃的心念就是意，也就是行的开始。食物味道的好坏，必然放入口中才能知道，哪有未入口就能知道食物味道的好坏呢？必有想行走的心，然后才知道路，想行走的心就是意，也就是行的开始；路途的坎坷曲折，需要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哪有还没有亲身经历就先知道路途的坎坷曲折呢？知汤才饮，知衣才穿，依此类推，没有什么疑问的。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就成了还没有见这个物就先有这个事了。你又讲：“这也有毫厘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说要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实行。”这种说法也是省察不够精确。但即使按照你的思路，也可以推论出知行合一，是断然不可怀疑的。
◎来信说：“真正的知是能够实行，不实行就不足以称为知。这是向学习的人指出了切实的要紧方法，一定要亲自去践行。但是，如果强调践行就是真知，我担心学习的人就会专求本心，从而遗忘了去探究事物的天理，这样，就会有偏颇、不通达之处。怎么样才是圣门知行并进的成功方法呢？”
知的切实实行之处，就是行；行的明晰精察之处，就是知。知行的功夫，原本不可分离。只因后世学者把知行分为两部分下功夫，忘掉了知、行的本体，为了补救这个误导，才有知行合一并进的主张。真知就是能够去行，不行不足以称为知。就像你来信所讲，知食才吃等例子也可说明，这一点在前面已简要谈到了。这虽然是为了挽救时弊而提出来的，然而，知行的本体原本就是如此，并不是用自己的意念来加以抑扬，将就着提出观点，以求一时的效用。专求本心，而遗忘了事理的探求，这就是失去了本心。因为事理不在我心之外，在我心之外去寻求事理，也就是没有事理了。遗忘了事理反求我心，我心又是什么呢？
心的本体是性，性就是理。因此，有孝敬双亲的心，就有孝敬的理；没有孝敬双亲的心，也就没有孝敬的理。有忠诚国君的心，就有忠诚的理；没有忠诚国君的心，也就没有忠诚的理。理岂能在我心之外？朱熹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他把心与理一分一合来讲，不免有启示学者把心、理当两物来看待的弊端。所以，后世才有专求本心而忘掉了事理的弊端。正因为不明白心就是理，而去心外寻求事物之理，才有偏颇而不通达的地方，也就是告子为什么说义在心外，而孟子认为告子不理解义的原因。
心只有一个，就恻怛之心而言，即称为仁；就心的合理而言，即称为义；就心的有条理而言，即称为理。不可在心外寻求仁，不可在心外寻求义，怎么可以在心外寻求理呢？去心外求理，就是把知行当作两回事。在我心中求理，正是圣门知行合一的主张，对此，你认为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
◎来信说：“先生注释《大学》旧本，认为致知是获得本体的知，这与孟子‘尽心’的说法相符合。但是，朱熹先生也用虚灵知觉来审度人心，并认为，尽心是因为知性，致知依赖于格物。”
“尽心是因为知性，致知依赖于格物”，这句话是正确的。然而，仔细推敲你话中的意思，你这样说，是因为还未理解我所说的致知。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尽心、知性、知天”是格物、致知，“存心、养性、事天”是诚意、正心、修身，“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不论寿命是长是短，都不改变态度，只是修身养性等待天命），是知和仁都到了极致，是圣人的事情。
我的看法，与朱熹先生正好相反。“尽心、知性、知天”，属于“生知安行”（生而知之，并出于本愿从容实行的事），是圣人的事；“存心、养性、事天”，属于“学知利行”（透过努力学习不断有所觉悟，并不断修正自己行为的事），是贤人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指的是“困知勉行”（不断在克服困难中求得知识，有了知识就勉力实行），是普通人的事。怎么能简单地说“尽心知性”是知、“存心养性”是行呢？你听到我这么说，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不可置疑的事实，且让我一一为你解释明白。
心的本体是性，性的本源是天。能尽自己的心，也就是能尽自己的性。《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说：“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这些唯有圣人能做到。因而说，这是“生知安行”，是圣人的事情。
存养内心，是因为还不能充分穷尽内心，所以必须加以存养的功夫。存养内心久了以后，到了不需再存养而自然无时不存养的时候，才可以说是尽心。“知天”的“知”，如同“知州”“知县”的“知”。知州，就是一个州的事都是自己的事；知县，就是一个县的事都是自己的事。“知天”，就是与天合而为一。“事天”就好比儿女侍奉父母，大臣侍奉君主，还是把人与天分开为二了。天赋予我的，是心和性。我只能保留而不能丢失，只敢养护而不敢伤害，犹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般。所以说，学知利行，是贤人的事情。
至于“夭寿不贰”，与存养内心的人又有区别。存养内心的人，虽然不能穷尽自己的心，但他已经一心向善，即便有时疏忽，也只要继续加以存养便好。现在你要求人“夭寿不贰”，这是以“夭寿”把心一分为二了。用夭寿把心分为二，说明向善的心还不能专一，连存养内心还做不到，尽心又从何说起呢？现在要求大家不要因为寿命的长短而改变行善的心，这好比说死生夭寿都是命，我只要一心向善，修养自身借以等待天命而已，这是由于平素不知道有天命的存在。“事天”虽把人和天分开为二，但已真正知道了天命之所在，人只要恭敬地顺应天就够了。说到等待天命，就是还不能真正知道天命之所在，还在等待，因此说“所以立命”。立是“创立”的立，宛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的立。大凡说立，均为从前没有，现在才建立的意思，亦即孔子所谓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因此说，困知勉行，是还需要学习的普通人的事。
如今把“尽心、知性、知天”看成格物致知，使得初学的人，还没有专注于内心，就马上被命令去做圣人做的生知安行的事，就像捕风捉影，让初学者的心茫然不知所措。这就难免会有“率天下而路”（带领着天下人走向败坏）的后果。今天社会上致知格物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了。你所讲的重视外在知识而忽略内在修养，虽知识广博却不得要领，不也是错误的吗？这正是学习修行的关键之处，这个地方一出差错，就会无处不出差错。这正是我之所以甘冒天下之非议与嘲讽，不顾身陷罪戮，仍唠叨不停的原因。
◎来信说：“听说先生您对学生讲过，朱熹先生的‘即物穷理’也不过是玩物丧志。又将朱熹关于‘厌繁就约、涵养本原’等几种主张特意提出来，让学生留意，并把这些称为朱熹先生的晚年定论，只怕事实不是这样的吧。”
朱熹先生所谓的“格物”，就是指在事物中穷究事物的天理。即物穷理，是从各种事物中寻求其原本的天理。这是用我的心到各种事物中去求理，如此就把心与理分开为二了。在事物中求理，好比在父母那里求孝的理。在父母那里求孝的理，那么，孝的理究竟是在我的心中，还是在父母的身上呢？如果真在父母身上，那么，父母去世后，孝的理在我心中不就消失了？看见孩子落在井中，必有恻隐的理。这个理到底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我内心的良知上呢？或许不能跟着孩子跳入井中，或许可以伸手来援救，这都是所说的理。这个理到底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处于我内心的良知呢？从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出，各种事物的理都是这样。这就明白了，为什么把心与理一分为二是错误的。把心与理分开为二，是告子以义为外的主张，正是孟子竭力反对的。
重视外在知识而忽略内心修养，知识广博却不得要领，既然你已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又对我的说法有所质疑呢？我说“即物穷理”就是玩物丧志，难道不对吗？我讲的致知格物，是将我内心的良知落实到各种事物之中。我内心的良知，也就是所说的天理。将我内心的良知、天理落实到各种事物之中，那么，各种事物都能得到理了。落实我内心的良知，即为致知。各种事物都得到理，即为格物。这是把心与理合二为一。将心与理合二为一，那么，前面我所讲的内容，还有朱熹先生晚年的学说，都不言而喻了。
◎来信说：“人心的本体，原本没有不明的。但受了气的束缚和物的蒙蔽，很少有不昏暗的。如果不是通过学、问、思、辨来深谙天下之理，那么，善恶的起因，真伪的分别，就不能知晓，就会肆意放纵，它所产生的危害将不可言表。”
这番话大体上似是而非，因袭了从前的错误说法，不能不加以辨明。学、问、思、辨、行，都是学习的方法，没有学而不去实行的。例如学孝，就必须服侍赡养，躬行孝道，这才能被称为学孝。怎么可能凭着空谈就可以称为学孝呢？学射箭就必须张弓搭箭，拉满弓以命中目标。学写字，就必须备好笔墨纸砚。天下所有的学，没有不去实行就能称为学的。所以，学的开端也就是实践。笃，就是敦实笃厚的意思。已经实行了，就要敦实笃厚地实行，就是持续不断地下功夫。学习，一定会有疑惑，有疑惑就有问，问就是学，就是行。问不能没有怀疑，有怀疑就有思，思就是学，就是行。思也不能没有怀疑和疑惑，有疑惑、有怀疑就有辨，辨就是学，就是行。能够明辨，能够慎思，能够审问，能够学习，还要持之以恒地下功夫，这就叫作笃行。并不是说在学、问、思、辨之后，才肯着手去行。
因此，以能够成就事情而言，称为学；以能够解除困惑而言，称为问；以能够通晓事物的道理而言，称为思；以能够精细考察而言，称为辨；以能够踏踏实实地践行而言，称为行。分析它们的功用，有五个方面；综合它们所干的事，其实只是同一件事。这就是我讲的心、理合一为本体，知行并进是功夫的观点，也正是我和朱熹先生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你只举出学、问、思、辨来穷究天下之理，却不讲笃行，这样是反认学、问、思、辨为知，而认为穷理是不需要践行的了。天下哪有不实行而学习的？哪有不实行就可以称为穷究天理的？程颢先生说：“只穷理，便尽性至命。”因此，必须行仁达到仁的极致，之后才能说穷尽了仁的理；行义达到义的极致，之后才能说穷尽了义的理。行仁达到仁的极致，就能尽仁的性；行义达到义的极致，就能尽义的性。学已经能穷尽天理到这个地步，却还未落实到行动之中，天下哪有这种事呢？因此，知道了不去实行，就不能称为学，知道了不去实行，也不可以看作穷究天理；也就是说，知行是合一并进的，不可能把它们分为两件事。
万事万物的理，不在我心外。而一定要说穷尽天下的理，是认为我内心的良知不足，而非要向外寻求万物的道理，以弥补内心的不足。这仍然是把心与理分而为二了。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虽有人资质低下，要付出比别人多百倍的艰苦努力，但慢慢扩充到了极致，到了尽性知理的地步，也不过是尽我自己内心的良知而已。良知以外，还能再添加分毫吗？现在，一定要说穷尽天下的理，却不知道要返回到内心寻求，那么，你所说的善恶的起困、真伪的分别，摒除了我内心的良知，又将如何体察呢？你所说的气的束缚与物的蒙蔽，正是被“穷天下之理”束缚和蒙蔽罢了。今天，要改正这一毛病，不知在内心做功，却想向外寻求，如同眼睛看不清，不去服药调理来治疗眼疾，反而到身外盲目地寻找光亮，试问，光亮如何能找到？肆意放纵的坏处，也是因为不能在人心良知上仔细究察天理。这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不得不辨别清楚。还要请你不要认为我讲得太严厉了。
◎来信说：“您教导学生去致知明德，却又劝诫他们不要即物穷理，如果真的让糊涂的人深居端坐，不听教导和劝诫，就能够达到实现良知和明白德行的境界吗？即使他在安静中有所觉悟，稍稍体悟到了本性，那也都是一些禅定智慧，没有多大用处的见解。难道真的能知晓古今，通达事变，在安邦治国中派上用场吗？您说过，‘知是意的本体，物是意的作用’，‘格物，就是格掉自己心中不纯正的东西’。这句话虽有高超的悟性，独到且不落俗套，但恐怕与道不吻合吧。”
我说的格物致知，正是为了穷尽天理。我并没有告诫别人不要去穷尽天理，而只让他们深居端坐，无所事事。如果说“即物穷理”就是前面所说的，只是向外追求知识而忽略了内心修养，那么这个“即物穷理”就是错误的。糊涂的人，如果能随时随物省察人心中的天理，发现本有的良知，那么，再愚笨也会变得聪明，再柔弱也会变得刚强，最终，就能够确立起最根本的本体，走在最终极的道路上；九经之类，也就能一以贯之而无遗漏，还用担心他没有安邦治国的能力吗？那些只谈空虚寂静的人，正由于不能在事物中省察人心的天理，以发现本有的良知，因而抛弃了伦理，并以寂灭虚无为平常；所以，他们不能治理好家庭、国家及天下。谁说圣人的穷理尽性也有这个弊端呢？
心为身的主宰，而心中的虚灵明觉就是固有的良知。虚灵明觉的良知因感而发的时候，就称为意。有知才有意，没有知也就没有意。知难道不就是意的本体吗？意的作用，必有相应的物。物，亦即事。比如，意用于侍奉亲人，侍奉亲人就是一件事物；意用于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一件事物；意用于读书，读书就是一件事物；意用于断案，断案就是一件事物。只要是意作用的地方，总会有物存在。有这个意，就有这个物。没有这个意，也就没有这个物。物难道不是意的作用吗？
“格”的意思，有作“至”解的。比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需用“至”来解。然而，到文祖庙前祭祀，必须纯孝虔敬，对人间和阴府的理，无一不晓，然后才为格。有苗氏的愚钝，只有先实施礼乐教化，然后才能格，因此格也有“正”的意思，不能简单地用“至”义完全涵盖它。例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的“格”，都是纠正不正以达到正的意思，此处就不能用“至”来解释了。《大学》中的“格物”，怎么知道不能用“正”而非得用“至”来解释呢？若用“至”的意思，必说“穷至事物之理”，然后这种解释才说得通。但如此一来，功夫的关键全在“穷”字上，用功的对象，全在“理”字上。如果前面删去“穷”，后面删掉“理”，直接说“致知在至物”，能通吗？
“穷理尽性”是圣人早有的教诲，在《易经·系辞》中有所记载。如果“格物”的含义就是“穷理”，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而一定要来一个转折，使语意不完整，导致后来的弊端呢？《大学》的“格物”和《易经·系辞》的“穷理”大义虽近，但还有微妙的区别。穷理，囊括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所以，只要说到穷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全含在其中了；但说到格物，就必须再说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格物的功夫才会完整而严密。现在片面地举出格物，说这就是穷理，这是只把穷理看成知，而认为格物没有包括行，不仅不能得到“格物”的本义，连“穷理”的含义都失去了。后世的学习者，之所以把知、行分成前后两截，使知、行愈加支离破碎，而圣学日益残缺暗淡，根源就在这里。你大约也因袭了这一主张，认为我的观点与道不相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
◎来信说：“先生，您说所谓致知的功夫，就是怎样让父母冬暖夏凉，怎样恰当地奉养父母，也就是诚意，不是另外又有所谓的格物，这恐怕不是很对吧。”
你这是在用自己的想法来猜度我的主张，我并未这样和你说过。如果真的如你所说，又怎能说得通呢？我认为，想让父母冬暖夏凉、想让父母奉养恰当，这只是意念，还不能称之为诚意。一定要切实实行了温凊父母、奉养父母的意念，并且在做的时候感到愉快而没有违心的感觉，这才叫诚意。知道如何使父母做到冬暖夏凉、奉养得宜，这只是所说的知，而非致知。必须切实运用使父母冬暖夏凉、奉养得宜的知识，并切实做到了，才能叫作致知。使父母冬暖夏凉、奉养得宜之类的事，就是所说的物，并不是格物。对于冬暖夏凉的事，完全依照良知所了解的方式来实行，没有分毫保留，这才能称为格物。使父母冬暖夏凉，这个物“格”了，然后方知使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才算是“致”了；奉养得宜，这个物“格”了，然后方知奉养得宜的良知才算是“致”了。因此，《大学》才说：“物格而后知至。”致那个知道使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然后使父母冬暖夏凉的意才能诚；致那个知道奉养得宜的良知，然后奉养得宜的意才能诚。因此，《大学》又说：“知至而后意诚。”以上这些就是我对诚意、致知、格物的阐释。你再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不会有疑问了。
◎来信说：“道的大原则，一般人都很容易理解，就像您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懂得。至于那些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有毫厘千里的差别了，必须学习过之后才能明白。就‘温凊定省’（冷的时候让父母不受冻，热的时候让父母凉爽；早晚向父母请安，让他们安心）上说孝，现在的人谁不知道？至于舜没有向父母禀报而娶妻，武王没有安葬自己的父亲就去讨伐纣王，曾子赡养父亲是遵从父亲的意愿而曾元赡养父亲只是让他活命，父亲用小杖打就应该承受，用大杖打就应该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异常、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然后人心的本体才能不被蒙蔽，遇事才不会出差错。”
“道的大原则，一般人都很容易理解”，这句话是对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后来的学习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的道而不去遵循，却把难以明白的东西作为学问，就像孟子说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答案就在你身边却非要到远方去寻求，事情本来很容易却非要用困难的方法去做）。孟子又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圣道就像大路，难道很难认知吗？只是人们不愿意去探求而已）。”再愚笨的人，也和圣人一样，具有良知良能；但只有圣人能致良知（践行良知），一般的人却不去践行。这就是一般人和圣人的差距。细节、条目等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圣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只是圣人不会专门把它当作学问罢了。
圣人所谓的学问，只是致其良知以精察心中的天理，这与后世所谓的学问大相径庭。你还没有认真地去致良知，却忙着为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发愁，这正是把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的弊端。良知对于随时变化的细节、条目等等，犹如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细节、条目等等随时变化，具有不可测定性，就像方圆长短，也是不可穷尽的。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是方是圆就会十分清晰，而天下的方圆也就没有尽头；尺度一旦制定，是长是短就十分清晰，而天下的长短也就没有尽头；良知能够践行实现了，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显露无遗，而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毫厘之差所导致的千里之谬，不在我们内心良知的细微处研究，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这如同不用规矩却要确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在我看来这是荒谬的做法，只会劳而无功。你说“就‘温凊定省’上说孝，谁都知晓”，但是，真正能践行实现孝道的人却很少很少。
如果说大略地知晓温凊定省的礼仪，就说是能够实现孝道的良知，那么，只要是知道君主应该仁爱的人，都可说他能实现仁的良知，知道臣子应该尽忠的人，都可说他能实现忠的良知；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人不能实现“致良知”呢？因此，“致知”必须体现在行动上，没有行动就不是“致知”，这是很明白的。
“知行合一”这个概念的核心，不也就更清楚了吗？至于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就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舜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起兵打仗，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就有了不葬而起兵打仗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武王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如果舜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武王不是真心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打仗，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后世的人不肯尽力致良知，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反而去空谈一些反常的事，并把它们作为处理事情的原则，以求得处事时没有过失，这样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他说的几件事，都可依此而类推。那么，古人有关“致知”的学问，就会完全明白了。
◎来信说：“先生您认为《大学》中‘格物’的意思是专门探求本心，这勉强可以解释得通。六经、四书所讲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清楚表明要在处事和辩论中探求获取。下功夫的名目顺序是不能紊乱的。”
有关格物的含义，前文已作了详细阐述。“牵强附会”的批评，已不必再多作解释。至于说到多闻多见之类，都是孔子针对子张而说的。子张好高骛远，认为只有多闻多见才是学问，而不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去探求，来彻底解决自己的疑问。因此，子张的言行难免有埋怨和悔恨，而所谓的见闻正好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所以，孔子的话是为了纠正子张的毛病，而不是教导子张把“多闻多见”当作学问。孔子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大概有一种人，懂得并不多，却凭空乱说、胆大妄为，我不是这种人）。”这句话与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意思相近。这表明人的德行良知并不来自多见多闻。至于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说的不过是专门探求见闻的细节，是次要的事情，所以，孔子又说：“知之次也。”把见闻方面的知作为次要学问，那么，所谓的主要学问是指什么呢？从这里可以看圣人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子贡啊，你认为我是多学多识的人吗？不是的，我只不过是贯穿了忠恕之道的人罢了）。”如果良知真的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子贡说呢？“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是什么？《易经》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假如目的是为了积累德行，那么，更多地了解圣人的言行，难道不是积累德行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所谓“好古敏求”，就是热爱古人的学问而又勤奋敏捷地探求心中的天理。心就是天理。学，就是学习这个本心。求，就是探求这个本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像后来的人，把广记博诵古人的言词当成热爱古人的学问，却又念念不忘追求功名利禄等外在的东西。
关于“博学审问”，前文已讲得很是详细。“温故知新”，朱熹先生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的范畴。德行岂能向外寻求？“知新”必经由“温故”，“温故”才可“知新”。领悟了已经发生的，才能明白正在发生的以及还没有发生的。这也说明知行并非两回事。
“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再返回到简单的表达，如果不是为了“以反说约”，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舜的爱思考、好观察，就是中正平和，使得他的心纯粹极致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实践、抛弃过论说呢？但实践和论说，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都是为了要实现本心中的良知，而不要像有些人那样只把夸夸其谈当作认知，把认知和实践看作两件事，从而以为用功的名目有先有后。
◎来信说：“杨朱和墨子的实行仁义，乡愿的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武王、项羽的放逐和杀戮，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摄政，这些事情繁琐而无从考证，不知道该听谁的，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况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没有鉴察识别，如果国家要修明堂、建辟雍（学校）、制历律、行封禅，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论语》中的‘生而知之’，就是义和理。比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诸如此类，也要等学习之后才能验证其是否可行。这个说法一定是不会错的。”
你所讲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区别，和前面说到的舜和武王的事情大致相近。你对于古今事变的疑惑，我在前面讨论良知时，已经以规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说明了，这里无需多说。
至于说到修明堂、建学校之事，好像不能不多讲几句。但这些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我姑且暂就你所说的加以讨论，也许能减少一点你的困惑。关于明堂与学校的记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和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六经与四书中，没有详细的记载。难道吕不韦和汉代学者郑玄的知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要渊博吗？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毁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周朝的明堂应该是完好无损的。尧舜远古之时，用茅草盖房屋、垒土作台阶，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碍他们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模样，但不能把周幽王和周厉王从天下大乱里拯救出来。为什么呢？难道这不正好说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周厉王以蛇蝎心肠来实施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武帝曾经和大臣重新探讨明堂之事，武则天毁掉乾元殿修建明堂，他们治理国政的效果又怎么样呢？君主建的学校称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泮宫，都是根据地形而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都是以倡明人伦纲常为核心，至于它的样子像不像璧环，是否建在泮水边，都不重要。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礼又怎么样呢？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乐又怎么样呢）？”制作礼乐，必须有中和的德行；只有以声为音律，以身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礼作乐，其他像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因此，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行礼过程里的具体事项，则由有关官员来安排）。”尧命令羲、和遵从天道，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把握时间，而重点在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务农的时间。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重点则在于安排好七种政事。这都是念念不忘用仁爱的心来养育教化百姓。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就在于此。羲、和在历法、数学方面的才华，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未必能有；即使尧、舜有大智慧，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什么都懂，也不一定能从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了现在，依照羲、和的方法，加上世世代代的修习积累，即便是一知半解略有小聪明的曲人，甚至鄙陋的江湖术士，也能正确推算节气、占卜天象。难道是这些一知半解、浅陋的人反而比尧、舜、禹、稷还要贤明吗？
封禅之说尤其荒诞不经，这是后世的奸佞之徒为了讨好献媚皇帝而夸大其词、迷乱君心、浪费国力。这种欺天惑人、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是不屑于谈论的，这也正是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你却认为这是儒生应学的，只怕有欠考虑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生而知之，而朱熹先生在《论语集注》中引尹氏话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如果礼乐名物之类真的与成圣的功夫相关，而圣人也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那么，圣人也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并不包括礼乐名物，因此礼乐名物之类的事物，和成为圣人的功夫没有什么关系。
之所以说圣人生而知之，是就义理而言，并非就礼乐名物而言；那么，学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学这个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在困难中学这个义理罢了。现在的人，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通晓的义理不去学习掌握，却一味去寻找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并把它们当作学问，这不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吗？以上这些，都是针对你的困惑稍稍加以阐释分析，还没有从根本上去厘清问题的所在。
正本清源的学说一天不倡明于天下，那么，天下向圣人学习的人，将会感到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复杂。甚至于沦为禽兽、夷狄之类，还自以为在修习圣人的学问。不从根本上正本清源，那么，即使一时理解我的主张，也还是刚解开西边的冰冻，东边又结冰了，也还是问题此起彼伏，疑惑接踵而至。我即使唠叨不停，甘冒一死，也丝毫不能拯救天下。
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他看全天下之人，并无内外远近之别，凡是有生命的，都是他的兄弟儿女，都要教养他们，并让他们有安全感，以实现他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念。天下平常人的心，起初与圣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被自我的私心迷惑，受到物欲的蒙蔽而阻隔，天下为公的大心变成了为自己的小心，通达的心变成了有阻碍的心。人们各自有自己的私心，甚至有人把父子兄弟看作仇人。圣人忧虑这种情况，所以推广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来教育天下，让每个人都能克制私心，剔除蒙蔽，借以恢复人们原本共有的本心。圣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尧舜所传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天地自然之心非常精妙，要专注于这个心，不偏不倚）。教育的具体内容就是大舜命令契教化天下的五个方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尧、舜与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学的只有这些。其时，人们没有不同的看法，户户没有不同的习惯，能自然做到这些的就称为圣人，能努力做到这些的就称为贤人。违背这些的，即使聪明如丹朱，也称为不肖之徒。即使在街巷田野之中，从事农工商的人，也都纷纷学习这些内容，把努力完善自己的品德当作第一要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纷繁的见闻、繁复的记诵、糜滥的词章及对功利的追求，而只是孝敬父母、敬重兄长、诚实待友，恢复人心中所共有的良知。这些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并不是从外而求来借来的，又有谁不能做到呢？
在学校里，也主要是培养人的品德。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治理水土和种植，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在学校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才能，并依据德行让他们担任某一个职务。领导者只需要让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努力使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用人的时候只考虑被任用的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不以地位的高低来分出轻重，不以职业种类来分出好坏。作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若自己的才能适宜，即便终身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丝毫不感到辛苦，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这个时候，全天下的人都幸福快乐，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其中资质较差的人，就安心从事农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奋，相互为对方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好高骛远的念头。才能优秀的人，如皋、夔、稷、契等，就出仕当官，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国事就像家事，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互通有无，有的制造器物，大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纷纷献计献策，以实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愿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有所怠慢，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
所以，稷勤勉地种庄稼，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把契的擅长教化看成是自己的擅长教化；夔主掌音乐，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把伯夷的通晓礼仪看成是自己通晓礼仪。他们心地纯洁明亮，能够彻底实现万物一体达到仁的境界。因此，他们的胸怀宽广、志气通达，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拿、脚行，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服务于自身的。眼睛不因为没有耳朵的灵敏而感到羞耻，但在耳朵听时，眼睛一定会辅助耳朵；脚不因为没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羞耻，但在手拿东西时，脚也必定向前进。由于人体元气周流充沛，血液畅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觉到，并有神奇的反应，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之所以圣人的学问至简至易，易知易从，容易学会，容易成才，正是因为它把恢复人心本体所共同的义理当根本问题，而非只注重有关知识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后，圣学衰败而邪说横行，教的人不再教圣学，学的人不肯再学圣学。行霸道的人，偷偷用和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知识技能来满足私欲，天下的人还纷纷崇拜他们，圣人之道就荒芜阻塞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效法，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富强的技巧、倾诈的阴谋和攻伐的战略，以及一切瞒天过海、得逞一时获取功利的手段，比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种人，简直数不胜数。时间久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掠夺，祸患无穷；人与禽兽、夷狄几乎没有两样，连各种霸术也行不通了。
于是，世上的儒者（知识分子）感慨悲痛，他们搜寻从前圣王的典章制度，在焚书的灰烬中拾掇修补，想要恢复先王的仁道。但是，距离圣学的时代太遥远了，霸术的广泛流传已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是贤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术的影响。这些儒者对圣学加以宣扬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然而，他们所作的努力反而扩大了霸术的势力范围，甚至连圣学的踪影都不见了。于是，产生了训诂学，为了名誉而去传授讲课；产生了记诵学，为了显示博学而谈论不休；产生了词章学，为了文采华丽而铺张夸大。这些人沸沸扬扬，竞相在天下争斗，不知道有多少家！
面对流派众多，人们无所适从。世上学习的人，如同走进了百戏同演的剧场，处处都是嬉戏跳跃、竞奇斗巧、争妍献笑之人，观看的人瞻前顾后，应接不暇，致使耳聋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里胡乱转悠，乐不知返。他们仿佛精神失常，连自己的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了。这个时候，君王们也沉迷于这类学问，终身从事无益的虚文，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什么。有时，有人认识到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想有所作为，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像春秋五霸那样富国强兵、建功立业、追逐功名的霸业而已。
圣人的学问，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晦暗，而功利的习气，却一天比一天兴盛。这中间，虽然也有人推崇佛家和道家，但佛家和道家的学说最终还是不能消除人们的功利之心。虽然也有人试图综合儒家的各种主张来调和折衷，但儒家的各种主张最终也不能破解人们的功利之见。今天，功利的流毒，已深深渗透到人的灵魂里，积习成性，已有几千年之久。
人们在知识上彼此炫耀，在权势上彼此倾轧，在利益上彼此争夺，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声誉上彼此竞取。那些从政为官的人，主管钱粮还想兼事军事刑法，主管礼乐还想兼事官员选拔；身为郡县长官，还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为御史，又窥视着宰相这一要职。本来应该是不能做某件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但实际上，记诵的广博，恰好滋长了他们的傲慢；知识的增多，恰好让他们去为非作歹；见闻的广泛，恰好使他们恣意狡辩；辞章的华丽，恰好掩饰了他们的虚伪做作。因此，皋、夔、稷、契不能兼做的事情，现在刚入学的小孩子都想通晓他们的主张，穷尽他们的方法。他们打出的幌子，都是为了什么天下共同的事业，但真正的意图，却是以此为幌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实现他们的私心。
唉！以这样的积习，以这样的心志，又讲求这样的学问技能，当他们听到我说的圣人的教诲时，就把它当成累赘和迂腐的学说了；他们认为良知并不完美，认为圣人的学问是无用之术，这也是必然的了。
唉！生活在这样时代的知识分子，又怎么能求得圣人的学问？又怎么能讲明圣人的学问？知识分子生在这样的时代，以修学为志业，不也是太劳累、太拘泥、太艰难了吗？唉，真可悲啊！万幸的是，心中的天理始终不会泯灭覆没，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那么，听了我所讲的正本清源的主张，有识之士，一定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就像江河决堤，河水势不可当！如果没有豪侠之士自觉勇敢地奋起，我还能寄望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