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术馆（也称高尔基博物馆），是那种体现苏维埃理想的产物，它们是为工农享受文化生活而建造的，庞大，简陋，不讲究细部，票价便宜，开放时间长，里面的作品参差不齐，有些可能出于业余爱好者之手，甚至不如文化公园大街上的油画。管理人员疲沓、散漫，脸上没有笑容。我想买一个彼得大帝的纪念币，柜台内两个服务小姐只管自己说话，爱答不理的样子，对待观众，她们永远有一副当家做主的姿态。同样，晚上我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剧场看《胡桃夹子》，大厅宽敞，但装饰单调，一踏进里面就有了与大歌剧院完全不同的喧闹，人们的衣着也明显不如那里的正式。后来我才知道，今天是一家机关包场，所以拖儿带女，洋溢着一种贫困的欢乐。今晚的舞蹈明显跳得不如《吉赛尔》，但孩子们很兴奋。这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大歌剧院的华灯、红地毯、礼服，有点脱离民众的冷漠，它是那些自视其高和附庸风雅者的展示，是一群有某种优越感的人的自我证明，除了少数艺术崇拜者以外。
革命最初的理想是不仅让劳苦大众获得土豆、牛肉，还能享受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但关于什么是优秀的文化遗产，必须受到革命的检验。而革命是以巩固政权为其目的，只有那些调子高昂、欢乐，对旧制度、旧传统否定的、批判的作品才能被奉为优秀，革命以它唯一的标准对人类所有的艺术进行注释，革命要对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已被人们接受的文化传统给予渗透与斧正。当我在大歌剧院幕间休息时，细细欣赏这座老欧洲建筑的精致与美丽时，忽然发现那红色丝绒幕布上与金色花纹绣在一起的是无数个镰刀锤子的图案，而幕顶的墙上画着列宁的头像。我忽然感到很不舒服，那不仅仅是审美上的不协调，而且是把革命庸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拙劣、粗暴地葬送了革命。
莫斯科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苏维埃遗留下来的制度文化，它的宣言，它的各种符号，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意识中；另一种是从彼得大帝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它的建筑，它的艺术，它的宗教和上层生活方式，它们像江海分界时那样交融在一起，但色彩十分鲜明。我似乎不能完全认同某一种颜色，或者说每一种颜色都有我偏爱的部分。傍晚时候，在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战争烈士墓前的长明火前，看到一对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与胸前别着玫瑰的新郎在燃烧的火前合影留念，心里为之感动。但当旁人告诉我，这里的火快要灭了，就像列宁的墓可能要迁走一样，我又觉得这与看到大歌剧院幕布上的镰刀锤子一样不舒服。这种带有某种意味的举动，往往是拙劣的，不自然的。但我又期望在大歌剧院与普希金博物馆这样的环境里漫步，看那里人们的微笑。我喜欢莫斯科所有那些十七世纪以来的建筑，包括教堂；喜欢那些在《吉赛尔》散场后，用白布把雕花长廊仔细遮盖起来的不紧不慢的老人，和那些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油画前久久凝视的男人、女人。我对那些经历了年代那么久远的动荡、变革、蒙辱后仍然顽强表现出来的东西不能无动于衷。我想它们是一柄漂亮的宝剑，曾折戟沉沙，但愿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候，人们能以内心默契的、欣赏的态度接受它们，而不要重又把它们当作挥洒沙场的武器。
1993年10月20日 多云 一个善良的美国人
今天，我们在移民局登记处认识了一位叫杰米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善良、软弱、内向的知识分子。
我们是看到了电视台发布的新规定：所有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必须到附近警察局去登记，然后再重新补入境签证，伊琳娜听到消息后用车把我们带到这个破旧的签证处。那里已等着许多不同肤色的人，脸上都愁云密布，杰米就排在我们旁边，他怯怯地问：“为什么要这样？会出什么事吗？”他是俄亥俄州大学的农业教授，三十五岁，头发有点卷，棕色的脸上戴一副眼镜，人稍稍发胖。他是应独联体国家的邀请来帮助种地的，因从没来过莫斯科，特地转道来这里，想玩几天直接回家。飞机一抵机场，旅行社的车子不由分说就把他接到一个叫宇宙hotel的地方，说美国人都住这里，每晚155美元，除了睡一觉，没一点enjoy。杰米说：“今天一早通知我要去移民局办证，我怕得要死，不知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安慰他，这是戒严期间的特殊情况，没有关系的。他瞪着眼睛摇摇头，显得痛苦、无奈。
中午十一点，签证处休息，说要下午三点才办公，我们只得上街吃午饭。伊琳娜要杰米一起去，杰米死死站着，说他一点不饿，要等开门。伊琳娜说他太傻，硬拖着他去。
我们去附近一家类似于中国的小饮食店用餐，一人一份：俄国馅饼，土豆牛肉汤，一个小面包。汤是半冷不热的，牛肉寥寥无几，盘子很旧，铝制的小匙有的已变了形。我们替杰米买了茶和面包，他喝了半杯，吃了一口面包，就又哭丧着脸发呆。他说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快回到妻子和三个孩子身边，他说这个国家太可怕，美国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又说，本来是想这个时候（指十月事件）来看看才有意思，所以延长了五天签证，现在真后悔。当他听说我从中国坐了六天七夜火车来莫斯科时，摇着头说：“我不行，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这样说，我不无自豪，但我心里在说，如果我住得起155美元的饭店，我也许不会受这份苦，至少不会第二次。
吃完饭，时间还早，我们说到街上走走。杰米说，不，他一定要到签证处去等着，否则，Can't do anything（做不了任何事情）。
等我们逛了一圈回来，只见杰米耷拉着脑袋靠在墙上，一动不动。他说护照已被收进去，工作人员让他等到五点。
“我不知我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要这样对我。”杰米反复咕哝着的就是这几句。
陈丹燕笑嘻嘻地对他说：“没事的，你别怕，人人都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其实我想，只有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才能适应这样的处境。杰米看上去就像等着判刑似的不安和痛苦，这两个小时，对他简直是折磨。旁边还有一位瑞典姑娘在哭，她想从莫斯科去圣彼得堡看一个朋友，但没有邀请，里面不给签证。所有西方的游客都显得特别焦虑、怨愤。我们虽然也有点烦排队，但显然内心比他们坚强。它使我想到人的手，一双经过磨炼的有老茧的手是不怕粗糙甚至火烫的，我们的心都已经结了茧。
俄国人也一样，伊琳娜在这点上丝毫没有感到在外国人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她拿着自己新出版的书，以著名作家的身份进去与签证官员说情，希望让我们早点办手续。我和陈丹燕对她说，只要能顺利办妥，送她点礼物也行。伊琳娜点点头，于是我们在护照里夹了一条真丝围巾，但那位“坚持原则”的签证官婉言谢绝了。她态度和蔼地说：“你们电视都看了吗？这是最新的规定，今天来不及了，你们可以明天再来办。”我们十分尴尬。
这时，杰米笑着走过来，他扬着手里的护照说：“全办妥了。”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话说得很快，像孩子一样，他说他很想请我们吃晚饭。伊琳娜却拉杰米一起到她家去喝酒，说要庆祝一下。
伊琳娜驾车驶过一家食品店时，她停下要杰米与她一起去买东西。她让美国人买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自己买了些饼干、小罐头和包装极差的糖果。回来她煮了一大锅自己做的果子酒，然后让游小燕做中国面饼。前几天早餐时，她尝过小燕做的饼，很喜欢，但因节食，不敢多吃。这会儿，她又把我们拖进她的工作室，看一部介绍她外祖母的录像片。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白俄歌唱家长得很美，拍过电影。她保存了外祖母一百年前灌的唱片，外面有羊皮套子套着，还有一个老梳妆箱。当录像放到这些实物时，伊琳娜就把它们拿出来给我们看。杰米有点不耐烦，他用英语问我们：“为什么她要让我们看这些？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说，这不是挺有意思吗？他耸耸肩站了起来，跑到外面去看小燕做饼。“你翻饼的样子挺好看。”他对小燕说。他似乎与小燕很谈得来，说中国的饼比俄国的面包好吃，还让小燕去美国时到他家去，他们刚刚盖了新房子，很大，“你可以与我妻子、女儿一起住，她们一定会喜欢你”。我们与小燕开玩笑说，杰米是不是看上你了，小燕不动声色地说：“他大概想让我到他家里去做饼吧。”
伊琳娜换好衣服，要大家到客厅吃饭，她已把桌子布置得像宴会一样，虽然没有什么菜，但有那份架势。她再一次高举酒杯说祝酒词，欢迎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等等。她要杰米喝那红红的果子酒，杰米一喝就皱眉头，伊琳娜还要他喝，说这酒喝了对胃好，杰米无论如何不肯喝了。伊琳娜今晚没有节食，她喝得很多，吃了一大张中国饼，然后说让杰米今晚也住在她家，只要十美元就行了。杰米一下又紧张起来，赶快把碗里的汤喝了，说他一定要回旅馆。伊琳娜说可以用车送他回去，但要杰米拿美金买汽油，因为有美金可以不排队。杰米拿出五美元往桌上一搁，说：“够了吧？”伊琳娜站起来就穿大衣。杰米约我们明天一起去玩，但他又表示，最好不要与这个俄国女人在一起。
杰米毫无选择地被拉进宇宙hotel，现在又不得不拿出钱让人送回宇宙hotel，尽管他是个美国人。
1993年10月21日 阴 文人公墓和沙皇城堡
上午，伊琳娜带我们去她丈夫墓地。
她早早起来煮咖啡、鸡蛋，利索地在面包上涂上黄油，夹了小肠子，装了一口袋。她说请了一位雕塑家为她丈夫墓前的雕塑修整，这是为那雕塑家准备的午餐。
天气异常寒冷，瓦格里娃公墓满地黄叶，散发着腐烂的气味。墓地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大，高高的树丛几乎要把天空遮去，几辆铲叶车开来开去，“突突”声打破了墓地的宁静。伊琳娜告诉我们，这个公墓也叫“文人公墓”，这里埋葬着五十年来俄国的诗人、作家、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包括叶赛宁、维什斯基、拉什金……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都有过激情、忧伤，有过猜忌、争吵和歇斯底里，有过爱与被爱，但现在都静静地躺在了这里。他们一人占了一小块土地，四周围着俄罗斯特有的黑色栅栏，有的墓碑上有照片，有的没有。有的夫妇埋在一起，有的一生一世都是孤独者。我看见墓碑上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的微笑与妩媚让我感到虚幻和寒冷，但我走在墓地与墓地之间的林径中，又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生怕惊动那些不安的灵魂。
伊琳娜丈夫墓前是一个少女的雕塑：她的头悲伤地埋在膝盖上，两手紧抱小腿。岁月流逝，少女身上已长出了青苔。伊琳娜把这个雕塑取名为“你和我”，她嫌少女的腿不够好看，所以请人来重修。雕塑家五十多岁，满脸银灰胡子，一个类似马克思的脑袋，眼睛慈祥而冷峻，穿一件旧工作服，一手拿凿子，一手拿榔头。他说他手脏，不与我们握手了。他沉默寡言，没有笑容。有的人内心积郁的东西太多，就不太容易笑了。伊琳娜请我们与他一起拍照，他缓缓转过身，脸上是不变的表情，这种表情与他雕塑时的沉思是一致的。当一缕阳光照在他半明半暗的脸上时，他本身就是一尊艺术家的雕塑。他是我想象中艺术家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伊琳娜丈夫的生前好友，或者他十分崇拜自己同行的才华，所以他能这样七八个小时站在寒风刺骨的墓地里工作。
埋在这里的还有一位伊琳娜夫妇的好朋友尤莉，她是一位著名的冰上芭蕾舞演员。她长得异常美丽，活着时，伊琳娜的丈夫为她画过画。画家患白血病死时，是尤莉与伊琳娜一起为他下的葬。四年后，尤莉自己也患白血病死了。伊琳娜说，尤莉生前住她家时，睡的就是我们现在睡的那张床。
文人公墓建于一百年前，大约安放着两三千个坟墓，其中最大一个圆顶石屋里面，埋藏着普希金的家族。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的文人选择了这里为自己的安息之地。
我们轻轻走在纵横交错的墓地里时，迎面走来一支葬礼的队伍。四个人抬着扎黑布条的棺材盖，另四个人抬着棺材，前面的人捧着遗像和鲜花。棺材里躺着的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大概只有三十多岁，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衣，系着领带，十分瘦弱。队伍很长，缓缓移动着，没有一点声音。这种集体的沉闷和悲伤简直让人要逃走，但我又很想看最后入土的情景，或者说是想借此机会向所有埋在这里的文人表示一份悼念。
我缓缓跟在队伍后面走的时候，想到的是：这样一群被称作文人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可能大都长得比较瘦弱（如果体魄很强壮，他也许就会去从政，这样，他就离开了文人的圈子）；他们大都很敏感，由于敏感，他们对这个世界就会有过多的困惑和疑虑；他们还常常是善良的，但这种善良多少有点怕弄脏了自己的羽毛；最重要的是他们常常是软弱的，退缩的，世界对他们是巨大的风车，而他们又在心里嘲笑堂·吉诃德，他们的优雅、优越就在这一份嘲笑中实现了。当然，也有例外，这是这群人中少数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