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瞭望厅下来一层，到旋转厅用餐，每人八千卢布。伊琳娜说她不要。我们要了两份，有饮料、甜点心、小面包、鸡块、蘑菇奶糊、俄国烤肉串、冰激凌、一壶咖啡，所有的东西，只要伊琳娜吃的，我们都分给她一份。东西没有中国西餐馆的精致，但在俄国，这已是一顿十分丰盛的dinner，而且首先得有进电视台的资格才能享有这份用餐的特权，这大概还是苏联的规定。
下午，去白宫议会大厦前，赵宁陪我们买去圣彼得堡的火车票。在候车室逛了一大圈没找到外国人买票的地方。两个穿灰呢制服的警察跑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了，他们俩相视一笑，说：你们无法找到，我们替你们买吧。一问价钱，说两张票五十美元，赵宁说，不是外国人票才二十二美元一张票？他们有点尴尬，说：那就四十吧。赵宁对我们说，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于是，我们把钱给了其中一个瘦的，他叫我们等一会儿，让那胖警察陪着我们。十分钟后他来了，若无其事的样子，示意让我们跟他到楼梯拐角，停下来后，还有意与一小卖部的营业员咕哝了几句，然后四周一打量，迅速拿出两张票子塞到我们手里。赵宁看了，没错，上面贴有外国人使用的纸条，似实际票价每张只有四千五百卢布（只合四美元）。我们拿出一张五十美元的钱让他找，他说，你得给我们零碎的。我们只好凑了四张十元的给他。赵宁说，他们定是分给票房里的人。这是我们继参观列宁墓后第二次与俄国警察打交道。在进列宁墓前，一个警察搜查我的包，翻了半天，结果拿了两个一次性打火机，放我们进去了。灰色的警察。
从火车站出来，已近黄昏，我急着要去白宫。陈丹燕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她不想去，要给家里挂长途，询问女儿的病情。我说等你打完电话去也行，她说不，她一点不感兴趣，对莫斯科的政治她很厌烦，她宁可坐在电话厅里等我们。
我与赵宁换了三次地铁，急匆匆赶到白宫，天已快暗了。白宫坐落在莫斯科河旁边，周围的环境庄严，有气势，七幢尖顶屋的两幢就耸立在这里：军人住宅楼和外交部大楼，毗邻的还有领馆楼等高层建筑。这一切，在铅色的云层底下显得十分凝重，好像铁幕已经拉下，但这种凝重里仿佛蕴含着某种难以捉摸的生命力。
白宫议会大厦上面十一层玻璃已全部粉碎，墙烧得像乌鸦般漆黑，至今仍能闻到烧焦的煳味。正面一个金色的钟，指针停在10:10，据说攻打白宫的时间是10:05，五分钟后，这座钟就再没走过。下面的大厅还是完好的。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已经过了五点，还可以看见工人在里面粉刷，外面堆着叠起的水泥板，停着好几辆吊车，四周用预制板围着。两个路过这里的俄国人还在议论哈斯布拉托夫（当时的议会主席），说人民其实并不依靠这个议会。西方旅游者把这里当做了新景点，他们在莫斯科河的堤岸旁，找到最佳视角拍照，一群穿着色泽鲜艳的滑雪衣的年轻人，为拍白宫的背景索性爬到堤岸上。赵宁也想拍，但爬上后没敢站起来，因为身后就是流淌的莫斯科河，于是就坐着拍了一张。赵宁告诉我，当时坦克从四面八方开来，她的一位同学跑出来看，拍了不少照片，现在就是珍贵的资料了。可惜，她当时没敢出来。她说，开始时大家以为最多是包围，然后谈判，谁也没想到会真的攻打议会，全世界没有过的事。哈斯布拉托夫没军队，顽抗什么？他做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叶利钦不会打，可以拖延时间，让军队出身的鲁姿科伊从西伯利亚调军队过来，想不到一攻打就土崩瓦解了。
我们边说边急匆匆往回赶。一路上，赵宁指着那些地铁站名说，过去用革命者名字命名的地铁现在恢复了“沙俄时代”的老名，就像我们“文革”以后。我们还看到一幢沙俄时代的中国式建筑，那是一个有雕花飞檐的茶楼，四五层高，十分古老。据说五百年前，这块地方就叫“中国城”，类似西方的唐人街，戏剧学院上造型艺术课这幢屋必定要介绍。
回到电话局，天已黑了，陈丹燕笔挺地坐在一张长椅上等我们，旁边是一位穿灰色呢大衣的年轻军人，他也是笔挺的，我不由得想起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中的镜头。陈丹燕说：我真不明白，白宫有什么好看的。
1993年10月25日 雪 雪中的十字架
我们在雪下得最浓烈的时候找到了新圣女修道院。当你在飘洒的雪花中忽然看到那耀眼的金顶和斑驳的白色粉墙、拱形的石头圆门和宽大的黑栅栏门，真以为像是进入了梦幻世界。这里人很少，厚厚的积雪踩下去发出“喳喳”的声响。除了偶尔传来几声这样“喳喳”的脚步声，四周一片宁静。这里现在成了文化名人公墓，赫鲁晓夫与王明都埋在这里（但我很难把这两个人的名字与这里的气氛连起来）。墓地十分空旷，黑色的墓碑和精致的十字架上落满了雪，那些雕塑人物的脸部表情沉重，苍凉，只有圣母像带着永恒的微笑。这里凝聚着一种优美的悲哀，一种让人无法长时间承受的优美，我想，这种优美可能与死亡有关。
彼得大帝十岁时不能当政，他姐姐做了摄政王，后来彼得渐渐长大，可能发现他姐姐想篡权，就把她关在这里。这是这片土地最初的故事。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由于某种不能抑制的野心成了政治权力的牺牲品；一个在俄国历史上留下辉煌业绩的君主为了权力，冷酷地扼杀了手足之情，埋葬了一个女人的年华。我很想知道，她是在哪个屋里啃噬漫长的岁月，看自己青丝变白，花容成枯。
我们来到一个现已改为展览厅的修道院门口，轻轻叩门。里面有个老太太坐守着，她穿着朴素，埋头看书，不知是不是当年的修女。她抬起头，摘下老花眼镜，对我们摇摇手，意思是时间未到，要下午一点才开门。我们已冻得嘴唇发紫，头上、身上沾满了雪，于是，拿出一千卢布对着玻璃晃了晃。老太太警觉地站起来，看看四周没人，开了门拿了钱就让我们进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亵渎神明，但里面真是暖和呀，上帝一定会让人待在暖和的地方。
展厅里有当年的炉墙，上面雕刻着古老的阿拉伯花纹，当冬天点上火后，整个墙就暖和起来，还有古壁画、破碎的圣母玛利亚像、木推车、式样奇特的垃圾箱，可能都是当年修女用的，所有那些陈列物显得特别朴素、温柔。连那屋里的木窗，都是那么小巧、有情致，一眼就可以看到修道院外面宽阔的雪地、松柏。想象几个世纪前，身穿不变的黑长褂的修女们，也是站在这样的暗处往明处看，她们目光如静水，眺望小窗外四季的更替，心中会没有一点涟漪吗？
在我们去过的几个修道院中，新圣女修道院无疑是最具有宗教气氛的，它是属于那种纯粹的精神，让人忘却现世，它是那种自觉的禁欲，与各种意识形态好像都无关。它是历史悬崖的另一个世界，是的，它与天国相连，它是一片美丽的墓地。
想起我们读过的俄国文学作品，几乎天才人物大都涉及宗教主题，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耶夫、亚历山大洛克等，他们都笃信宗教，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进行着痛苦的精神斗争，他们几乎都是不顾一切去寻找上帝及生活目的的人。评论家称他们为“上帝的搏斗者和追求上帝的人”，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把基督称颂为世界唯一的希望。然而，俄国旧政权统治下的教会极其黑暗，僧侣集团与反动的沙皇统治结成罪恶的联盟，甚至没做一次尝试把知识分子阶层争取到自己这方来，而这一阶层是永不满足地追求上帝及更和谐、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除了少数的例外，牧师们对知识青年的永不满足的心灵上的渴望毫无了解，毫不同情，终于使具有宗教思想的知识分子完全疏远了教会。在俄国作家赫克尔写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悲剧》一文中，他说：“疏远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对教会的滥用。”他还写道：“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的颓废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随着日俄战争中俄国的败北而达到了顶点，俄国青年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不能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便奋起反抗道德法。这次反抗的宗旨是阿泽巴舍夫1907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小说《萨宁》中提供的。通过《萨宁》，阿泽巴舍夫嘲笑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提倡通过不加节制地满足欲望来获得个人幸福。他认为没有必要要什么生活原则，或者遵循什么主张，或者考虑上帝，或者有任何遗憾或内疚。酗酒和通奸没有什么可引以为耻的，也没有什么罪孽可言。喜爱烈性酒、渴求女色是男子汉天生的情欲，既然是天生的，就是不错的。他声称，基督教导说，人必须抑制自然本能才能生活，因此基督教在历史上扮演了可恶的角色，耶稣基督名字就像咒语一样，在一段时间里还要压抑人性。”这种反道德的无政府主义马上被青年知识分子付诸实践。一些男女青年应邀加入了“不加节制满足自然欲望”的团体。杜马中的演说人暗指这种情况是“萨宁式道德”，政府对它却不压制，因为《萨宁》在政治上没有危害。在这艰苦的年代，只有少数人保持了忠诚，这些忠实信徒有义务充当一场新宗教革命复兴的领导人，而这种复兴是随每一代新人重复一次的。
在这片白雪覆盖的墓地下，埋葬着的难道就是这一代又一代心系天国的追随者吗？他们在为精神黑暗寻找出路的艰苦斗争中，敲响了教会的大门，在对社会的绝望后寻找了一座宁静、温柔的修道院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这就是这里飘忽着优美的悲伤的缘故吗？
1993年10月26日 小雪转多云 走过涅瓦河
坐了一夜火车，清晨六点抵达圣彼得堡（许多人今天仍称列宁格勒）。天下着细密的小雪，圣彼得堡仿佛笼罩在浓浓的雾中。我们住在列宁街8号，列宾美术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蒋进军的寓所。那是一幢沙俄时代的公寓，建于十七世纪，结构庞大。由于年久失修，外墙的湖绿色涂料已剥落。门庭和楼梯十分宽敞，两旁还塑有乳白色的女神像。电梯是老式的，外面一扇镂花铁拉门，里面两扇小木门，关上后，自己启动，里面漆黑一团。蒋进军在电梯里告诉我们，这过去是一位男爵的私邸，十月革命后收为国有，成了居民住宅。
蒋进军住的这一层楼里有四户人家，走道里搁着各家的碗橱和一些杂物，挺像中国。一个大厨房四家合用，收拾得挺干净，墙上有一张打扫卫生的值日表。厕所小得关上门脚就不能动，我至今没弄明白这么大的房子为什么厕所会设计成这样。
蒋进军的套间有三间屋：卧室、客厅、工作室。他说喜欢一个人住，一个月房租六七十美元，房东对他挺信任，许多家具都留着让他用。墙上挂着他自己的书法条幅：松性淡逾古，鹤情高不群。他让我们喝了一碗他昨晚煮的土豆羊骨汤和面包，然后裹上围巾，戴上可以遮脸的老头帽上学去，顺路带我们去涅瓦大街。
坐在电车上就可以看到静静流淌的涅瓦河。河上停泊着铅灰色的驳船，有的船上飘着俄罗斯的三色旗。冬天是肃穆的，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好像裹得严严的，只有涅瓦河袒露着，荡漾着，波光、倒影、码头的吆喝、岸边的情侣，即使在最寒冷的时候也浮扬着几分春意。电车拐过弯，从不同的角度望出去，只要与涅瓦河衔接的街景，都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它的底色是深灰的，气氛是一种辽阔的凝重。我喜欢涅瓦河，我这样想的时候，电车正沿着涅瓦大桥驶过，对着宽阔的河面，两旁有一些严肃认真的垂钓人。海明威说过，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垂钓人，是令人高兴的事。我想起少年时候读过的那些俄国诗人描写涅瓦河的诗，不由得暗暗庆幸，它与我印象中的涅瓦河确实很相似，只是它现在更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照亮了我美好的记忆。许多年来，由于受某种措辞和赞美的蛊惑，结果大失所望的事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所以当我们说要去看涅瓦河时，我是尽可能抑制那份激动，显得很随意的样子。
我现在仍然是平静的，这种平静来自喜悦与满足，来自涅瓦河的从容、浑厚。我不喜欢小桥流水、河清见底这样的景观，玲珑和过于清澈的东西往往缺乏生命力，生命常常在混浊之中。
“我不要做一只粉扑扑的白蝴蝶，将借来的躯体还给土地，我希望有思想的身体，希望那知道自己长度的有椎骨的烧焦了的身体，化为街衢和同度。”我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诗人奥西普尔米列维奇的这首诗，因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涅瓦河是一条知道自己存在的河。
沿着涅瓦河，穿过冬宫前的大广场，就径直走入著名的涅瓦大街——圣彼得堡的精华所在。它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但这样说，仅仅是指它们都是自己城市最繁华的街道，而事实上，涅瓦大街无论在规模、气势、历史、文化传统上都不同于前者。它宽而直，两边的房子绵延好几公里，是十七世纪的欧洲式建筑，比外滩沿江的那些房子还高大、宏伟，显然，它是彼得大帝建业时那份雄心勃勃、向西方学习的杰作。只有圣彼得堡还保持着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遗风，那些灰褐色的陈旧的建筑，昏暗泛黄的街灯，人面狮身像的老桥，踩着石板地“嗒嗒”作响的马车，成为今天欧洲人寻找昔日风光的唯一去处。
我们来到新彼得大教堂，那是彼得大帝统一俄国后在圣彼得堡造的第一个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