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 章宏伟
□演讲时间 2011年5月7日
□演讲地点 山东省图书馆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到山东省图书馆来和大家探讨有关故宫博物院和故宫学的相关问题。对于故宫，大家可能去过不止一次，但是“故宫学”这个词，大家肯定听起来比较新鲜，因为以前没提过。
关于故宫学，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范畴的界定，他认为或者说他倡导的故宫学的研究范围、研究领域，应该包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典藏、明清档案（大部分已划拨给中央档案馆专门成立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古清宫典籍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这五个方面。所以，郑欣淼先生所规定的，或者他所倡导的故宫学研究的范围、领域是很明确的，就是以北京紫禁城为核心，以明清皇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样来说，我们要讲故宫学，肯定应该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开始谈起。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它的前身是明清两朝的皇宫，1911年12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6岁的溥仪皇帝宣布退位，当时民国政府认为溥仪能够放弃政权，赞成共和政体，所以就与清逊帝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给予了八项优待，比如大清皇帝辞职以后尊号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主之礼仪来对待逊帝。协议规定，退位以后的溥仪仍住在紫禁城保和殿后面的后廷里面，享有大清皇帝的尊号，沿用宣统的年号，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礼遇。所以民国初年在北京走马上任的那些总统都曾经派人向这位逊位的末代皇帝递交国书，在紫禁城的后半个皇宫里边，仍然有一批清朝的遗老、旧臣向逊帝跪拜称臣，仍旧有一大批太监、宫女、侍卫供小皇帝和皇后以及皇室的人员驱使，仍然有内务府、宗人府为逊帝和皇室人员操办事务。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2日夜，直系将领冯玉祥的部队突然倒戈，从前线秘密班师回京。当时担任冯玉祥部队的先头部队，鹿钟麟所属的第22旅和第8旅日夜兼程，急行军300公里，于23日晚上9点赶到了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占据了北京的各个城门、火车站、电话局、电报局。24日，直系军阀政府被推翻，曹锟被冯玉祥囚禁在中南海的延庆楼，吴佩孚的势力被逐出了北京，吴佩孚也从直奉战争的前线败退，可以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胜利而告终。政变成功以后，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的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领导人黄郛在国民军的支持下，组织摄政内阁，冯玉祥虽然没有在摄政内阁当中任职，但是他政权在握，所以无论是冯玉祥本人还是国民军，实际上已经成为左右当时北京政局的强大力量。冯玉祥认为，1917年张勋复辟破坏共和，捣乱的虽是张勋，但是祸根却在清廷，如果不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不把逊帝赶出宫，今后难免还会有人再搞复辟，今后共和政体也难安宁。他认为驱逐溥仪出宫，修改“优待条件”的时机已经成熟。11月4号晚上8点，冯玉祥就召鹿钟麟和张壁到国民军的司令部去面谈。鹿钟麟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是当时的京畿卫戍司令，张壁是当时京师警察厅的厅长。但当时鹿钟麟感冒了，所以就没去，去的只有张壁一个人。去了以后冯玉祥就说，平时我们经常说的那件事情现在可以办了。张壁一听，一头雾水，不解其意。冯玉祥说就是那“小孩子”的事。张壁就问，那怎么办？冯玉祥说他可以与瑞伯（鹿钟麟，字瑞伯）便宜行事。张壁认为请溥仪出宫之事过于重大，所以他觉得应当由内阁下命令，他们再去执行才好，否则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厅自行办理，容易引起外人的误会。冯玉祥让他立即去找黄膺白（黄郛），当时摄政内阁的总理。所以张壁马上就去找了黄郛，黄郛立即召集内阁会议，当晚于会议上决定，除溥仪尊号，出离故宫，并且修改“优待条件”，同时给了张壁一纸命令。散会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张壁就拿着这纸命令，立即赶到天安门内的当时鹿钟麟卫戍司令部的驻地，找到鹿钟麟，向他转达了冯玉祥和摄政内阁关于请溥仪出宫的命令，把这一纸公文给了鹿钟麟，并且约好第二天早晨8点到他这儿会齐以后，再一块去办事，同时把这个命令下发给了第二天行动的相关部队和警察。
第二天早上8点，张壁就到了鹿钟麟的驻地，临行的时候，张壁问鹿钟麟：“就我们两个人进去吗？”意思是就我们两个人去，似乎有点儿不妥当。鹿钟麟马上明白过来了，为了避嫌，防止外人造谣，需要请外人（不是军警方面的人）来作证。张壁说，正是此意。鹿钟麟说他们一下子也请不到许多人，要请也只能请百姓所信赖的一两个人来做证人，比如李石曾（李煜瀛）。李煜瀛是前清大臣名流李鸿藻的儿子，早年留法，当年中国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就是李煜瀛主其事。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成立摄政内阁的时候，当时安排内阁人选，是准备请李煜瀛出任教育总长的，但是李煜瀛拒绝了。所以鹿钟麟对李煜瀛应该说比较熟悉，而且知道李煜瀛也反对溥仪继续留住紫禁城后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马上给李煜瀛打电话，请他到天安门来。李煜瀛来了以后，他们就说要请他作证，李煜瀛也欣然应答，愿意作为国民代表来督证此事。于是张壁和鹿钟麟两个人就率领着国民军20多名士兵和40多名警察来到了故宫北门神武门和北上门一带，封锁交通，收缴原来守卫故宫景山这一带的士兵的军械之后，又缴了两门卫兵以及驻扎在神武门外东西两侧营房里的480名警察的军械，然后就进故宫了。进故宫以后就到了内务府办事的地方，谈要溥仪出宫的事。在谈的过程当中，清室人员提出，他们愿意走，但是东西太多，要他们匆忙出走，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希望延缓一段时间。李煜瀛就说，物品就不要收拾了，有关历史文物还是以不搬走为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宝，不应该归一人一姓所有，要他们当天只是将闲散的太监带出去，各宫殿仍然由原来的管理人管理，并且加封条，“以追其诚”。李煜瀛的话与以后成立故宫博物院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正因为这句话，使得张壁、鹿钟麟他们想到，除了请溥仪出宫这事以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应当收归国家所有，所以这就是后来成立故宫博物院的前提。当天下午4点多钟，溥仪就告别了清朝皇室占据了280年的宫殿，乘坐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为他预备的汽车，前往什刹海他生父载沣的醇王府。溥仪出宫以后，留守故宫的国民军和警察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逐一地把溥仪及其妻妾的住所、各个存储文物物品的主要宫殿和场所都贴上封条、加了锁。
黄郛摄政内阁也迅速行动，抓紧处理溥仪出宫以后的善后问题。溥仪出宫的当天，摄政内阁就开会专门研究善后问题，当时就决定成立清室善后问题委员会，并且讨论了善委会的名额、人选以及各种善后问题的处理办法。11月7号，临时政府发布命令，“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11月14日，《正公报》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聘请李煜瀛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就绪，宣告成立，李煜瀛任委员长，委员会由政府和清室双方人员共同组成。有人说，易培基在当上教育总长以后，与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人逼迫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认为易培基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宫的主要倡导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首席委员，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应该说是想当然的说法，我们应当予以澄清。清室善后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典查清宫的物品，分清公产和私产，12月20日召开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清室方面的委员拒绝到会的情况下，依然按照法定的程序，通过了典查清宫物件的规则，当时的清室的委员不仅拒不参加典查，并且还唆使政府下令停止典查工作，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12月22日下午，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神武门的城楼上召开了典查预备会，坚持对清宫物品进行典查，23日正式开始，并且根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成立图书博物馆筹备会，聘请易培基为筹备会的主任。正式典查工作是到24日的上午才从乾清宫、坤宁宫开始，其他宫殿的典查工作也随后展开。
我想在这儿强调一点，关于段祺瑞与清室的遗老遗少们沆瀣一气，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阻挠典查工作的进行，这个说法是有出入的。因为12月24日，经过段祺瑞的同意，国务会议议决了五条办法，第一，原有之委员仍旧；第二，各部长官每日须有一二人前往察看；第三，各部遴派重要的司员四人会同点查，但每日非有两人到会不可；第四，清查应需之经费由财政部支拨；第五，清查章程有应酌改者，会商委员会酌改。这个是当时经过段祺瑞同意，国务会议议决的关于典查清宫的五条办法。而且段祺瑞在呈折上亲笔批了“可如拟办”四个字，这个批文就是以后故宫能够名正言顺地在历史上存在的最关键的一个文件。所以说那种认为段祺瑞千方百计予以阻挠的说法是不对的。
当时典查清宫物品是以宫殿为单位，由进口的左侧开始，逐殿编号，当时是按千字文来编号的，比方说乾清宫是天字号，天字第一号的文物竟是一张小板凳，这是因为根据典查规定来办理的。
以易培基为主任的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从1924年12月22号成立以后，在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25年9月29号，善后会讨论并通过了成立博物馆的决定，定名为故宫博物院，以故宫的后半部为院址，于1925年10月10号双十节这一天开幕。因为当时故宫的前半部，也就是我们今天从午门进去的三大殿这一部分，在清帝逊位以后就收归民国所有，所以不属于当时驱逐溥仪出宫的这一块，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就以故宫的后半部分作为院址。根据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机构是临时董事会和理事会，理事会下面设博物、图书两馆，李煜瀛担任理事会的理事长主持业务，易培基担任理事，并为博物馆的馆长。1925年的双十节这一天，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神武门的门洞上面也刻上了李煜瀛手书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今天这块青石石匾已看不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郭沫若的手书。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北京，定北京为北平特别市，6月19号，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派易培基前往北京接管故宫博物院。易培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做过黎元洪的秘书，因为黎元洪后来反对革命，所以他就离开了黎元洪，回到湖南教书，他教的学生里边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毛泽东。易培基非常赏识毛泽东，毛泽东在湖南搞新民学会、办书店，易培基都给予他经济支持，后来搞“驱张运动”时，易培基的家是当时的总联络站。毛泽东、何叔衡到上海去参加中共一大时，正值学校学期结束的时候，按规定学期末老师是不得批准请假的，而易培基毅然准了毛泽东、何叔衡的假。后来易培基又做过孙中山的私人顾问、特派代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易培基任中央政治会议的委员，兼任国民政府的农矿部部长。1928年6月19号，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派易培基前往北京来接管故宫博物院，易培基当时因病一时不能北上，所以他分别打电报，委托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吴瀛五位代行接收之事，并且陆续拍电报嘱咐他们，接收清史馆、颐和园（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能够接收），并且让他们去借款，给故宫的职工发工资。但是到了6月27号，国民政府第74次会议上，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者移置故宫的一切物品。国民政府第74次会议不仅讨论了这个议案，并且还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以及有关法令，当时因为易培基正在生病，所以就由李宗侗写了一篇大概有2000字的提案，以当时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张继的名义，呈信维持《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的原案。这个案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5次会议讨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易培基也竭力地申诉维持原案的理由，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的努力，中央政治会议否决了经亨颐的议案，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8年10月就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明确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整理故宫及所处各处室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播事宜，并且由政府任命了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可以说这一届理事会，包括了当时全国政界、军界、财界、宗教界、文化界的众多著名人士，一共27位。里边有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于右任、宋子文、班禅九世、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马衡、沈兼士等等。理事会在南京开会，推定李煜瀛为理事长，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为常务理事。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博物院的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的调整，古物馆没有变，馆长仍然由易培基接任，图书馆分为图书馆和文献馆，所以故宫就形成了古物、图书、文献三馆鼎立的局面，事务方面当时设立了总务处和秘书处两个处。1929年3月，易培基陈请行政院，随后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侗为秘书长。
李宗侗是李煜瀛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大家可能觉得他当故宫博物院秘书长靠的是裙带关系，实际上李宗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很早就赴法留学，硕士毕业，还没有回到国内，就被北京大学聘为法文系的教授，并且学界认为他研究古史的水平要比郭沫若高。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要签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最终没能签成，当时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在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他们包围了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使团的住处，不让他们出去，当时李宗侗就担任着这个活动的监察组的组长，负责协调这件事情。他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是李煜瀛的侄子才被邀请的，而是当时请了北大的人参与善后工作，沈兼士他们请他参加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刚开始动作的时候，受到了清室方面人的阻挠，李宗侗慷慨激昂，觉得非把这件事做下去不可。所以，即使他没有和李煜瀛的叔侄关系以及和易培基的翁婿关系，他照样有资格、有能力出任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
易培基除了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同时他还是南京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政治委员，国民政府的农矿部部长，还兼着劳动大学的校长，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但是，随着蒋介石羽翼渐丰，李煜瀛等人就逐渐地被疏远了，可以说徒具虚名了。加上易培基的政治后台谭延凯在南京病逝，可以说易培基丧失了政坛的靠山，所以1930年9月，当时的教育部长就免去了易培基劳动大学校长的职务，11月，蒋介石下令将农矿、工商合并为实业部，由孔祥熙担任部长，同时免去了易培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职务。所以，到1930年11月，易培基就只剩下了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12月，蒋介石为了平衡关系，就任易培基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但是易培基没有去就职，不久他就将家眷也迁到北京。易培基从1928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到后来因为“故宫盗宝案”于1933年辞职，历时五年。前三年他是兼职，后两年是他自己坐镇办理。他把故宫博物院视为自己的终生之事业，所以每天他都到院里来，从秘书、总务到议事办公，他都是“实心踌躇”、事必躬亲。而且他从社会上请了一大批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各种审查委员会，开始从文物的品质、名称、时代、真伪等方面，对故宫的收藏进行系统的审核与鉴定；修建了“演、北、宝、寿”四个库房，集中整理宫内零乱收藏的文物；设置了大量的专门陈列馆，进行有计划地陈列，按时对外开放；设立了照相室和印刷所，自己拍摄、印刷、出版各种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刊物以及大量的书籍。当年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就是在今天来看，都是很精美的出版物，在当时更是民国出版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易培基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各项业务均获得了很大发展，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期，故宫博物院所获得的今天这样恢弘的局面，应该说与这个时期所奠定的良好基础是有密切关系的。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时又因为它里面有百万件收藏品，而被全世界视为中华伟大文化的象征，可以说是“盛名著于寰宇”。
但是，民国期间发生了一件故宫盗宝案，矛头却直指易培基、李宗侗。
当时，易培基也觉得必须回击人家对他的诬陷，于是聘请了北平著名的律师刘崇佑作为他的辩护人，但是很遗憾，1934年2月3号，盗宝案开庭，易培基却没有到庭，这就意味着他自动放弃了申辩，也就失去了说明真相的机会，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心，在客观上给外界一种心亏理屈的印象，所以当时舆论大哗，洋人讥笑，国人共骂，故宫的同仁也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故宫博物院的地位和形象受到了极大的贬低和歪曲。易培基在这种情况下，申辩无门，含冤激愤，新旧病齐发，于1937年9月在上海病逝。临终之时，他说：“唯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今天的学者大多数认为易培基故宫盗宝案是个冤案，但是还没有能够找到一个非常确凿的证据能够为他昭雪。台湾有学者认为这是铁案，究竟他是冤案还是铁案，有待后人考证。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就提到过易培基和故宫盗宝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占，平津震动，北平各学校开始部署南迁，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为避免故宫文物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决定将文物当中的精品迁往上海。方案报国民政府批准以后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可以说故宫文物的大部分精华，凡是可以装运的几乎都装了箱。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了日军之手，京、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从1月30号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国民政府行政院对此表示支持，消息在报纸上刊登以后，舆论哗然。一些人认为，古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京，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所以他们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而且古物一散就不可复合，不应轻易他迁，以免散失。1月23号，在中南海还成立了北平市民保护古物协会，他们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迁，在民众集会上还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古物，誓与国宝共存亡。当时故宫的一些职员也收到了恐吓信，并且还有人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古物南迁。当时易培基就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发过电报说：“此情景，倘地方政府不积极保护，物品一出宫门，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态度坚决，劝慰老百姓说：故宫文物是我们国家数百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我们人民留在北京，可以协助政府来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京，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故宫的文物终于踏上了南迁的路途。从北京南迁分了五次，先到上海再到南京，在南京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分院，但是在那儿没有半年，上海的战事又起，赶快就又分东、西、中三路西迁。
古物南迁共运走了13000多箱文物，经过八年抗战，万里征程，最后可以说是毫发无损，这个应该归结为一句话：古物有灵。在故宫文物迁移的途中，日本的飞机也来轰炸过，就是炸不到；也翻过车，从山上掉到河里，幸而车上装的不是瓷器这类易碎的东西，而是《四库全书》，而且河是干涸的，书也没有湿。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但都有惊无险，文物最后安然无恙，最终，这批文物于1937年入川，1947年东归南京。在后方待了整十年，而且还是分散保存，一件文物也没有受到损失，可以说是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物遗产的一个奇迹。对于它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探讨的，在故宫文物南迁的路上能够总结出很多的故宫精神。
1948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就下令将故宫博物院南迁出“京”（南京）的文物，全部运往台湾。1948年12月22日，第一批文物由国民政府海军部用“中鼎轮”运出，加上1949年1月6号、1月29号，一共运了三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箱子还没有装满，就被李宗仁制止了。运到台湾的虽然只有2972箱，占南迁文物19597箱的六分之一，但是大部分是南迁文物的精华。运到台湾后，先是放在台中，后来在台北又建立了一个“故宫博物院”。没有运走的文物，绝大多数从1951年起就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了，辗转了二十几年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它原来的家。
大家可能认为好东西都运走了，所以连李敖也觉得北京故宫就剩下“壳”了，精华都在台北，这是一个误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清宫旧藏为基础，又通过国家拨交、个人捐献，还有收购征集等等手段，又收回了二十几万件文物，而且其中还有相当多的是国宝级的文物。尤其有不少收藏家把自己的珍藏捐给国家，成为我们博物馆的镇库之宝，为我们中华民族全民所共赏，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故宫博物院可以说就是一个藏宝库，前不久，我们经过7年的清理，宣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可移动文物有187万件套，占全国公立博物馆文物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故宫的一级文物占馆藏一级品文物的六分之一以上。故宫的文物有陶瓷器、货币、玉石器、甲骨、青铜、封泥、洗印、玻璃器、刻石文物、雕塑、碑拓、书法文物、绘画文物、敦煌与吐鲁番文物、宗教文化、漆器、珐琅器、织绣与服饰、金银器、铜器、铁器、竹木、象牙雕器、陶器、工艺盆景、笔墨纸砚、乐器、科学仪器、钟表、医药器具、戏剧文物、照明用具、日用杂品、娱乐用具、近代交通与通讯用具、图书、书本、图样、档案文书等等。我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一套《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全集》，共60卷，现在又在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规划出五六百卷，全部是8开，精装，彩印。
这儿我想郑重地向大家推荐一本小书，虽是小书，却很有分量，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写的《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全书共20多万字。他在这本书里面对两岸故宫的藏品做了一个对比研究，故宫虽只有一个，但是故宫博物院却有两个：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以前由于我们整理研究得不够，宣传得不够，所以使得大家对北京故宫究竟藏有什么宝贝不是很清楚，郑院长的这本书就对故宫文物的聚合、流散和回归做了清晰的叙述，他理清了两座故宫博物院皇家旧藏的来龙去脉和现状，全面地论述了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来源、构成、流播、散布、现状、分类、数量，以及相关的史实，所以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却有着巨大的分量。而且北京故宫在藏品总量上大大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从整体上也大大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北京故宫被搬空了，并且在类型上，北京故宫也更为丰富。但是应该说，两岸故宫的藏品都涵盖了我国古代各种艺术瑰宝，同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华文化艺术宝库，我们应该把这两家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来看待。
郑院长的这本书，我觉得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文物藏品清点的范围，它的叙述相当的客观、准确，以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揭秘了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根脉相连的文物文化体系，资料的索取与考证翔实，结构完整严谨，文字精练，数字准确。大家看后，必定会深化对故宫的价值、意义和地位的认知。另外，这本书有一种大历史、大文化的视野，特点一，全书20多万字中，一半的篇幅对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类论述和比较；特点二，除了传统的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之外，重视发掘更具宫廷特色的，如宫廷内宗教类、建筑类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特点三，这本书体现了郑欣淼先生首创的故宫学研究的整体性，主体是可移动文物，但始终都将它置于与不可移动的紫禁城的关系中，置于与宫廷历史文化艺术的关系中，也就是把它置于以故宫学为标志的故宫文化整理研究的整体当中。所以它能够为我们清晰地解析故宫宝藏，更能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引导我们看待最引人瞩目的故宫珍宝，从而真正地理解国宝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人民，甚至对于世界的意义。
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10月10号成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86年，86年前，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李煜瀛先生，在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时候就延揽学者专家，后来他又提出故宫学术的发展方向，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合作。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来自北京大学，如马衡、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等，可以说故宫从一开始就体现了社会性、开放性。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清点整理清宫藏品上，包括文物、档案、图书，并且同时也很注重向社会公布，通过出版故宫物品典藏报告等等。在文物南迁之前，易培基先生当院长的时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1935年，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故宫博物院又成立了书画、陶器、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曲、宗教金像、法器、建筑、宝物、设计等十几个专门委员会，聘请了社会上一些很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所以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一开始的起点就很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各项工作也得以全面的展开，好多都是开创性的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故宫博物院还引进了像张澜、徐邦达、罗福颐这样一批名家，可以说新中国也成就了一批文物鉴定专家。在“文革”之前，故宫博物院主要做的是基础性的建设工作，那时候主要是文物清点、对古文物建档。“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充满了活力，成绩骄人。
故宫博物院以它特殊的地位，气势恢弘的建筑，典藏的万千珍宝，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海外关注。在图书出版方面，开大陆和海外合作出版风气之先的是故宫博物院。最早和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港、台的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香港分店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紫禁城宫殿》《国宝》《清代宫廷生活》等众多精美的画册，这类画册在今天来看也都是收藏品。
故宫是学术的故宫，故宫学人薪火相传，老专家、新学人在新时期不断涌现，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清室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古陶瓷研究、考古研究、宫廷研究、宫廷图书文献研究、古建筑研究，以及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绩。故宫学的提出就是立足于对故宫的认识和定位，是建立在故宫研究80多年学术史的基础上的，是人们对故宫认识和研究进入自觉阶段的一个标志，而这个完成者就是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教授。他在2003年提出了故宫学这么一个概念，提出以后就得到了学界高度的评价和一致的肯定，大家都认为故宫学的建立是不需要讨论的，关键是你如何把故宫学这一门学问做下去。为了推进故宫学的研究，故宫博物院专门创办了《故宫学刊》，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五个非建制的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建制性的故宫学研究所，而且我们还与海内外的研究机构共同开展故宫学的研究，比如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故宫学研究中心。这些都表明，故宫学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学界高度的重视和参与。没有长达80多年的故宫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就不可能准确地提出故宫学的概念，而故宫学的提出并确立将使故宫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将从整体上提高故宫研究的水平。
故宫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故宫是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整体，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所以我们对于故宫学的解读，不应该是经略式的繁琐论证，也不应该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研究，我们应该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应该把故宫当做一个文化整体来做整体的研究。当然故宫学内容的物质载体首先是它的博大收藏，这与中国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收藏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宋代以后的风气更盛，清乾隆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清宫中还有自己的制造机构——造办处，它能够秉承皇帝的旨意，制造包括工艺品在内的许多物品，因为这些历史藏品与中国皇学的特殊关系，所以研究它们对研究中国文化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像国学对故宫价值的认识，就需要从故宫学的视野来看，这样我们的认识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拿一个故宫藏品当中很不起眼的东西——故宫藏的剧本来说，郑振铎先生曾经有一个评价：“清宫戏需要极复杂的舞台和布景，极多的演员和砌末，所以流传不广，而剧作家创作力低下，往往剽窃元明的戏文作为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形成了夜夜无生气的作品，这是自绝于民众，而不能不同时走上了灭亡之路。”今天，如果我们用故宫学的眼光去看，可能就会得出与郑振铎先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大家都知道戏剧是一门表演的艺术，剧本是排演戏剧的依据，但是我们大家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欣赏、用于文学研究的剧本，它是剧本的一个变种，它并不能代表演出团体的排演剧本。而故宫所藏的清朝宫廷剧本，却都是实实在在的排演剧本。每种戏都有着不同内容和用途的本子，有专门供皇帝和皇太后看的安殿本，但是更多的是供演职人员使用的总本、脚本、曲谱、提纲、单头和排场。不仅剧本的分类这么多，而且故宫藏的剧本大多都是南府时期的抄本（道光年间改南府为升平署），都是给皇帝看的，数量有11491册，有多少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我认为故宫所藏的清朝宫廷剧本体现出了三大价值：
第一，我们中国虽然有着辉煌的戏剧艺术，但是留下的剧本并不多，尤其是戏班子留下的剧本就更少了，以前好多戏班子的演员是穷人家的孩子，不识字，他就靠着死记硬背，靠着老师与他口耳相传，一代一代传下来。戏班子为了糊口，到处走街串巷地挪地方，所以对于剧本不可能提很高的要求，有怎样的舞台演员就怎样演，所以剧本也没有办法写得很明确，一般的戏班子里这些东西都留不下来。而清宫里藏的这一批东西，完完全全都是当时排戏用的价值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第二，故宫所藏的清朝宫廷剧本题材广泛，艺术丰富多彩，既有元明著名剧作家的杂剧和明清的传奇，也有清代乐谱词臣依据古典小说和佛界故事改编的连台本戏，演出的艺术形式有昆腔、弋阳腔、西皮、二黄等。有的剧本还可以表演动作和曲谱，而且辞藻华美，提纲里还反映了表演形式。清代戏剧对于中国戏剧史有重要的意义，今天的京剧就是在清代后期定形的，徽班进京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背后因素是皇帝个人的喜好，这决定了中国戏剧发展的路径。所以，清代的戏剧史是宫廷与民间演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史，也是一部昆曲走向衰亡、京剧萌芽、成长并且日趋成熟的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宫廷演剧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宫廷演剧，皇帝既是观众，又是导演，又是监制，可以说他是直接参与创作。正是因为清朝皇帝的参与、支持，对戏剧起了很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影响了戏剧的创作演出和发展进程，所以到光绪时期京剧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形成诸多流派，至今不衰。所以可以说清宫廷戏剧的历史反映了戏剧发展的客观规律，它起自民间，逐渐完善，归于儒家演化利用宫廷以外的其他剧种，健康发展，终于突破统治者的偏见，在宫廷发展起来。
第三，剧本和档案资料，它不仅仅是清代宫廷演剧的历史，同时还是清代兴衰的缩影。国家民族的生存状况也影响着戏曲创作的演出，一部清代宫廷戏剧史就是一部微缩的清史。由极度的辉煌走向没落，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代戏剧的发展轨迹，还可以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研究提供珍贵的史料。所以我们现在对清代演戏的研究，大多还集中在演戏机构方面，对于机构后面的礼乐制度变化还有待于深入地挖掘。清代戏剧艺术是清宫帝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它对于清代帝后文化生活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说清宫的戏剧文献保留了丰富的清代宫廷生活的文化信息，是研究清朝宫廷史的第一手资料。
所以，如果我们对任何藏品，都能够拿故宫学的视野来重新地审视一遍的话，我们的认识将会有进一步的提高。今天我就向大家汇报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
演讲人简介
章宏伟 浙江温岭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历任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副社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主任，紫禁城出版社社长、副社长兼书记。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奖章、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图书奖（编辑奖）等奖励。致力于出版史研究，已发表论著一百多万字，其中《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先后被《出版史研究》《中国印刷》《新华文摘》转载。另有《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国编辑出版史》《出版文化史论》等著作。
推荐书目
1.《故宫问学》，章宏伟著，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
本书收录了作者研究故宫学时所著的论文，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明代观政进士制度》《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生平考略》等。
2.《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郑欣淼著，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是关于介绍“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专著，包括：清官旧藏的来源、接收古物陈列所及对流散文物的收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的散失与收集、两个故宫博物院藏品通览、其他工艺类文物等内容。
3.《紫禁城宫殿》，于倬云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本书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主编，并由他亲自撰写导论，综论了紫禁城的营建沿革、规划设计思想以及有关方面的建筑艺术。于倬云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专家，从事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工作达40余年，曾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和故宫博物院主持大量古代建筑修缮设计工作。
4.《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本书作者那志良先生，1925年1月进入故宫工作，真正终身奉献给故宫博物院，凡是故宫的重要之事，都有作者参加，可以说他把毕生精神都付与故宫博物院了。
本书中作者讲述了点查清宫文物的亲历过程和“皇宫初始为民开”的盛况，揭露出当时北洋政府与社会上有些势力对博物院的各种刁难、“易培基盗宝案”的真相，以及抗日战争中大后方的种种艰难生活。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回忆录的主线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这一鼎盛时期，以及文物南迁、疏散后方、胜利还都与迁运台湾。本书既是为社会大众揭秘往事的通俗读物，又是讲述国宝南迁历史的重要史料。
5.《守望经典：郑欣淼谈故宫》，紫禁城出版社编，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是对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发展轨迹的另一种真实记录，涉及故宫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故宫发展与小康社会中的文化建设、谈谈故宫的大修及故宫学研究、故宫给我们的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