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了解中国，从孔子开始
在一些外国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有学者说，他关于中国最初的概念，至多是曾在茶杯或花瓶上见过的几幅图画，他想象着，这里有“神情呆板的长辫子的小个子男人”、“有弓形桥的富于艺术性的花园”以及“挂着铃铛的小塔”……
看得出，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可是，最近几十年来，外界对中国的有限了解正慢慢成为过去。历史上，这个国家就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上有最高统治者“天子”，下有各级地方统治机构。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人们使用着“共同的文字”。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年—2001年）十分看重这种“共同的文字”。他认为，庞大的中国之所以能得到很好的维系，与拥有汉字这种“共同的东西”密不可分。
可是，他更看重的，似乎还是孔子，在他看来，由于有了孔子的学说，这个有着众多省份的大国最终也没有瓦解。他认识到，孔子不是凭空创造了他的思想，而是遵循在他以前已传承了数千年的美好传统，试图用自己的学说使人幸福。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是的，他说得对，孔子的影响正是如此！
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孔子承先启后。孔子以前，中国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以上的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又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有人说：“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在孔子以来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尊崇他、膜拜他，按照他的思想为人处事；也有人反对他，攻击他。但不论世事怎样变迁，人们却一直有着大体相同的基本需要，或者说，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价值观念，一直是人们的立足点。
看来，了解中国，应当从孔子开始。
（二）在“贫且贱”中长大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中国山东的曲阜。这里当时属于周朝的鲁国，据说，孔子的母亲曾经到鲁城东南的尼丘山祈祷求子，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泰山之南的这座山丘也因此名扬天下。
孔子的先祖曾经有显赫的地位。孔子是商代开国君主商汤的苗裔，这一特殊而久远的血缘关系完全可以令他骄傲。那时，人们十分推崇“三代明王”，尧、舜、禹处在夏朝前夕，商汤为商朝开国之君，文王、武王奠定了周朝基业。他们治理天下十分成功，他们都是极其了不得的“圣王”！
周朝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度，齐国、鲁国、晋国、燕国、宋国、卫国等众多的诸侯国家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周朝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那就是特别注重对于祖先的祭祀，对于以前的“先圣王”，也都立其后人进行奉祀。因此，殷商灭亡后，周朝分封建立宋国以奉祀商汤。
宋国的前几代国君都是孔子的先人。本来，孔子的第十世祖完全可以继承君位，但他谦让，只做了大臣，以后几代，便都是卿大夫，以辅佐国君。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是主管领军打仗的大司马，此时宋国发生内乱，孔父嘉被杀，其后代出奔到鲁。从此，他们家族在鲁国居住下来。
到孔子父亲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不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体强健，作战勇猛，是鲁国一位有名的武士，曾在一次战役中立有战功，被封为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有妻妾，但唯一的儿子有足病，不适合做继承人。于是，叔梁纥年迈之时又娶了年轻的女子颜徵在为妻，后来生了孔子。
孔子的诞生，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只可惜，孔子三岁时，父亲便离开了人世。也许，任何杰出人物都会有不平凡的经历，曾经的困苦与磨难也许就是一笔财富。这时的孔子或许还不知道，他后来十分崇敬的圣王舜，就曾作为普通百姓久居民间。孔子也是如此，父亲的离去使他与母亲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苦生活，这使孔子更深切地了解了社会，认识了人生。
父亲去世后，他随从母亲来到鲁国都城居住。母子相依为命，直到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他们都过着贫贱的生活。单亲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但母亲给了孩子更多的关爱，给了他一个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生活的艰辛，命运的不公，反而磨炼了孔子的意志。
成年后，孔子曾做过委吏与乘田。委吏是管理粮仓的小吏，乘田则是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即使对这样的低微平凡职位，孔子同样兢兢业业，认真做好。他负责管理粮仓，结果出纳账目没有差错；他负责管理牛羊畜牧，结果牛羊长得肥壮。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正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事风格。
尽管父亲曾是鲁国贵族，但毕竟已经地位衰落。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后不久，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孙氏在家里设宴招待鲁国士人。孔子闻讯赶去，却被季孙氏的总管挡在门外，他还讥讽孔子！可以想象，孔子受到这一打击，一定促使他更加奋发努力，从而依靠广博的学识赢得尊重。
（三）“好学”与“博学”
孔子自幼表现出不同流俗的特异之处。鲁国是重视礼乐的东方诸侯国，浓郁的礼乐文化氛围影响了幼小的孔子。在母亲的教导下，他甚至在玩游戏时也经常摆放各种祭器，模仿祭祀的各种礼仪。
孔子小时候就很好学，十五岁时，他已经树立了经国济世的志向。青少年时代，他已经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那时，“六艺”是贵族以及平民子弟学校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年龄稍大，孔子对历史文化典籍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博览群书，尤为喜好诗、书、礼、乐等等。
五十岁以前，孔子不断寻求从政机会，但他勤奋好学的习惯从未改变。只要能够学习知识，增长才干，他一定及时把握。有知识广博的人来访，他听说后便随即前往求教，他曾前往周朝都城向老子学习。孔子敬重那个时代各国的贤人，对他们非常了解，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学习内容广泛，仅音乐来说，他曾学乐于苌弘，问琴于师襄。有一次，他在齐国听到《韶》乐，非常入迷，他领会了乐曲的内在精神，竟然“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博学多识，不仅鲁人皆知，还享誉于其他各国。大臣孟僖子出使楚国，因为不懂得以礼处理外交事务，深感羞耻，因此发奋学礼。临终前，他命儿子向孔子学礼。孔子招收卿大夫的儿子为弟子，这使他声名鹊起，慕名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
孔子为人谦卑，他对学术的追求却十分严谨。他认为自己博学，是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喜好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他曾说，要找到比自己更加忠信的人也许不难，但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喜欢学问的人却不容易。他善于将思考与学习结合起来。他虚怀若谷，主张应该向所有的人学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孔子好学，使他以“博学”著称，世人有不解的问题，往往向他请教。孔子在陈国时，国君庭院中飞落了一只隼，这只隼被一支箭射中。这支箭是楛木做的，有一尺多长，箭头是石头做的。国君派人咨询孔子，孔子说：“这只隼是从很远的肃慎氏飞来的。武王克商时，国势强大，周边部落都来纳贡。肃慎氏进贡了楛矢石砮。周王把肃慎氏献来的楛矢石砮赐给分封在陈国的女婿，如果让人到府库里去找，应该可以找到。”国君让人去找，果然找到了。
季桓子挖井时，获得一个腹大口小的陶器，里面有一个似羊的东西。季桓子不太地道，求教于人还说谎话，故意试探孔子，说在挖井时得到一条狗。孔子说：“以我所知，如果是挖井的话，得到的应该是羊。因为山林中的怪物叫夔、魍魉，水中的怪物是龙、罔象，而泥土中的怪物则是坟羊。”
孔子熟悉自然与历史，精通古代典籍。他评人论事时，常娴熟地引用《诗》《书》中的语句，这使得他声名远播，身边聚集了很多弟子。
（四）从政的成功与失败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的乱世，他为此深为忧虑。他立志改变这一切，于是希望入仕从政。这种为政治国的志向，很早就在他心中坚定起来。
然而，直到50多岁时，孔子才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鲁国主政的季孙氏家臣篡权叛乱，并且鲁国外部还有强邻虎视眈眈。此时，孔子被任命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境内）宰，即鲁国西北部一个城邑的地方长官。虽然职位不高，但孔子仅用一年时间便治理得井井有条，其他国家都派人前来观摩学习。
由于政绩突出，孔子在第二年便被提拔为司空，这是一个掌管土木建筑的职官。孔子上任后，同样尽职尽责，成绩显著，不久又被提升为大司寇。大司寇是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及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在鲁国公室政权中，与执政的“三卿”并列，地位很高。
孔子刚刚上任，便立场鲜明地贬抑了乱政大夫少正卯。早期典籍中都记载了孔子“诛少正卯”，后世的人们多认为是杀掉了他，其实不然！这个“诛”有“惩罚，讨伐”之意，汉代字书《说文解字》中也说：“诛，讨也。”少正卯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利口善辩，粉饰邪恶，行为邪僻，思想凶险，很容易迷惑众人，危害社会。于是，孔子在宫门前的望楼下，从思想上公开批驳少正卯的言行，以正视听，教育民众。
孔子的非凡才能突出体现在夹谷之会中。齐景公与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会盟，孔子任鲁君相礼，主持会盟。他预见到齐国必以强凌弱，便劝告鲁君做好军事准备。果然，齐国欲阴谋加害鲁君，但被孔子及时识破并揭穿。夹谷之会的胜利，显示了孔子卓越的政治外交才能。
由于鲁国公室衰微，国君失权，为牵制鲁国执政的三个大贵族，孔子又提出了拆除三大贵族封邑城堡的主张。开始时，这一措施比较顺利，但这一措施毕竟对执政大夫不利，结果最终失败，也加深了他与执政大夫之间的矛盾。
孔子励精图治，令邻国的齐人感到不安。他们阴谋离间鲁国君臣关系，向鲁定公与季桓子赠送美女80名，骏马120匹。鲁国君臣果然迷于声色，怠于政事，疏远了孔子。孔子因安邦定国的愿望不能实现，遂忍痛离开鲁国，开始了漫长的“周游列国”的生涯。
离开鲁国后，孔子在卫、宋、曹、郑、陈、蔡等诸侯国之间进行游历，希望能够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舞台。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孔子师徒四处碰壁，落落寡合，难以找到能够赞同自己主张的国君。此间，他们迭遭困厄，备尝艰辛，曾经被围困，又曾被蓄意威胁，还曾绝粮七日，饥馁不堪……但孔子依然勉励学生要坚定理想，不因挫折而动摇，不因“无道”现实而更张。
十四年后，孔子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涯，回到鲁国，孔子此时已是68岁的老人。在最后的几年里，孔子全身心地整理典籍，教授学生。73岁那年，孔子在无奈中离开了人世。
（五）最有成就的教育家
大概在30岁以前，孔子已经开始收徒授学。随着他名声的扩大，孔门弟子越来越多。他将私学的大门向社会敞开，不分贵贱、无论贫富，人人都可以跟从他学习，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
孔子弟子来自各国，分布很广；他们出身各异，品性不齐，年龄也相差很大。孔子长期兴办教育，开门办学，方法灵活，方式多样，弟子来去自由。据称，孔子有弟子3000人，学有所成的就有70多人。
社会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要改造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转变人心。孔子显然意识到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他招收弟子，目的是以礼乐、仁义型塑一大批“成人”，通过文化熏染和提升，使他们成为有知识素养、德性涵养的道德君子。这些君子之才通过入仕，管理社会，才能更好地引领社会，改造社会，实现“天下有道”。
虽然学生成分复杂，孔子却能够成功地教之成才。孔子认为，人的天赋相近，但后天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更为关键。教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盛同样十分重要，人口繁盛后要使百姓富裕，同时还要施以教化。
孔子认为，人的智力各有差异，兴趣互有不同，教育必须有针对性。孔子对弟子的个性特征了然于心，能对不同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诲，循循善诱。孔子讲学，形式自由灵活。他所培养的学生，更不是“皓首穷经”的书生，而是知行合一的君子。他注重实践行动，鼓励弟子参与政治。
孔子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身教。孔子深深明白以身作则在教学和从政中的作用。孔子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勤奋好学及为实现理想而孜孜追求的精神，形成了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们。弟子们崇拜和敬仰老师，对老师心悦诚服，从而培养出既严肃又融洽的师生关系。
私学的出现使“学而优则仕”成为可能，也因之打破了贵族世袭制传统，推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促进了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孔子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正因为这种特殊贡献，后世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
（六）弟子记录孔子言论
孔子远去了。但是，他留下了许多言论，我们可以去追寻孔子，了解他的思想，认识他的学说。
孔子推崇古代的文化，孜孜不倦地学习与思索。孔子整理了许多典籍文献，修订了鲁国史书《春秋》。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与弟子之间以及和当时人物间的许多对话被记录下来，其中的一些言论被选出来编成了《论语》。
孔子的这些“谈话记录”主要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论语》中记载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行”的问题，他希望到哪里都能通达，于是向孔子请教该怎样做。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无论在哪里都能顺畅通达，否则，即使在邻里乡党间也行不通，最关键的是要切实做到、做好。听到孔子的精彩论说，子张连忙“书诸绅”。所谓“书诸绅”，即写在自己宽大的衣带上。不难推知，在与孔子相处问学时，孔子弟子有随时记录孔子重要言论的习惯。
与《论语》价值不相上下的还有一本书，名曰《孔子家语》，其中有更多类似的记载。从中发现，在很多时候，弟子们在听了老师的教诲后“退而记之”；也有时候，孔子在讲完之后命学生记录下来。《孔子家语》还提供了一条重要材料，那就是在孔子晚年教学时，往往由更年轻的弟子轮流来记录。
现存孔子的言论可以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语言片段，没有具体的言语情景，字数不多，属于语录体，很像《论语》；第二类为成篇的论述，记述事情较为完整，有一定论说情景的交代，与《孔子家语》相类，篇幅相对较长。当然，这样分类只是为了更好地概述孔子遗说的材料。
人们推测，《论语》的结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因为以常情而论，孔子去世，“微言”将绝，弟子中也有不同学派，他们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很有可能会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于传承夫子之道。此时倡议纂辑孔子及其弟子言论，应该时机最为成熟，最为方便。
但是，此时所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语，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形，因为《孔子家语》很像是不同弟子“听课笔记”的整理汇编。而《论语》中记载了曾子临终时的言论，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那么《论语》的编辑不会太早。
如果细致研究，还会发现《论语》材料不是随意的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表达了编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与把握。西汉时期孔子后裔孔安国说《论语》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征，很有道理！古时候，“论语”的“论”与“抡”相通，意思是挑选、选择。“论语”其实就是选择出来的孔子言语。
《论语》显然不是匆忙的“集体汇编”，而是经过了细心的选择与排比。《孔子家语》之称为“家”，并记录孔子身世、生平，又有《本姓》叙述其家世源流，说明它属于“孔氏家学”的范畴。孔安国说《家语》与《论语》“并时”，种种迹象表明，二者的最后整理与编订者很可能都是孔子的裔孙子思。
（七）孔子言论远不止《论语》
如果你是刚接触孔子，很可能会被告知应该先读《论语》，因为那是一本最为可靠的关于孔子言行的文献。
但是，《论语》之外，还有大量的孔子言论被保存下来。除了《孔子家语》以外，还有不少，如《礼记》《大戴礼记》《易传》《左传》《孟子》《荀子》《孔丛子》及其他诸子文献，乃至在出土文献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孔子遗说。
以往，人们认为典籍中的孔子遗说未必可信。随着大量地下新文献的不断问世，人们发现以前的许多怀疑都“过了头”。这种过头的怀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给人的感觉甚至是几乎“无书不伪”。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学习和了解孔子时只习惯于使用《论语》，更有甚者，许多人连《论语》也进行怀疑，认为《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陆续添加的结果。
实际上，先秦两汉典籍中凡单纯以“子曰”形式出现的记载，其中的“子”都是指孔子，至今发现的材料无一例外。以“子曰”为“孔子曰”，这是那时典籍记述的通例，也说明孔子在那时的巨大影响。当然，个别诸子著述假托孔子，所引述、介绍的孔子言行未必完全可靠，也不会一定是出于孔子弟子的记述。除此之外，绝大多数都应当是孔子弟子传述下来的孔子遗说。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孔子家语》的价值不可小觑。《孔子家语》在字数上远远超过了《论语》，这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孔子言论集，内涵十分丰富。此书命运多舛，经过了弟子和后学的润色和加工，这种“润色”是古籍传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与所谓“造假作伪”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事实上，后人对孔子言论进行辑录整理、润色加工，情况各有不同。例如，有人怀疑子思所记录的孔子言论可能属于子思本人，子思说，自己所记述的孔子之言，有的是亲身听说，有的是从他人那里听来，虽然不会一字不差，但决不会背离孔子，失去孔子之“意”。同样，孔安国想方设法找到并排比孔子言论，编辑《孔子家语》，也是担心“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他看不惯“各以意增损其言”的做法，他本人又怎么会去“造假”或者“作伪”呢？
（八）慢慢“品”才有味道
面对大量的孔子言论，我们怎样知道孔子主要在讲什么？可以想见，孔子言论零散分布在不同文献中，即使相对系统的《论语》，其二十篇的结构也较为松散，这会让习惯阅读完整文本的现代人很不习惯。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孔子的言论多以对话的形式保存下来，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论也是以对话的形式流传下来。这种文体似乎也有其妙处，它们经过了选择，犹如浓缩的精华，蕴藏着睿智之思。只要静下心来，仔细品读，其中的思想与智慧灵光，才会沁入心脾，荡胸生云。这就如同中国人喝功夫茶那样，将茶叶泡在热水中，慢慢品味，方觉美妙。
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孔子的话不过是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不过，如果真正读懂《易传》《中庸》等孔子的论述，就会感到孔子的思想学说可不这么简单！
孔子没有孤立地、静止地思考问题。他思考“人道”时，也思考“人情”；他把“人道”放在天、地之间一起思索。就像他常提到的“礼”，他在思考礼的天然合理性问题。在他看来，“礼”就是“理”，它只要有“理万物”的功能，就必须符合天时，配合地利，顺应鬼神，切合人心。
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简单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孔子这些言论，但其中肯定蕴含着比我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比如，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爱，那么，培养爱心就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了。于是，孔子教导说：爱心培养就从孝敬父母开始！之所以如此，简直简单得不需要再加以论证。
说起来，儒学博大精深，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但它真的又十分简单。孔子不止一次地对弟子说：不要以为我博学而强记，其实我的学问“一以贯之”。曾子认为，这个“一贯”的学问就是“忠恕”，就是“修己以安人”。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这是人们都应当学会的“君子之道”。
但是，“推己及人”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需要一个切切实实的“修养”功夫。孔子言论所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无一不是围绕这样的中心。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孔子，我们按照不同论题对孔子遗说大体分类。将精选出的孔子言论，按照“理想”“管理”“礼乐”“学习”“家庭”“交友”“人生”“自然”等篇章进行了编排。其中有编者在传统诠解和学者著述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理解和看法。在每篇之前，都有“导读”予以总体介绍、解说。而对所选的孔子语录，除了原文，还有注释、译文和解读，各有侧重，层层深入。
希望你能耐心去读、去品，并能读到妙处、品出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