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乱世得子盼世昌盛
大清帝国已经被迫对外“开埠”的南方大港广州，蜿蜒曲折的珠江穿过全城。沿江帆樯林立，舳舻相接；两岸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已划入广州市海珠区）一个殷实人家，户主名叫邓焕庄，先祖原为东莞怀德乡人，至二十三世传焕庄，专营茶叶生意，曾经在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邓氏第十九世至二十四世族系表是：晋富（十九世），子积喜（二十世），积喜子成旺（二十一世），成旺生四子，分为大宅、二宅、三宅和四宅。大宅和三宅无资料可考。二宅景新，字映霞；四宅景能：他们都是邓氏第二十二世。景新子焕芬，字秋甫；景能子焕庄，字端甫：同为二十三世。焕庄的妻子郭氏于1849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八日）生了一个男孩，此男孩也是他们夫妻的独生子。因为邓焕庄饱受世道黑暗和战乱之苦，殷切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这个儿子起名为邓永昌；然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故知情达理的邓焕庄又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
邓焕庄为子起名希冀事业兴旺，家道昌隆，期盼时世好转，政治昌明，毕竟仅仅是主观愿望。客观的情况是：这个孩子对家庭来说是“生不逢时”、命运不济，但对苦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却是生得其时、才为世出。他的一生虽短暂，却像彗星行空，凤凰赴火，发出了绚丽夺目的奇光异彩。
邓世昌少年时期，帝国主义接连不断地入侵，他目睹外国侵略军在广州街头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鸦片的侵袭，使茶叶生意大为萧条，邓氏家境每况愈下。
第二节 少年萌发报国宏志
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用舰炮轰开中国大门，先是“五口通商”，继而扩大到沿海各重要港口。南面的广州和中部的上海是他们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桥头堡，因此，这两地的中国商民受害最深。
邓世昌的祖父景能公，早年经营茶叶。开始阶段，生意兴隆，家业发达。自从英人输入鸦片之后，中、英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茶叶虽仍是清国对欧洲的大宗贸易物，但渐趋衰颓。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战火，更是日益萧条。老掌柜景能公心事重重，不时摇头叹息，为生计犯愁。少掌柜邓焕庄，更是思虑无策，夜夜忧叹。他听说上海商贾云集，出口额大，决意往沪上一走，投奔朋友，再起商号，拓展茶业。于是将此心事向老父诉说。景能公斟酌良久，终于允可。邓焕庄自幼随父经商，深谙茶道，颇为得法，去了几趟上海后，便在那里租屋开了一个小茶行，稳步扩大经营资本与规模。其时上海虽然亦与广州一样，遭受外夷侵扰，列强瓜分，但与粤地比较起来，时势稍为平和些。更因其四通八达，物源丰盛，且城市不断扩大，人口速增，所以商机较多，经营茶叶优于广州。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一天，他路过街头摊市，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山民，正在吆喊出卖树苗：“好树种，苹婆树，紫荆树，栽种庭院最合适……”邓世昌自幼好读古诗，酷爱书法，虽小小年纪，已打下深厚的古文底子。当他听到“苹婆树”三个字时，顿时想起战国著名文学家宋玉的《风赋》中的句子：“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唐李峤《风》诗：“落日生苹末，摇扬遍远林。”更有曹寅“争似苹婆双院里，挥毫日日醉春风”的诗句。他情不自禁地说：
“家院里种上一棵苹婆树，一棵紫荆树，绿阴婆娑，清风拂面，然后临窗挥毫，岂不令人陶醉？”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将其买下，兴冲冲地背回家中，在院子里挖了两个深坑，将其种上。就在他培土浇水即将完毕之时，家仆出来呼唤道：“少爷，老爷有事找你，我在书房客厅寻了个遍，想不到你在这里！”
邓世昌立即洗手，掸掉身上尘土，正冠、整衣，到厅堂里去聆听父亲教诲。
世昌向父亲鞠躬、问安之后，焕庄说道：“世昌，你已完成小学学业，不能长久囿于家乡一隅之地，应多见世面，长见识，我想把你带到上海去就读。”
世昌听后，喜上眉梢，恭敬地说：“父亲所言极是，孩儿早怀远行之志，今日能如愿以偿，定不辜负父亲期望。”
焕庄高兴地说：“好啊，明日你随同为父去沪，抓紧准备书籍、行李去吧！”
世昌欣喜异常，雀跃而去。
焕庄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这在把英语当作“蛮夷之语”的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当他携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一个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极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世昌身材不高，性格沉毅，状貌雄健，无论读书、做事，都是专心致志，心不旁骛。来到上海已近半年，他一直埋头读书，几乎“足不出户”，与外面喧嚣热闹的花花世界仿佛隔绝。第一学期学业完成后，有短暂的假期，加之“外师”要回国探亲，所以有了一点空闲时间。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游历上海。他常到外滩，看到沿江一幢幢鳞次栉比的西式楼房，全是英、俄、美、法等国的领事馆、教堂和各色各样的洋行；黄浦江边，看到挂着各种旗帜的外国军舰在中国海口、内江任意进出，横冲直撞，畅行无阻，不禁萌发出以保卫国家为己任的念头，慨然兴叹道：
“中外通商日盛，外舰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肇衅，何以御之？”（《海军实纪·邓壮节公事略》）
从此，他蓄志投身海军，这就决定了他后来所走的生活道路。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强邻肇衅，何以御之”的慨叹，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十二三岁少年发出的，特别是以敏锐的眼光忧虑“强邻肇衅”，实属可贵。当时处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惧怕的是欧美列强，没把还未勃兴的东邻日本放在眼中，昏昏然高枕无忧。直到十来年后，日本公然并吞琉球，出兵侵占台湾，才看到“强邻肇衅”的危险，引起朝廷哗然。
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中国人被殴打、欺凌和任意监禁，几乎天天都有，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据邓世昌长孙邓小鹏回忆，他曾听父亲说过祖父邓世昌小时客居上海滩的一段亲身经历：
“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三道头’（外籍巡捕）毒打拉车工人，他看不过去，出面劝阻：‘不要这样，你晓不晓得这到底在中国！’那个‘三道头’却回答说：‘你晓不晓得这是在租界！’反而弄得他无言可答。”这次目睹，对邓世昌刺激很大，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沉重压迫，进一步激发他树立强我中华的宏伟志向。
第三节 投笔从戎献身海军
邓世昌少年时代，正是国家和民族危机空前加剧，那些“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加强海防建设的时期。关心经世之学的邓世昌悉心研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启并给予他一个广阔的心灵世界。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明确地阐述了作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全书字里行间充满着魏源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尖锐指出，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完全是清统治者昏聩造成的恶果。面对顽固派用反对“奇技淫巧”的滥调来反对“师夷长技”，他愤怒地痛斥道：圣人造舟制楫，以济不通；制弦剡矢，以威天下，难道也是“形器之末”？凡有用之物，“夺奇技而非淫巧”。如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尽耳目心思之力，以利国家和全民所用。
魏源认为其正确态度应该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此即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
“夷之长技”是什么？魏源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中国设立兵工厂、造船厂，并学习西方练兵之法，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魏源还认为，学习夷之长技，不局限于武器装备，西方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都在学习和制造之列。《海国图志》中，也反映出了魏源明显的发展民间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机械”者应予鼓励，此论邓世昌也很欣赏。
魏源还指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养兵练兵之法亦值得我们学习。西洋之兵“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如果“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因此他认定西方的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认为治绿营水师，必须“精训练而严节制之”。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先筹养兵”。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邓世昌带兵训练的准则之一。
邓世昌读书，不是囫囵吞枣的全盘接受，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领会其精神，吸取其精华，摈弃其片面性或偏见。他对于魏源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主张，认为这只是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状况下御敌的权宜之计，不可作为长期的海防之策。他对书中指出的“江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这段话写了眉批：
欧罗巴诸国，越七万里而遍于中土，非偶然也。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此乃真正海上强国也。若我绿营水师能横渡大洋抵泰晤士河口，何用守珠江、长江内河以御敌？
这是邓世昌后来极力主张的“邀击强敌于外海”战略思想的萌芽。
邓世昌还喜欢古往今来的军旅诗，那些金戈铁马、气势磅礴的诗篇常常成为他练习书法的内容。一天在学西语后的课余，他用楷体写下了李贺《南园》诗的第五首：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接着，以草体挥写了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在写到最后两句作结时，他心情激荡，托诗言志，使书法刚劲有力，神采飞扬。正在此时，他的父亲焕庄默默地进来观看，他竟未觉察。
“写得好，有了长进！”父亲连连点头，表示称赞。
邓世昌不好意思地搁笔，向父亲请安。
邓焕庄通过世昌书写的两幅字，仿佛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便问道：
“莫非孩儿要弃科举仕途，怀投笔从戎之志？”
邓世昌见父亲既然已经点破自己久存胸臆的夙愿，便大胆进言道：
“科举仕途实为摧残人才的千年枷锁、无形杀手，多少人皓首穷经，结果乃是秀才到顶。龚公、魏子、左氏都是旷世奇才，却累试不第，前车可鉴，儿不能重蹈其覆辙而虚掷平生。”
邓焕庄本是个开明通达之人，加之长期生活在与洋人通商的广州上海，思想观念转变较大，觉得觅生之路不如经商，原来就不打算让世昌去读书做官，只是没想到他要去从军。自己经营生意多年，本来希望有个接班人和帮手，但看到市面萧条，从商艰难，也就改变了初衷，便说道：“人生贵适志，不必苟于名利，为父遂儿所愿。”
邓世昌喜出望外，向父亲出示近几年来他用心收录的朝廷重臣的言论，即他们赞成在中国创建坚船利炮体系，邓焕庄细读了之后，频频点头赞许，叹为远见。此后，邓世昌遂坚定了干海军保卫祖国海疆的志向。
第四节 毅然报考船政学堂
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上奏称：要想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要想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在于海防的极端薄弱，“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所以“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著”。
当时，中国自己设厂造船，困难重重，从选择厂址到解决机器、技术、经费、驾驶、养船等，无一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左宗棠在奏折中都一一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清朝政府谨慎地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并允准将闽海关四成结款四十万两白银作为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经费。
造船与学造船、学驾驶并重，是福州船政局的一个重要特点。左宗棠把“学”视为船政局成败的重要标志。在左宗棠与洋人日意格商定的创办船政局保约中，规定了创办学堂与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
接替左宗棠办船政的沈葆桢为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作“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不管起什么名字，此对建设近代海军说来，“是为中国防海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设校之基”。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寒门子弟。他们难免为贪图食宿免费和每月四两的饷银而来。所以事前明确规定：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因为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的吸引力不大。由于生源不足，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将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甘结。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首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都在12岁至15岁。由于人数不足，决定再从广东和香港招生，并把年龄要求放宽。
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录取。此次考取的除邓世昌外，还有张成、吕翰、叶富、林国祥等人，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做教室。
艺局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其基本精神是促使他们进取。为此，制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学堂的第一个章程：
一、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后、夜眠前，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惰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二、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
三、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四、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
五、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六、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七、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
八、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即令做监工、做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求是堂艺局不久后便迁往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两部分，但还未有确切名称，通称“法语学校”和“英语学校”。前学堂、后学堂正式名称的出现，第一次见于1873年12月7日《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称：“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从此即为中文资料所沿用。前者包括造船、设计专业和学徒班，后者包括驾驶、轮机专业。
福州船政前、后学堂的开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文明进步的重大事件。它是第一次“官办”新学，聘请的是蓝眼珠、黄头发、高鼻梁的洋人执教；念的是叽里呱啦的“蛮夷之语”；研制的是向来被封建士大夫嗤之以鼻的“奇技淫巧”和“至愚之器”……中国最早发明的指南针，不再是用来看风水的工具，而是被洋人精制成可以用来在汪洋大海上准确导航的罗经了；火药更不仅仅是用来制爆竹，而是装入了威力巨大的炮弹中。
被洋人痛打之后的中国开始清醒，一代莘莘学子从头学习，谦恭地向洋老师求教，邓世昌便是其中一位出类拔萃者。
课堂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还需要经过练习舰的实习。如同沈葆桢所说：“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1869年，沈葆桢派员到香港、南洋一带购置轮船，没有找到合适的。次年夏天，船政局“福星”轮下水，沈葆桢打算将其改成练习舰，可是“福星”轮太小，难以容纳多人。直到年底，才在福州购得德国三桅夹板船“马得罗”号，易名“建威”号，按照军舰式样改造。“建威”号长38米，宽8.2米，排水量475吨，虽然使用多年，但船的木料很好，做工也很讲究。二层舱内，能住百余人。这是船政学堂拥有的第一艘练习舰。
第五节 出类拔萃上舰任职
福州船政局的首批毕业生，经过了两至三年的海上实习，确定了分配的去向。1873年12月，沈葆桢在五年限满之际，除奏请继续造轮船外，还根据“日起而有功”，“循序而渐进”的精神，提出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建议从前、后学堂中，挑选天资颖异而学有根底的学生，出洋学习驾驶和造船，以便推陈出新，练兵制胜。这样，三五年后，“有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其用”。这是一个选拔提高人才的重要途径。
还有一个当务之急就是，此时船政局已经有了几艘舰船，这些舰船有的是向德、英购买的（如“建威”舰），有的是船政局自造的（如“福星”轮）。海军始建，就这么一点家当，必须挑选成绩优异、身体健壮、实习时表现出众的佼佼者上舰任职，要挑选已有能力驾舰蹈海的“致用”之才。第三类是学习成绩好而身体差的学生，不能人厂上船，就到学堂担任教师。这样的分配方针原则，真可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
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沙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正因为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尤其是在随“建威”舰到南洋的实习中，邓世昌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的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加之邓世昌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沈葆桢就于1871年底派他去管“建威”号兵轮。邓世昌上舰以后，“执事惟谨”，以身作则，爱护士兵，深受人们爱戴，在部属中享有很高威信。1874年，沈葆桢对他奖以五品军功，并派充任“琛航”舰大副、“海东云”管带（清末新军制，统辖一营的长官。海军舰长亦用此称）。时年，邓世昌25岁。他是船政局的毕业生中最先冒尖、最早在舰船上任职者之一。与他同时或稍后任职的第一届毕业生还有：张成先后任“海东云”“靖远”管驾，吕翰任“长胜”“振威”管驾，叶富任“海东云”管驾，林国祥任“琛航”管驾，林泰曾任“建威”大副，黄建勋任“扬武”正教习，方伯谦任“伏波”正教习、“扬武”管驾。
沈葆桢离任之后，由丁日昌总管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派学生出国学习一事，最后由李鸿章与丁日昌、吴赞诚等人函商筹议，于1877年1月提出选派船政局学生出洋肄业章程和上奏清廷。根据这个奏折和章程，李凤苞于1877年2月到福州船政局，挑选去法、英学习制造和驾驶的学生。3月31日，李凤苞带领船政局首届出国学生，乘船政局“济安”轮去香港，4月5日改乘外国公司轮船西行，分赴英、法学习。
这批出国人员中，除华、洋监督外，有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学生除已在法国的魏瀚等2人外，还有学制造的郑清廉等12人，艺徒裘安国等4人，学驾驶专业的刘步蟾等12人，共30人。马建忠、陈季同和罗丰禄三人，既是工作人员，也是学生，加上他们是33人。随后，李凤苞和日意格认为：“艺徒人数尚少，不敷分拨”。船政大臣吴赞诚根据李凤苞等人“添加艺徒，俾便分习”的意见，将同年十月随洋员斯恭塞格去法国的5名艺徒，留在法国学习。这样，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往英、法的留学生共有38名。这批出国学生的选拔采取保质勿滥的方针。《船政学生出洋肄业章程》说：“选派生徒，应由监督溯查考绩，详加验看”，严禁选派不应出国学生滥竽充数。对此，《章程》特别规定：“如有不应出洋，滥收带往，不能在官学官厂造就以致剔回者，其回费由监督自给。”
这批被选拔的学生，大都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质量是比较好的。据不完全记载，学制造的14人中，都是前学堂的首届学生；学驾驶的12人中，除萨镇冰、林颖启是后学堂二届学生外，其余10人都是首届学生。此外，文案陈季同是前学堂的首届学生，翻译罗丰禄是后学堂首届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如魏瀚、刘步蟾、林泰曾等人，早被沈葆桢以“其工学习有年，其才均堪造就”，于1875年派随日意格西行出国考察；有的如吴德章、罗臻录等人，自己还独立设计制造过“艺新”轮。因而，吴赞诚称赞说：“本中华杰出之才，收庄岳数年之益，习英学者可期为良将，习法学者可望为良工。”
根据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选入出洋留学之列，只是因为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在国内风涛海浪中锤炼。事在人为，邓世昌虽然未正式出国学习，但他作为海军良将，素养仍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李鸿章等人几次派他出国去接收新舰。邓世昌在出国接舰过程中，抓紧机会，虚心好学，弥补了未在国外深造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