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选的书包扎好了，他当即付了钱，携着书走了，我和内山夫人都猜不透这是什么人，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代伟人——鲁迅先生。
五六天以后，大概是一个星期天，这天内山先生没有出去，和内山夫人一起坐在店堂里闲话。鲁迅先生又来了。内山夫人看到他就偷偷地把前几天买书的事情告诉了内山先生。内山先生是一个很好客的人，立即上去用日语和鲁迅先生打招呼，鲁迅先生也用日语回答他的问话。经过一次谈话之后，鲁迅先生和内山先生就交了朋友。以后，每隔几天一定来一次。这时，鲁迅先生还住在东横浜路景云里。
后来，内山书店的营业扩大了，内山先生把外面的事情也辞了，专心一意地开起书店来。书店也由魏盛里迁到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就是现在的山阴路）。从这时候开始，内山先生和鲁迅先生的过从就更密切了。鲁迅先生几乎每天都到书店里来一趟，每次来都是在下午两三点钟光景。假如不来，不是有事，就是病了，内山先生一定要到鲁迅先生家里去看他。这时候，店里的店员也增多了，我们都认识鲁迅先生，他不到店里来，我们也会向内山先生打听的。
鲁迅先生每次到书店来，都由内山先生陪着谈话。
这时候的内山书店虽比原来的稍微大一点点，布置还和原来的一样，中间的书架靠后面一点，有两把椅子，中间放着一只日本式的大火缸，这只缸在夏天也是不拿掉的。鲁迅先生每次来都坐在这里，他坐在外面的一张椅子上，面朝里坐，内山先生坐在他的对面陪着，所以从外面进来的人，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背影。这时候，鲁迅先生的处境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他面朝里，为的是不让外面进来的人看见他。鲁迅先生到书店来，也不一定从大门进来，有时从后门，出去也往往走来时的相反方向。我们都为鲁迅先生的处境担心，为了保护鲁迅先生，在他来了之后，我和内山先生就会特别注意书店里的顾客，万一生疏的面孔多了，我们就立刻通知鲁迅先生，让他避开。
从这个时候起，鲁迅先生写好了文章，都送到内山书店来，由书店代他送出去，稿费信件送来时，也由书店代转。鲁迅先生要会客人，地点也往往在内山书店或借内山先生的家里千爱里三号（就在书店的后门口）。
鲁迅先生在上海几次避难，几乎都是托内山先生代为安排的，一次在花园庄旅社，一次在内山书店楼上，一次在四川路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口内山书店分店里。这些事情，内山先生只肯告诉我一个人，因此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前些日子，鲁迅纪念馆的同志要我陪他们去看一看这些地方，我陪着去了，可是时过境迁，房子的样子都变了。
内山先生和鲁迅先生成了好朋友之后，常和我谈起鲁迅先生，他对鲁迅先生是非常敬仰的。内山常说，鲁迅的一支笔，像一架机关枪，十分厉害。
鲁迅先生的为人，也时常成为我们谈话的资料。关于鲁迅先生的“儿子”的事情（原注：参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中《鲁迅和青年们》一文。）早听说过了，我们除去痛恨这些无赖之可恶以外，对于鲁迅先生的气量的宽宏，不胜惊叹。内山先生还曾表示过，不管在政治思想方面，在文学素养方面，由于和鲁迅先生的接触，都是获益很多的。
尽管我当时是一个学徒，一个书店的伙计，但是鲁迅先生对我们还是十分尊重的，有这么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小事情，我们全家人到现在还觉得十分光荣。
我在25岁时，生了一个男孩子，我不知道该给孩子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就和内山先生商量。内山先生说，我是一个日本人，只会起日本名字，不好，我替你转请鲁迅先生吧！过了一两天，内山先生走来告诉我，名字有了，是鲁迅先生起的，叫“长树”，这两个字又是鲁迅先生自己的奶名。
这虽是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待人那种“有求必应”的精神。
以上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可惜的是，一来我当时管着整个书店的业务，不能抽出很多时间来和鲁迅先生接近；二来自己年轻懵懂，文化水平认识水平都不高，也没有主动和鲁迅先生谈过话，所以没有能得到更多的教益，这就成为我终身无法弥补的憾事了。
（原载1956年第九期《文艺月报》）
上海三处内山书店
薛理勇
今年金秋，虹口区文化局利用四川北路的拆房空地举办了《百年四川北路》图片展览，这大概是上海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次以一条商业街为背景的展览会，近百幅四川北路的历史照片，配以适当的文字，使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四川北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展览中陈列了一张摄于20年代的北四川路横洪桥街景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著名的“内山书店”就开在今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弄口边上；内山书店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的书店，鲁迅先生经常出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也多次帮助鲁迅以及其他中国文化志士，所以内山书店旧址已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上海市文管会立的“内山书店旧址”纪念碑并不在“北四川路横浜桥”，而在今四川北路山阴路口。笔者还记得，虹口区政协编的《文史苑》第8期也刊登过这张照片，并希望了解内山书店历史者对此问题作出解释，可惜几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收到征文。
内山完造是一位日本基督教信徒，1913年（时年28岁）来上海，是日本基督教上海主日会干事，主日会教堂设在今邢家桥路溧阳路口，而北四川路一带是旅沪日侨最集中的地段，于是内山完造就租赁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边的1908号的单开间门面开设内山书店，主要经营日文期刊和关于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书籍，后来才扩展经营中文图书，鲁迅的不少著作也曾在内山书店销售。由于二三十年代的北四川路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又与不少中国进步文化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台湾著名藏书家叶灵凤也经常光顾内山书店，他在《关于内山完造》一文中叙述：“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于穷文化人真是一种莫大的方便”，作者“至今还欠了他店里一笔书账未还，这可以说是对老板最大的抱歉”。叶先生还讲：“他的内山书店，最初是开设在从前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一条弄堂里，卖的是杂志刊物，书籍不多。后来业务日见发达，这才搬到北四川路底，正式开起书店来，原来的旧址改作杂志部。”
除了北四川路外，内山书店在南京路还有一家分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
日本战败后，内山回国，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仍由中美图书公司收还，现在是体育用品商店，四川北路底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后改为中国文化服务社，解放后又改作他用。1980年，内山书店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旧址原貌变化太大，这里只能作为“旧址”保护，并勒石书：
内山书店旧址
（1929—1949）
此店为日本友好人士内山完造设。鲁迅先生常来店买书、会客，并一度在此避难。特勒石纪念。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1981年9月立
（原载《海上旧闻》，文汇出版社，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