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二景
现在上海的人口，据说有340万，并且上海是世界人类的展览会场。说是聚居着世界30多个国家的人，但340万人中的330万以上，其实都是中国人。其余的六七万外国人，虽说是属于30多个国家，但问问住在上海的人，有谁真的见过30多个国家的人呢？恐怕说都看见过的连一个人也没有吧。说来也是，六七万的外国人之中，日本人最多，大约三万人，英国人（印度人也算）或俄国人占第二位，依次排下去是美国人（菲律宾人也算）或者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人等。虽说就这些国家，每个国家最少数百人，但除此以外的各国，有的只有数十人、十人，甚至有十几个国家仅有一两个人。所以，跟亲眼见过似的喊着展览会展览会的话，其实只不过是那么一说罢了。要把上海居住者的收入大致分为上中下三层的话，那还是欧美人为上层，日本人为中层，中国人为下层的样子。俄国人现在恐怕和中国人的收入差不多吧。把这种大致的区别用于饭店时，就是西餐、日本料理、中餐和俄国菜了。如果问菜价哪一种最高，那得数日本料理店，其次是西餐厅（欧美人经营的），然后是中国餐馆。俄国菜和中餐是差不多的。最好看的，也就是讲究“色”的菜式，是日本料理；最好闻的，也就是讲究“香”的菜式，是西餐；最好吃的，也就是讲究“味”的菜式，是中餐。俄国的菜式，在这一点上，也是接近于中餐的。中国人和俄国人在收入和饭店的价目上是成正比的，欧美人恐怕也是成正比的吧。唯独日本人在收入方面属于中层，但饭店的菜价竟然是最高的，完全成了反比。因为我既不懂英语，也不会俄语，所以只能抛开欧美人和俄国人的事情不谈，而只就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说。下面我就来把两国料理的差异摆出来说一说，以供参考。
进了围着高而长的墙壁的堂堂大门，穿过广阔的种着树木的庭院，到了灯光耀眼、宫殿般的房子的玄关，穿着漂亮服饰的侍女出来为我带路。说着敬重的问候语，领我到二楼的客厅，那是贴着金宣纸的金屏风，铺着新席的大广间。抬头看，萨摩杉的四方形天花板，横梁上有巨大的匾额，是贯名海屋（译注：贯名海屋，1778—1863，日本江户后期的儒者、书法家、画家）的真迹，床的挂轴是竹田的山水，青瓷的香炉中名香袅袅，古铜的花瓶里插着一枝寒山茶。摆好了的坐垫，一挨到我们的手脚，那清脆的声音就知道是八端绸。轻便古朴的桐木手炉，镀银的茶桌上面，放着九谷烧的茶具，漆金的膳碗，有田、清水烧的盘子里装着红白的鲷鱼和金枪鱼。哎呀，实在是太美了！真是视觉盛宴呀。彻头彻尾的精美料理。这着实是日本料理店不得不日夜精益求精的地方。
车马往来都不算自由的街上，饭店一家紧挨着一家，入口的一面，两三个衣服浸满油渍的男人，靠着桌子，一边哼哼地擤着鼻涕，一边剥着虾仁。院子里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嘴里高声嚷嚷着什么，进进出出的。还有两三个人，似乎是指挥他们的，一本正经地打开了账簿，涂画着蚯蚓样的文字。从厨房里飘来了一股蒙蒙的油烟，先是把客人卷进了烟雾里。一走到楼上，油乎乎的茶房的伙计，探出了一张油光满面的脸问道：“先生几个人呀？”便领着客人进了屋子。虽然说是屋子，其实只是用高度足够挡住视线的油漆木板隔起来，四叠半见方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拿进来一块圆板架在桌上，再铺上一块红布，就变成八仙桌了。递上来的毛巾，多半已经是污浊的茶色。桌子上摆放着水果、糖果，还有西瓜子。
过了一会儿，上了四个冷盘。象牙筷子永远是茶色的。接着端出了各种炒菜、炸菜、烤菜、素菜、荤菜、汤等，在我们眼里看着美的东西是极少极少的。而且盛菜的碗碟，缺口的，碎边的，也照样摆了出来，越发让人心里不舒服了。
厨房的隔壁就是厕所，污水不分彼此地在一块流。这样的话本不应该说出来的，但中国的饭店确实毫不注意这种事。
但是，仅用眼睛看看，或者仅用鼻子闻闻香味，不能说这就能够感受到料理的本质了。不管怎么说，总得吃进嘴以后，才能说是感受到了它的本质。因此，日本料理只能供日本人赏味（除了寿喜烧之外），反而中餐却流行于世界的餐桌，而且令傲慢的欧美人都不得不抹泪绝口称赞中餐实属世界第一了。这证实了什么呢？
我自己一边写着，一边想，像这样值得深思的事太多了。还请各位不要盲目附和别人的中国论，也不要对中国加以冷笑和恶骂。先亲自品味品味，咀嚼咀嚼看看再说。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偷与落
场所：××纱厂
时间：工人换班时
人物：A日本监督
B印度门卫
C中国男工
男工C在换班的点正要回家时，私自拿了些棉花，在回去的路上被发现了。印度门卫B正在训诫他。
B：C，你从哪里拿来的棉花？不是说过不准偷东西的吗，为什么还要偷？
C：不是，我是绝对不会偷东西的。
B：放屁，你现在不是明摆着偷了东西吗？
C：没有！这不是我偷的，我不是贼。
B：那这棉花是怎么回事？
C：这棉花是从工厂带出来的。
B：你看，我说的吧！那不就是偷了公司的棉花吗？你可真会赖呀！
C：不是的，我不是偷的。我不是贼，不会偷东西。
B：混账，你简直是无赖。明明你偷了工厂的棉花，还在你身上搜了出来，你自己也承认了是从工厂拿的，还硬说什么不是偷，不是贼的。脸皮也太厚了吧，你这混账东西！
C：说我是贼，什么时候见我偷过东西？我从没偷过。我什么时候偷东西了，偷了什么，你说啊！
B：好一个嘴硬的家伙啊！
门卫终于愤怒了，啪啪地就开始打他。同时，事情也渐渐变得麻烦了起来。
C：打呀，打呀，再打，我犯了什么错你就打我！哎呀，你打我，杀了我吧！
C放声大哭大叫，那势头也真够猛烈的。一直围聚在远处等待事件解决的工人们，这时候也越来越不安，开始骚动起来了。B君见此情形，也渐渐感到状况不妙。就在这时，接到了通知的A监督赶到了现场。
A：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吵、不要吵，吵什么呀？
所有人都沉默了。
B：这个C又偷了棉花，回去的时候被我发现，训诫他时，明明在他身上搜了出来，他自己也承认是从工厂里带出来的，可就是硬抵赖说“没有偷、我不是贼”这样的话。
C：B不但骂我是贼，而且当我解释说我不是贼，没有偷东西时，他还非说我是贼，偷了东西，还打我。哎呀，打我吧，再打啊！只要打我就能明白我不是贼了吧。
C看那么多工人动摇的样子，想着应该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就更加盛气凌人了，放声大哭。
B：只要他承认说他错了，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也就放他一马了。但他一味抵赖，所以不能不惩罚他一下，这么一来，他还倒打呀杀呀地反上天来了。
A：B君，这个工人是棉厂的工人吧？
B：是的，他是纺棉工人。
A：C，你是棉厂的工人吧？
C：是的。
A：你拿的棉花是“落棉”（译注：私自扣下的棉花）吧？
C：是的，正是“落棉”。
A：这“落棉”呀，在中国的纱厂，就算是不要的棉花了，可是在日本的纱厂不是。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落棉”也算是偷来的棉花。你按中国的习惯说是“落棉”，B君按日本的习惯说是偷来的棉花。C是由于不懂日本工厂的规矩，B君是因为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今天就特别原谅你一次，以后如果再拿“落棉”的话，就马上把你交给警察。好好儿记住了。回去吧。
A君的裁判，好像很能被中国人理解。所以全体工人们都说：“这就对啦，这就对啦，A先生真是圣明啊。C不懂日本工厂的规矩，B不了解中国的习惯，没法子。好了好了，都回去吧。”就拉着嘴里还念念有词的C一起回去了。
B却还是有些莫名其妙。
B：A先生，到底“落棉”和偷来的棉花有什么区别呢？
A：好好，我给你解释一下吧。按中国的习惯，纺棉工人可以拿走点棉花，缫丝工人可以拿走点丝线，织布工人可以拿走点布料，这就叫“落”。
也就是说，自己所担任的某项工作的材料呀、成品呀，私下里稍微拿走一点，就叫作“落”。正如日本纺织业地区京都附近，让人缫丝时，缫丝的人是“佛三匁”（译注：匁，日本重量单位，1匁约3.75克），也就是说“连佛祖都免不了偷拿三匁”。这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完全不会被责难。其他事也一样，都被看作不过是和在官署或是公司上班的人，把公用的信笺信封拿来私用一样而已。
因此在中国，“落棉”也罢，“落丝”也罢，“落布”也罢，都不会被追究罪责。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私自拿了自己所担任的某项工作之外的材料或者成品时，那就是“偷”了。偷东西的人才叫作“贼”。打发阿妈呀阿仁呀去买东西，他们吃点回扣，那叫作“落铜钱”。在上海，人们一般说的“揩油”，指的就是这件事。
B：怪——不——得——呢，这回完全明白了。
A：B君，顺便再说一句，骂是无论怎么骂都可以的，打可不成。在中国的习惯是，只要一动手，无论再怎么有道理也变成没道理了。以后千万别打，除非对方先出手了。可是对方是绝不会动手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也知道一打就算输了。以后可得注意了呀。
B：明白了，以后一定会格外注意。
了解习惯，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天井
听到天井两个字，我们日本人会立刻抬头向上看，因为我们认为的“天井”一定是在上面的东西。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法把在上面的所谓“天井”，和那个被叫作“天井”的名字完全联系起来。用“天之井”的文字来表示头顶上铺的木板，不管怎么想都难以理解。有时候遇见朋友或者熟人我都会问，他们都解释说“木板大多数是井圈的形状或者是四方形，而且又在上方，所以叫天井”，除此以外也问不出什么来了。我觉得应该翻本词典来看看，就借了一部《广辞林》来查。有了有了，词典里把天井的名词的来源也都标注出来了。
词典上写着“天井（名词），是指室内上部的房顶结构，或者是为掩藏上层楼板所设的遮蔽物。我国传统的建筑都会在上面铺设木板，天井的名字是为了避讳，压制火灾而起的。”
虽然写是这么写了，可我还是没法把它们联系起来。
中国也用“天井”这两个字。那么中国的天井又是用在什么东西上的呢？原来中国所谓的天井，指的是房子的中庭。房顶是从四周往中庭方向倾斜而下葺的，形成“井”字，可以透过它看到蓝天；也有可能是因为井在上面所以称为“天井”。我还是没法把它们联系起来，但是感觉这种解释更接近了，脑子里也转起了各种念头。
前面也说了，天井是屋顶从四面向中间下来形成井字形，四个角上都装有落水管，四个角上的落水管的旁边，放了两到四个大水缸。把落水管中间切成某种形状，再插入小一点的落水管，小落水管的那一头就垂在水缸上面。一旦下雨，四面屋顶的雨水会流入四个角上的落水管里，再经过小落水管流进大水缸里。等水缸里的水满了，就把小落水管拆下来，雨水就自由地落到地上。这水缸里的水用来干什么呢，原来这实际上是最好的饮用水了——在很少有水井的浙江省东部，所有的饮用水都是雨水。在中国，把雨水作为饮用水的地方是很多的。
也就是说，因为中庭摆放着从天上接收雨水，蓄水的大水缸，所以叫作天井。简单来说，就是取上天之水的地方，所以叫作天井。
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可是一缸缸蓄积的雨水里，每一缸都满是孑孓。
用水的时候，用一个桶或者勺“嗵嗵”地敲几下，孑孓就会活蹦乱跳地沉向水底去了。这时在上面舀取水就可以放心了，一般是不会有孑孓混进来的。
用日本人或西洋人的视角来看、脑子去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为这种生了孑孓的不干净的水是饮用水。但是中国人认为有孑孓的水缸里的水是安全的。中国人从不喝生水，只喝热水的理由，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生了孑孓的水是安全的？这不用说，是他们在无意识中认为孑孓都能够生存的水不是有毒的水。可以说是孑孓在告诉人们“喝这个水吧”。
上海有种名药六神丸，新北门圣兴街角的雷允上是这种药的真正本家。但六神丸的类似品、仿制品、伪造品之类的，在上海也是非常多。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从没听说过本家的六神丸和类似品、仿制品、伪造品的六神丸有过诉讼纠纷。泰然自若，完全一副不知道有赝品存在的样子。不对，不仅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他们反而认为会有无数赝品出现，就是本家的六神丸优秀的证明。
就像前面说的，因为水是安全的，所以才有孑孓存活，同样的，也能对无数赝品的存在放任不管，我觉得这样的度量实在令人钦佩。
但不论中国人如何大度，也有容忍不了的时候。对于对方的赝品再不采取手段就会危及自身生存的时候，这时候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
前几年上海的英美烟草公司和新创立的大美烟草公司之间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新创立的大美烟草公司推出了一种红屋牌商标的香烟，这是针对当时英美烟草公司老牌子的红锡包（原名Ruby Queen）的竞争。被大美烟草公司挑战的英美烟草公司，这时对于红屋牌的推出，又新推出了一种桥牌烟。我想着，还以为是红屋牌跟红锡包竞争呢，突然间新产品桥牌的出现，对红屋牌猛烈地发动逆袭。这样互争的结果，最终以大美烟草公司惨败收场。
对于这一战，我观察得很仔细，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后来，有个中国人生产了仿制品来跟与我有关系的大学眼药进行竞争。等到大学眼药受到了一定影响的时候，总店打算以侵害商标为由起诉对方。我却想出另一个方法，在起诉之前进行了尝试。
中国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愿意参与诉讼。反而日本人倒是动不动就诉讼。我认为这样的心理差别，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一直无法消除心理隔阂的一大原因。
我首先对制造仿制品的某某人说：
“你制造的眼药，是大学眼药的仿制品。因此大学眼药的商标受到了侵害。我们不会放任不管，因此我方正在研究对策，以侵害商标罪起诉也是办法之一；如果不起诉，把诉讼费用在别的用途上来解决这件事，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决定终止诉讼，采取不起诉的方法。
你之所以仿造大学眼药的产品，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赚钱。既然是这样的目的，那么赚不到钱的话，也就不会再仿造了。因此我打算把用于诉讼的钱，用在让你们停止仿造这件事上，话虽然这么说，但也绝不是出钱收购你的仿制品。
由于你制造仿制品，大学眼药的商标被侵害了。照你的样子，我决定制造你的商品的仿制品，来和你的商品竞争，甚至不收钱白送都干。你究竟是停止仿造呢，还是继续仿造呢，请给个明确答复吧。”
我这样一说，对方竟然回答说会马上收手。不久以后，仿制品也确实没有再出现了，我的策略成功了。我把它叫作“二号政策”，这种方法中国自古就有，之前英美烟草公司和大美烟草公司竞争时，英美所用的也不过就是这种“二号政策”罢了。
可以说是“以毒攻毒”。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