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开卷书坊·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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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在东京读书目

赴日前夕去看施蛰存先生,他老人家要我到东京后为他找一些新的西文书目。因为二三十年代东京的丸善等大书店定期出版西文书目,新旧书都有,他据此选购了不少英法文学名著,受益匪浅。而今年过九十,不可能再去买西文书了,但翻翻印制得很漂亮的书目,仍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施先生的嘱托我自然不敢怠慢,一到东京都立大学就向接待我的平井博教授询问,答复却使我大失所望。创建于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年)的日本最大的西文书店丸善书店近年因新书目已经“上网”,不再印行书本式的书目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种京都北山书店的英文书目,却极简易,没有特色。但平井兄热情推荐了许多中日文的新旧书目,沉甸甸的,拎回住所,一连几个晚上翻阅,竟读出许多名堂来。

原来日本的书店,只要稍具规模的,都定期或不定期印行书目,以供读者选购之便。新书店有新书目,旧书店有旧书目,也有新旧混杂的。与中国有特殊渊源的内山书店的《中国图书》,执日本销售中国文史哲新书牛耳的东方书店的《东方》,则又是书目加书评的杂志了。拙编知堂老人的《饭后随笔》就有幸被《东方》评介过。但最吸引人的还是旧书店的书目,像著名的琳琅阁、一诚堂、东阳堂、庆文堂等书店的书目,每期都是厚厚的一大册,印制精美典雅,书目前又有历代孤本善本书影,名家手稿字画照片,少则四五页,多则二十几页,甚至彩色制版,美轮美奂,使像我这样的书迷大饱眼福。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些书目绝大部分都是非卖品,向高校、图书馆、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赠阅,平井兄就说他每个月都要收到一大批书目。书店的目的再清楚不过,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招徕顾客,“愿者上钩”。不过这些书目有不少本身已经是具有专门版本知识的高水平的印刷品,从中大可玩味当今日本汉籍的流向,日本学者的兴趣,很值得研究、欣赏和收藏。

位于号称世界最大古旧书区神田神保町的东城书店,在最新版的《97—98年东京书店指南》中还榜上无名,但该店的书目却令人刮目相看。一年四期,到今年十月出满八十期。我把近三年来的“东城”书目细读一遍,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该书目分类很讲究,单是中文书就包括线装本(含日本、朝鲜刻本)和平装本两大类,琳琅满目。由于我是搞现代文学的,对这方面的初版本和罕见本就特别注意。茅盾《子夜》救国出版社版、周作人《瓜豆集》初版本、沈从文《边城》初版本、朱光潜《孟实文钞》初版本、钱稻孙译《日本诗歌选》等虽索价不菲,仍一上书目即被人捷足先登,毕奂午的《掘金记》因较冷僻,国内也未见文学史家提及,因而索价低廉,在书目上连登三期后也被人觅去。而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当年仅限印一百部,编号第六十五的一部为“城户文库”旧藏,首次出现在去年七月第七十五期“东城”书目上,索价五十八万日元之巨,真是“物以稀为贵”。第七十六期书目重刊,说明此书尚未找到买主,但到第七十七期书目终于消失。可见日本文化界识宝者还是大有人在。

使我吃惊不小的是,今年四月的第七十八期“东城”书目上刊出鲁迅书简一通,手迹还制了版。此信原为日文,中译如下:“老板:《社会日报》载:‘文求堂出版的《聊斋志异列传》已到内山书店。’确否?倘确,请买一册。L拜三月廿日。”乍读之下觉得很熟悉,一查《鲁迅全集》,果然是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写给内山完造的一张便条,是我一九七七年参加鲁迅书信注释时亲自注释的。万没想到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此信真迹又出现在“东城”书目上,被我再度“发现”,其在日本流传的过程一定很曲折。现在此信索价三十八万日元,以鲁迅在中国文坛的显赫地位和在日本文坛的重大影响,似也不过分。我已在其他书目上见识过日本近现代文学大家鷇口一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北原白秋、谷崎润一郎、与谢野晶子、荻原朔太郎、三岛由纪夫等人的手稿、书简或字画幅,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但这通鲁迅书简应该回归故国的吧?犹记数年前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等三篇杂文手稿被拍卖,新加坡一位实业家拍得后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一时传为美谈。幸好“东城”书目今年七月第七十九期上这通鲁迅书简还在,如果十月出版的第八十期书目上仍在,证明暂时还无人问津,国内有没有关心文化积累的企业界人士肯慷慨解囊呢?这比赞助歌星演唱会可要有意义得多了。

话扯远了,读书目读出这么些故实和感想来,也是始料未及。日本书店印制有学术和保存价值的书目,大概始于二十年代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目》。这位与鲁迅、郁达夫、傅增湘、张元济等有过交往,为郭沫若出过《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考释》等书的文求堂主人的业绩早已载入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文求堂书目》也已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珍藏。尽管经过关东大地震和二次大战的狂轰滥炸,日本的古旧书业幸而未受大的损失,印制书目的优良传统也保持了下来。目前虽然受到电脑“联网”的冲击,但我相信书本式的书目是不可能全部淘汰的。这是一种文化的承继,一种人文的关怀,一种感情的寄托,不是冷冰冰的科技所能替代的。而我们经过“文革”浩劫,古书业萎缩不振,而今又因拍卖而人为炒作之风正盛,印制专供学人使用的这类书目更属无法实现的奢望,想想实在感慨系之。

(原载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