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艾青
艾青同志逝世，我不觉得突然，原因是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八十六岁生日的后八天，我曾收阅久住协和医院的臧克家夫人郑曼大嫂的信：“艾青同志也住在这里。高瑛本想给他在家过一次比较热闹的生日，谁知离生日前一周就病了。来医院后，一直咳嗽气喘。三月二十六日一口痰上不来，忽然休克，心跳、呼吸停止一个多钟头；虽然抢救过来了，至今尚无什么神智，全靠药物维持。”从此，便悬悬在念，祝愿他早日康复。五月五日又收到臧老写于五月三日的信：“我已于四月三十日出院，身体还可以，但进步甚慢。艾青同志略有转机，但尚相当严重，望苍天保佑老诗人。”谁知就在我收阅臧老来信的当天凌晨四时十五分，艾青同志永远离别了人间。如此之快，真是出乎我的意外的。我不只是悲痛，而且有一种难于负荷的沉重感！
我和艾老同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的《现代》、《新诗》等刊物上写诗，相知六十多年。但由于日寇入侵、工作调动、极左思潮泛滥等原因，六十年间仅仅三次见面，是我一生引以为憾的。我和艾青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个上午，我和诗人吕亮耕从衡阳到桂林，立即去看望正在编辑广西日报《南方》（后名《漓水》）副刊的艾青。一通姓名，不说什么“幸会”之类的客套话，就像分别已久的老朋友，一同到广东餐馆吃早茶。边吃边谈，谈他与戴望舒合编了一期高水平诗刊《顶点》，并发表了他的诗美学论文《诗的散文美》；谈他从北方流亡到桂林，写了不少诗。我们也告诉他，桂林只是我们流亡途中的一站，还要去贵阳。他说，流亡可以出好诗，他也还要流亡到湖南去教书。他鼓励我们在流亡途中多写诗。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的枪炮与轰炸，导致亿万中国人民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的国难时期。我们会面不久，他真的流亡到了湖南。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应聘到湖南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教国文。校址原在湖南衡山，因避日寇轰炸迁往偏远的新宁县。我听说艾青在这个学校，一九四〇年九月，我也应聘去教书，但当我到新宁时，就听说艾青已在四个月前离去，我是来接替他的，便大失所望。不久，我才了解到，这所学校的老校长汪德亮颇有民主作风，尊师重道，但在艾青到校时，他已因故离去，领导权落在一些党棍手里。艾青觉得新宁山水优美，但环境险恶，既不能育人，也难于写诗，聘期未满，便提前走了。同学们告诉我，艾青老师在学生中威信高、影响大，遭到妒忌。他们知道我见过艾青，也写新诗，便经常到我的住所来，把艾青编的诗集《北方》给我看，我讲了不少赞扬的话，传开出去，也就遭到党棍们的“重视”。艾青的离去是我的前车之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到半年，我也离开了新宁。
解放后，我在北京市文教局任编审。诗人戴望舒从香港到北京，工作不久，即因哮喘病不治去世。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为他召开了追悼会。艾青与徐迟两同志站在门口迎候前来吊唁望舒的友好。我在徐迟的引导下签了名，艾青走来和我握手，还是桂林初会时的笑容。艾青招呼我和老舍先生坐在一条阿Q说的“条凳”上。会场不大，到会者三十多人，由茅盾先生主祭，他与到会者一一握手。他致悼辞，盛赞望舒新诗的成就和影响，称赞他带病从香港归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是令人钦佩的爱国主义者。茅盾先生致辞后，大家心情沉重，未能畅谈坚持八年抗战的离情别绪，便各自分散了。这是我和艾青的第二次会面。
第三次会面，相隔了四十年。艾青在北京，我调南京。在一九五七年的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我们各就各位，他去北大荒，我去苏北，直到一九七八年，又一个“不平凡的春天”到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百废俱兴。我们才有第三次会见的可能性。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高瑛大嫂给我和艾老留下了久别重逢的握手照片。
他走了，我却从他的四句话和一首诗中发现他一幅永垂不朽的自画像。一九八三年初夏，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一文的结尾，说了四句话：“我是乐观的，也是达观的。一辈子不知摔过多少跤。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我即便一边流血，一边也还笑着——”这饱含哲理的富有诗的散文美的四句话，紧接着是一首用以自喻的小诗《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他的四句话，集中表现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形成他的高尚的人品。再看与其人品相协调的诗品，便如一座立体地耸立着的光辉的雕像，向着人海微笑。这座雕像式的自画像提示我把我们相识六十年，只见过三次面的情景，浓缩为一副挽联：
四句话，一首诗，音容宛在；
六十年，三回见，遗憾无边！
艾青人品和诗品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原载《文艺报》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
谢六逸与鲁迅
报载谢六逸先生的文集问世了，我很高兴。他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创始过复旦大学新闻系，桃李满天下。但我认识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其时，我在桂林师范学院附设广西教育研究所任研究员，与梁漱溟先生同事，和谢先生有书信联系。
一九四三年秋，日寇从武汉南下，长沙危急，桂林震动，我拟去重庆或成都。经过贵阳，谢六逸先生把我中途留住了，要我讲授“新文学概论”。后因尚无高年级学生，新文学是选修课，暂停，改授“杜诗选讲”和“古代文选”两门课。课余之闲暇，他经常找我聊天。我们和主持白鸟书屋的诗人汪铭竹，都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的负责人。抗协的活动，有时在他家，有时在白鸟书屋，有时爬上附近的自然风景区图云关，那是从广西、湖南进入贵阳的关口。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消耗不多，顶多是一瓶茅台酒，半斤花生米。那时，常在一块儿的还有曹未风教授，他是我在北师大读书的学长，英语系毕业。抗战前夕，他从英国归来，同在贵阳师范学院教书。他是贵州茅台酒厂老板的乘龙快婿，在他建议之下贵阳成立了文通书局，由他任总编辑。他也是抗协负责人，他如参加谢的活动，便亲自提酒来。我是不喝酒的，谈话可不少。当我们谈到和谢六逸有关的鲁迅的《教授杂咏》四首，谢六逸记忆犹新。他说：那是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写的。其时，他正在上海教书、著书、编书。他说《教授杂咏》原只三首，分别讽刺了钱玄同、赵景深和章衣萍三教授，是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关于他的一首写于一九三三年，算是候补上去的，许广平一九三八年编辑《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只收入三首。关于讽刺谢六逸的那一首，是许寿裳先生一九四七年九月写了篇《鲁迅的游戏文章》，才合称为《教授杂咏》四首。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在贵阳会面时，鲁迅的《教授杂咏》只有三首，为许寿裳所补入，照谢六逸的说法，也算是候补。根据许寿裳的看法，鲁迅确是以游戏的笔墨写的，并无刻意讽刺他们的动机。当年在贵阳，谢六逸是长者，我们在闲谈中，他能背出鲁迅写他的那一首：“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要是不加注释，这首诗也是难于理解的。谢六逸当年说，这是因为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编了一本《模范小说选》，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只选了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郁达夫等五人的小说，送给鲁迅一本。鲁迅是针对该书谢六逸的序言而写的诗。谢六逸在序言中说：“我只是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自己的‘墨线’。……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谢六逸当然知道全国不止这么五个作家，可能会挨骂，所以他在序言中又说：“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鲁迅的诗虽针对谢六逸的序言，字里行间却并无恶意，确是游戏笔墨。鲁迅之所以讽刺他是近视眼，那是因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呼声响遍全国；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却指挥“民族主义文学”那班人马，成立所谓“上海文艺界救国会”，列名者有朱应鹏、徐蔚南等人。鲁迅听说其中有谢六逸，便写了《沉渣的泛起》（收入《二心集》）一文，指出他们不过是一群在国难声中趁势浮起的社会渣滓，其“最后的命运，也还是仍旧沉下去”。谢六逸见报，立即在左翼报刊《文艺新闻》发表公开声明：他与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从无牵连。鲁迅明白真相后，又见谢六逸的序言指责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文艺界是一片沙漠地带，从而消除了一场误会。一九三二年九月“九一八”一周年，进步报纸《立报》在上海创刊，谢六逸任该报副刊《言林》主编，约请郭沫若、巴金、夏衍等写稿。鲁迅虽因病未写，也曾收到约稿信。鲁迅的两次函复，都收入新版《鲁迅全集》。鲁迅病逝后，《立报·言林》首先在十月二十四日刊发“鲁迅先生逝世纪念特辑”，谢六逸自己则以“无堂”的笔名，发表了《挽鲁迅先生》一诗：
鲁鸡啼甫旦，
迅尔溘然逝，
先路千千言，
生年五五岁，
精心何洁白，
神志特坚锐，
不料乍西归，
死哀人尽涕！
这是一首嵌字五言律诗，嵌进了“鲁迅先生精神不死”一句话，歌颂中国的民族魂。当时他用笔名，旨在避开文网的追踪。我与谢六逸共事时，因讲授杜诗，他曾把这首诗抄给我看，我说风格独特，过去尚未看到，今天拜读如此挽诗，仍然深感悲痛。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谢六逸先生，竟有《教授杂咏》的赏析者，扣了他一顶“国民党御用文人”的高帽。谢六逸先生谢世已逾半个世纪，九泉有知，当然不胜感慨，友好门生闻讯，自然更感悲痛！如此厚诬古人，真是呜呼哀哉！
（原载《灵魂的窗口——名家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精品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