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鼓手”
——悼诗人田间
田间同志的突然去世，使我感到十分意外。最近两个月，我想编一本《田间诗话》，作为我所主编的“中国现代诗话丛刊”之一，因此书信来往频繁。但到今年八月中旬，我写信给他，却不见他立即回信。我等呀等呀，没有等来他的诗稿，却突然收到了他的噩耗。我以模糊的泪眼看了老半天，才认定他再也不能来信来稿了。
我和田间是同时代的人，我比他痴长几岁，但是他写的诗，数量比我多，质量比我高，至于影响之广，我更不能和他相比。我几十年来，只是他的诗的爱好者和赏析者。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田间就是从抗战的烽火中崛起的诗人。在现代诗人中，他是首先接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外为中用地写出鼓舞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诗歌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他的名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虽是直抒胸臆，却曾激动多少中国人民的灵魂。全民抗战开始后，他写的长篇抒情诗《给战斗者》，以高昂的鼓动性，为胡风同志所赏识，并引起了闻一多先生的关注。在现代新诗史上，闻先生是对田间的诗歌作出历史的美学的评价的第一个人，他指出：“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实、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单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从而，他称呼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用最高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的出现。”显然，这既是闻一多对田间个人的赞许，也是对战时诗人殷切的期待。
我和田间虽然神交已久，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石家庄市的一次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会议上见面。在欢迎他的座谈会上，我背诵了他的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和《坚壁》，他很惊讶地说：“你连标点符号都背出来了。”我也很惊讶地说：“我并没有背诵诗中的标点符号呀！”他笑着说：“你的声调、表情中就有标点符号嘛！”在座的人哄然大笑。当时，田间身体不太好，似乎肠胃或肺部不太舒适，说话声音较低，有许多的话还是在座的刘振声同志（河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代替他表达出来的。他即席赠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集《清明》，我赶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于当年九月五日的《河北日报》上。从此以后，我们的来往就频繁了，每次上北京开会，我总要争取时间到他的住处看看他。他的客厅虽小，却令人感到友情的“紧凑”。他的家面临后海，水波渺渺，杨柳依依。我说：这里既宜于写诗，也适于养生。我祝愿他健康长寿。
田间虽然年近古稀，但从他对诗歌事业心的执著看，他是应该再活下去的。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应如何估价，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他在新诗发展道路上每走一步，都是开拓性的。在那日寇压境、国无宁日的年头，他与解放区的写诗的同志，创造了如匕首投枪的街头诗（枪杆诗、传单诗……），鼓舞了中华民族争取生存的坚强信念。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那些诗即使不算成功，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绝对的生活欲。”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可是，某些台港的评论者却认为闻一多“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不是艺术的称赞，而是从民族生存出发的称赞”。其实，这是对闻一多评语的割裂与歪曲，把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统一体活生生地割裂开来，怎么能正确认识一个诗人的成就呢？
抗战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田间的诗风是有所转变的，逐步从生动活泼的短篇自由诗体进入格律较为谨严的长篇叙事诗。他的《石不烂赶车》是一部民族化、大众化而又现代化的长篇叙事诗，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了不少国际题材和以歌颂祖国名山胜水为主题的抒情诗、山水诗，也都是格律诗或半格律诗。他有一个理想：要建立新诗的格律。我曾经对他说，中国诗歌形式的演变，曾经出现过三座格律诗的高峰：即唐代的近体诗、宋代的词和元代的曲。这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骄傲。他很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也应该建立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格律诗的高峰。他表示准备要发的诗论，就包括关于建立格律诗的新高峰在内。他说：诗的现代化与诗的民族化并不是对立的，只有民族化了的“现代化”新诗，才能为人民所接受。我以为他晚年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些想法，是十分精辟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写于南京
（原载《文学报》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抄书与背书
——中学生活回忆之一
我害怕回忆中学时代的生活，因为那是六十年前的事，感到太遥远，太茫然，像回到自己的“上古时代”，许多老师、许多同学的面孔，有的清晰，有的模糊，一齐涌上心头，而他们现在怎样了，几乎都不知道。于是我只有在记忆中搜索他们的影像，搜索我和他们的关系，从而，我好久不得宁静，以至影响饮食和睡眠。但是，在“害怕”的同时，回忆往事也是一种乐趣。它有助于整理自己的万千思绪，使之条理化，使往事从模糊到清晰，从复杂到单一。就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说，最难忘的是国文（现在叫“语文”）教员李老师。
李老师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文学根底很扎实。他教国文，用现在的话说，颇注重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那时是大革命前后，国文课上讲的绝大多数是文言文。换了好几个老师，才来了一位使同学称心满意的老师。他了解同学们“喜新厌旧”的习性，每一种文体只讲两三篇，把写景、抒情、叙事和议论的文章轮番讲授，使同学们总是处于“迎新送旧”之中。他每讲一课，首尾都是吟唱式的朗诵。头一遍朗诵，我们像听音乐一样，并不完全懂，有时完全不懂，但教室里却洋溢着文学的气氛。朗诵时，李老师全神贯注，旁若无人，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朗诵后，他微笑地说：“听不懂吧？不要紧，让我来讲讲。”于是他开始讲课。他首先逐段逐句地讲，先把难字、新词加以解释，再按照词序，把整句的意思讲清楚。在逐段讲析的基础上，再进行全文串讲。串讲之后，小结每段大意，最后是全篇大意。讲完全篇之后，留下十来分钟，让同学们默读一遍，并反躬自问：还有无不懂的地方？在同学们都读懂之后，他再把全文评论一番，或者谈笑风生，或者嬉笑怒骂，感动得同学们流露出各种不同的表情。最后他再朗诵一遍。这与头一遍完全不同，只见他摇头晃脑，似乎进入了“化境”。同学们不但不笑，反而随声附和，真叫一团和气，皆大欢喜。
我记得当他讲完杜牧的《阿房宫赋》后，一边朗诵，一边轻轻击掌，很有节奏感。他分四段朗诵。第一段是“六王毕，四海一，……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第二段是“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秦人视之，亦不甚惜”。第三段是“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最后是第四段。李老师朗诵时，抑扬顿挫，轻重缓急，都照顾到词义、句意和文章的起承转合，使同学的心目中如有秦朝兴亡盛衰的连环图影轮番而过。鲜明的形象，被他的朗诵之声带了出来。
当时正值大革命不久，他把最后一段读得令人回肠荡气，反复思索。尤其是对“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几句话，他读得特别宛转，富有感情，而于“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更是读得唏嘘流涕，感慨系之。同学们由于对文章内容与章法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也就为李老师的感情所感染。
但读完这篇文章不久，就听说李老师被解聘回家。过了一些时候又听说他失了踪。我们当时都是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孩子，似懂非懂。后因继任的老师都不如李老师，所以大家一上语文课，课堂上的老师背后，总像站着形象更加高大的李老师。
李老师讲课，总是把注释、串讲和朗诵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他说，他教每一篇文章，都是先抄后背。“抄”是为“背”作准备。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散文，篇幅都比较短，一篇文章抄几遍，并不费事；而每抄一遍，都有新的体会。如果不抄，便容易忽略了文章的细微末节。抄几遍，连标点和文气都熟悉了，这样朗诵起来，才能更好地传达文章的内容与感情，认识原作者的精神意态。
李老师的外语也很好。他经常说，读古代的文章，要作外语处理。学习外语没有捷径，只有多多抄写和多多朗读。读古代的文章也一样，不多抄多背，是学不到手的。李老师告诉我们：古代的好诗好词，要整首整首地抄，要整篇整篇地背；至于较长的古文，可以有选择地抄，有选择地背。但都要在懂得原文的基础上进行，避免三家村冬烘先生式的死记硬背。对于古典诗词，纵使不能整首地背，也要背诵其中的佳句或警句。对于古文中的一些名篇，篇幅较短的最好都背，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江淹的《别赋》、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赤壁赋》等等，最好能整篇地背。较长的文章，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光的《淝水之战》、班固的《苏武传》等等，可以整篇地抄，但要有选择地背。李老师认为抄书是“手到”，背书是“口到”，读懂是“心到”（或“脑到”）。只有三者同时“到”，才能学到手，学得到家。他经常说，“抄书”与“背书”都是艺术活动。从“抄书”中可以想见原作者写作文章的艰苦，从“背书”中可以听见原作者感慨世事的声音。“抄书”不仅可以练出一笔好字，而且可以刺激写作的冲动：古人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文章，我为什么不可以试试看？“背书”不仅可以消化古人的文章，还可以学会各种体裁的文气所构成的特有的文风，帮助自己的写作。
同李老师分别有六十年了，他，即使当年不失踪，也可能早以百岁高龄辞别了人世。他虽不是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却是令人长期钦敬与怀念的老师。
“抄书”与“背书”，原是比较呆板的学习方法，而李老师却运用得十分灵活，并且效益显著。今天的中学青少年，在学习古代诗词和文言文时，也不妨适当地采用。尤其是那些在写作上长期没有进步或者没有兴趣的青少年，更不妨从“背书”与“抄书”中打开一个突破口。凡事有了兴趣，并取得进步，便可鼓舞自己奋勇前进了。
（原载《中学生文史》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