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开卷书坊·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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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一百一十周年祭

认识一个人有多难?

我常常在内心中自问。比如即将迎来一百一十周岁生日的沈从文,他自己写下了千万言,又不知有多少文字写他,我们仿佛已经熟悉了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对这本“大书”,我们所了解的仍然是只言片语。

沈从文去世那年,我刚刚读到《边城》,是在东北一个小镇的文化馆里借到的。对于文学界方兴未艾的“沈从文热”,一个初中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但《边城》读了就忘不掉,于是开始迷上沈从文。当时,我倒是看过汪曾祺那篇写沈先生的文章,或许受它影响吧,感觉沈从文平和,寂寞,耐得住寂寞……绕来绕去都是这些,不寂寞的是流传在文坛上他的人生、爱情的传奇。

沈从文不止一次地描述过,清晨他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天安门外石墩子上,看天上残月疏星等待天明,等着历史博物馆开门的情景。由天才小说家变成午门城下一名普通的说明员,不要说身份、地位的变化,就是内心的落差又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来填补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愿意为这样的忧愁和悲壮落泪、感动。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给大哥的信中,他写道:“近来北京正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我们能够体会这其中的酸楚吗?

直到十多年后,《沈从文全集》出版,特别是读到他九大卷书信时,我大吃一惊,可以说是沈从文自己颠覆了他在我心中的长久形象,这哪里是一个平和寂寞的人?如果说寂寞,那是历史的误会。他不得不寂寞,而不是甘于寂寞。我看到的是内心的不甘,不甘……

——一九五四年冬天他说:“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正在负责主持全国纺织物生产的人,既都对于生产美丑不怎么在意,我那么热心是为什么?”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致程应镠:“上一次这里有个全国性博物馆会,有十个大学教考古的教授出席,大都不懂文物,真是天知道,他们经常教的是什么,学生学的又是什么!”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日致汪曾祺的信:“后来到另外一时,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的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给大哥的信:“新的创作会闻说开了廿多天,如照老舍一些人的艺术认识和风格来说,要他用一种较远大眼光来提学习问题,恐至多也只做到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打点哈哈(新哈哈),加上新内容如彼如此而已。说他是艺术大师,好了他个人,可害了许多年青人,因为学他,那会真正突破前人成绩?新的作家有些人靠‘社交’站在人头上,这也是许多人不肯再写,而写的也不会有何特别成就原因。”

同样的话,他能给五个人写信说上八遍,说这些时,他直率,不隐瞒,也不犹豫。这是沈从文另外一种文字,相对于那个怕人、怕事、怕官、谦虚、谨慎的“乡下人”,这是更真实的沈从文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是沉重的寂寞长久压抑之后的发泄,固然有发泄中一针见血的睿智,但也很难说都是理性的,甚至也有失态。但沈从文依然故我,直到晚年仍然忿忿不平:

事实上国内四十岁左右,受“一面倒”影响现代文学教育的教师,至今还不少以不读沈××粉红色无思想,无灵魂作品而十分自得。靠此观点正确吃饭的人,远比靠“红学专家”吃饭的还多,且在计划中还不断生产。因此我倒觉得他们坚持到底,在任何刊物上、教材中,永远不提我的姓名为合理。更希望在那些以骗钱为目的的什么“作家辞典”或“传记”上,永远将我除名,感觉特别愉快。(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常风)

不过,想一想他遭受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你不觉得他的反应又很正常吗?

不能写作了,沈从文迅速钻进了坛坛罐罐的文物研究中,照样做出了成绩。为此,沈从文很自负,至少他弄的东西换个人可能就弄不来,然而,单位里并不重视他,他好意告诉同事如果研究玉,他可以帮忙,对方说这是“有意毒害他”;劝一个党员多读书,又被馆长说在“使用糖衣炮弹”。……现实常常给他最痛苦的打击,可内心中不肯低头的仍然是那个倔强的灵魂,这才有了满腹牢骚的沈从文。

对于毁誉,直到晚年,沈从文依然十分敏感,他对人说:“不要宣传我,要慎重,你看……现在我那一辈人只剩下我,俞平伯和冰心了,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刘一友:《沈从文现象》,见《长河不尽流》)他的研究者凌宇认为,“这力图‘忘我’的背后,同样隐含着沈先生的难言之隐——一种灵魂深处对人生所抱有的恐惧感。说是‘忘我’,似乎恰恰是一种不能完全‘忘我’的证言”(《风雨十载忘年游》,见《长河不尽流》)。这正像巴金在《怀念从文》中所写的那样:“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那谁又能躲避得了呢?

历史不容假设,而人们又偏偏愿意不断地去设想,比如对于沈从文的写作,我们就有很多“假如”。然而,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不是没有写作,我看到的结果也是殊途同归、泯然众人矣,那支写《边城》的笔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了。不仅如此,我看到了一把辛酸泪。在《收获》二〇一三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拙作《长河不尽流》中,我写到“文革”中在湖北咸宁干校那段时间,沈从文大量写旧体诗,他兴奋又自负,认为用旧体诗为政治服务是别人做不来的。然而,他写出的竟然是这样的诗:“反帝防修千年计,加强牢固在基层。养猪种菜英雄业,园地猪圈一菜场。”(《新认识》)“厨房周同志,岿然一巨人,灶前默默立,如‘大树将军’。案前有小耿,揉面手不停。打击帝修反,同样树标兵。”(《双溪工作点十连厨房》)他认为那首《红卫星上天》配上乐曲,一定是个大乐章。其实,这首诗不过是歌颂了一下造反精神和红卫兵小将而已。很少见人认真评估一下沈从文这些诗作,可能在诗艺上有所成就,然而在思想上多为流俗之作,哪怕他花了很大工夫所写的《读秦本纪》、《文字书法发展》、《战国时代》等一组“文化史诗抄”,也多为历史博物馆说明书的诗歌版而已,像《拟咏怀诗》这样的述怀之作并不多。这些诗中,我并没有看出他“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却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迹象:这只“无从驯服的斑马”已经被改造得成为驯服的羔羊……我想起了他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答复家乡文学青年张兴良说:“新的写作方法,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文艺报》许多指导文件……如能照到党要求去学习、去用笔,工作绝不会错,并且还可望费力不大,而得到成果较多。”这种状态下,作家怎么写得下去?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沈从文,汪曾祺身上有士大夫气,所以他把寂寞当作一种境界,然而,我觉得沈从文身上却有着淘洗不净的野气,包括他的写作,仅仅把《边城》当作全部,那无疑是在简化他缩小他。沈从文的作品中有砍头如游戏的血腥,有带着野气的生命颂歌,也有要么爱要么一起死的惨烈,还有现代人的都市苦闷和挣扎,这些对于而今温柔乡中长大的男男女女大概都是重口味。

正如钱锺书所言:“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一试!”(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见《长河不尽流》)为人处世中,他常表现出这种“倔”,常常不按理出牌,走自己理解的路。一九四八年国共交战正酣,他却在呼吁“爱与合作”;多少年前,他浪迹北平、不名一文、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有下文的时候,他不曾巴结过阔亲戚熊希龄,不仅如此,在香山慈幼院工作,他还写小说讽刺过这里。而当一九四八年熊逝世十周年时,他却写了篇《芷江县的熊公馆》为“有子今人杰”的熊家述德,岂不知共产党马上就要来讲阶级斗争了……

舍弃那些具体观点不论,今天重新打量沈从文的人生和文字,我倒觉得这份“天真”正是沈从文给我们人格和道德成长的最宝贵财富。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讲应当就是“乡下人”的性格,“是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可信赖。可是不懂城市规矩,粗野不文雅,少礼貌”(沈从文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致金介甫,《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一二页)。一九四三年沈从文曾发表过一篇小说《笨人》,写一个“乡下人”凭借着诚实、勤劳、责任、信念、不怕吃亏致富的故事,里面的很多议论极像夫子自道:“这乡下人真如所说笨得诚实,不管什么事,凡是他责任上的,都做得很好。不在自己责任内,但当时需要他帮忙的,也无有不竭力帮忙。总之一切都照他所信仰的作好人努力,吃点苦头满不在乎。”(《笨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第二九八页)这样的人可能不灵活,也缺乏变化,沈从文看不惯那些看风使舵的人。在另外一本作品集的序言中,沈从文慨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并自信地说:“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九卷)

在今天,漫步都市,穿行在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人群中,或者与之举杯、交谈中,我也常常有沈从文同样的感慨:乡下人实在太少了!

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未必有最深切的理解。张兆和在晚年校读《从文家书》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沈从文一生的挚友巴金在沈从文去世后,用颤抖的笔写下了长文《怀念从文》,不仅表达了对故友的怀念,还写出了那一辈知识分子的辛酸和无奈。儿子龙朱说:“作为家人,我们反而是从巴老伯的文章和他对父亲的友情中,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也认识了他们那一辈作家朋友间深厚感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和理解”,可见理解和认识一个人,哪怕是至亲,有多难!

整理资料时,张兆和一封未刊书简让我印象深刻:

文章读下去,我的眼泪直往心里流。在众多老朋友中,您是深深了解从文的。您了解他的长处,也深知他的弱点。我从文章中,看到你们之间各个不同时期的友谊(不少事我以前不清楚)。你们有分歧,有辩论,而且有时辩论得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一直相互爱护,相互关切。

你们两人那么不相同。从文好些方面远不如你。您写了一辈子,战斗一辈子,直到今天,(我看到《文艺报》)还要重新上战场,不放弃战斗。你文章末尾说您欠下了债。不,巴金兄,您没有欠债,您已经给得太多,特别是晚年,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尊敬您,感谢您,因为您尽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的神圣责任,完全无愧于心。我希望您安安心心休养一阵,至少短时期休整一下,连续作战年轻战士都不行,何况年高体衰的老人。我和崇敬您的广大读者一样,希望您健康、长寿、安度晚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是相互间的理解。

或许对于前辈们的人生和文章,我们永远都是在远远地望着,很难做到深入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更谦恭些。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