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萧乾先生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七，要过年了，我正在为次日回家而忙乱地做着准备，从街上回到单位，办公室里异常清静。我一个人有心无心地翻着报纸，突然在一个版的下角看到：著名翻译家萧乾逝世。我的心立即被这几行字揪起，瞪大眼睛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刚刚度过九十岁生日的萧乾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昨天下午六点去世……从心理上，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久前李辉老师还说他的精神很好，并说春天我如果到北京可以去看一看他。也是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新作，是谈吃的，还是他那特有的亲切的风格，文章中深情地提到他的老友巴金和他们一起走过的岁月。他怎么会突然去世？更重要的是尽管他写过《关于死的反思》这样的文章，可是我实在无法把他和死联系在一起，他的笔仍然是那么鲜活、敏锐，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笑容，永远是孩子一样的天真、顽皮，甚至还带着几分狡黠……
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是在一九九四年北京城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者在四月十七日下午邀请了他、荒煤和梅志等文化名人来谈巴金。在一间不太大但是挤满了人的屋子中，萧乾先生掏出讲稿，以低沉的声音缓缓地念了起来，刚刚还一片喧闹甚至有点混乱的屋子立刻静了下来，大家仔细地聆听着老人倾吐对巴金的感情。在讲话中他盛赞五本《随想录》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对本世纪更重大的贡献，他认为“说真话”是关系着民族兴亡的大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了林彪，一个说假话大王，一个靠假话几乎把共和国推入深渊的人；还提到了陈少敏，一个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肯违心地举手同意加在刘少奇身上的不实罪名的人。在他的发言中，我们不但感受到他和巴金两颗紧紧相联的心，而且也听到共同的心愿：用真话的炬火照亮民族的心灵。新时期以来，在由麻木到心灵的复苏，在由谨慎到无畏前进的路途中，萧乾的文章一篇比一篇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些，而在他低沉的语调中，我却听到了一个历经沧桑的前辈知识分子振聋发聩的、源自生命的呐喊。
也是在那次会上，我领略到他性格中乐观、幽默的一面。当坐在他身边的陈荒煤先生追忆巴金对自己提携的时候，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丽尼告诉荒煤已经把他的一篇习作送给已经是著名作家巴金看了时，他惊讶地说：你怎么把它给巴老看了？！这时，萧乾笑着打断了荒煤的话，不紧不慢地说，那个时候巴金也很年轻，还不是巴老呢！他仿佛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无比得意地笑着，看着他笑得那么沉醉，荒煤先生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老人们的笑感染了大家，像一阵春风活跃了整个会场的气氛。
那一天，我还看到了萧乾欣慰的笑容。那是吃饭的时候，我恰好坐在他身边，就问起《尤利西斯》翻译的进展情况，他告诉我已经全部交稿了，言语中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此我问了他几个相关的问题，他侧着头认真地听着，脸上洋溢的是温和的笑容。在这笑容中我感受到的是前辈的亲切，也能感受到译完这部“天书”，他内心的欣慰。当时商品经济大潮正在冲击文坛，一些中青年作家一时惊惶失措，而这些前辈文人却心定气闲，并且争分夺秒、埋头苦干。他的笑容让我体会到劳作带来的欣慰、快乐，当然，也有收获的幸福。
大学毕业那年，我选择了“中国报纸副刊对新文学发展的作用”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众所周知，萧乾先生不但是当年驰骋二战欧洲战场的优秀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位编副刊的能手。走出大学校门不久，他就在沈从文先生的帮助下编辑名重一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六十年后，坐在图书馆中翻阅着这些旧报，我感觉不到陈旧和枯燥，时光流逝，可是那些发自生命深处的文字像奔腾的激流一样时时冲击着我的心灵。作为这份副刊的保姆，萧乾不知投入多少心血，而时间证明，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期间，我给他写了几封信，请教有关报纸副刊的一些问题，萧乾都作了回复，至今我手头还保留着他三封回信，其中一封是对我问到的他们这些持自由立场的作家当年与“左联”和左翼作家的关系的回答：
立民同志：
今天偶然翻出你于十二月十六日的来信，我已记不得当时回没回了。
关于“左联”事，我实在不好答复——因此有可能我至今未回答信的问题。
我没有资格对“左联”做出评价。一九三五年秋我赴沪时，它似乎已不存在。但我编的《大公报·文艺》一直受鲁迅先生的关怀。他还自己（与黄源）在我的刊物上编过几期《译文》。
沈从文曾提出“左联”指导下的作品“差不多”，我在巴金的指导下未参加。倘若（19）46年我未开罪郭沫若，本来我不会受到攻击。（一九）五七年批我时，说我是“海京伯”有点道理，因为我即非纯京派，也未成为海派。我编的刊物始终是中立的，只看作品的质量。
萧乾 九五、一、三十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和十月二十七日的两信，是回答我提出的具体的问题的。今天灯下捧读这些信，我感受到的是前辈的热情和对后辈的殷切的期望。在十月一日的信中他说“我确实很忙（正为明年的《收获》写专栏。）但你此信我有责任即复”，“希望你有一天把研究成果成书出版”。在十月二十七日的信中他说：“我也希望有一天你把你的研究成果公布出来——例如《新文学史料》”，“可惜我太老了（八十六），记忆差了。但我愿尽绵力。”当时我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萧乾先生在百忙中能回答我的一些问题，除了他一贯关心年轻人成长以外，我认为是我与他探讨的话题——文学副刊——有很大的关系，我手头保留了一份一九九六年三月八日下午到寓所去拜访他时的谈话记录，其中他就谈道：“我是比较喜欢办副刊的，版面在编者自己的手里，能够充分发挥编者的才能，这很有意思。”
那次在他的书房中，我向他请教有关报纸副刊的一些问题，一接触这个话题，他兴致勃勃，手头这份记录记下他谈话的主要内容。比如谈到报纸副刊和杂志的短长，他认为副刊的长处在于：“快！你昨天写的文章，今天就可能见报，杂志就不行了，至少也得两个月。因为副刊出版周期短，所以书评很适合于在这上面推出，这样，书出版没有多久，书评就可以登出来了，杂志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但是副刊也有它的局限，那就是篇幅上，一般最多只能登八千字，一万字就太挤了，一些长稿子只能发表在杂志上。当然副刊也可以搞连载，但日报的副刊还行，如果是周报就不太合适了。”谈到他编副刊，“我编副刊有两个特点，一是搞专号，这样就可以登一些长文章，像曹禺写的《我是怎样写〈日出〉》。另外是编专栏，比如‘文艺新闻’，后来海外来稿多了，我就把它分为国内新闻和海外新闻两部分，另外为了答复读者来信，我还开设了‘答辞’专栏，开设这样的专栏，可以沟通各地文艺界和作者的关系，而且有针对性，吸引人，有时候读者看报纸不看其他作品，往往从这些短小的专栏读起。”谈到他与那些为他写稿的书评家的关系时，他说：“一个编辑要善于做发现人的工作，要能够发现作者的长处，并让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从他们的投稿中发现他们擅长哪一方面后，就鼓励他们发展这一方面，甚至给他们寄一些书，我记得就曾寄过我写的《书评研究》。不过，在中国搞书评真是一件难事，你对一本书说十句好话，再说一句是坏话，那也不行，他们仍旧怀恨在心，结果书评尽成了夸书的东西了。在国外，不是这样，书评是有很高的信誉的，靠写书评甚至可以挣钱吃饭的，读者信任书评，根据书评去买书，人家书评的第一话可能就是：‘这是一本很糟的书。’而我们却很少有这么直率的时候。”谈到当年《大公报·文艺》的倾向和它的特色时，他说：“我们不是搞了一个‘大公报文艺奖金’吗？获奖作者有何其芳、曹禺、芦焚。其中我们最初评的不是芦焚，而是萧军，后来萧军没有领这个奖，至于什么原因，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后来我也没有问。我估计是‘左联’组织决定的。我是有意把《文艺》办成一个既是天津的，又是上海的，既是右派的，又是左派的报纸。”对于报纸副刊纷纷请名家开专栏，只重名家不重新人的情况，他提出了批评：“副刊是文学创作的园地，它培养了大批年轻的作家，为新文学发展培养了新生力量，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而在报纸专找名家写稿真不是办法”，“我们那时文坛的风气跟现在就不一样，那时新人倍受重视，谁发现了一个新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像我当初在《大公报》上发表《蚕》，林徽因为此专门请我去她的沙龙，为的是鼓励我今后好好创作。沈从文当年还曾卖掉自己的衣服给卞之琳出诗集，我们每个人踏入文坛都受到了大家的热情的拥抱”。
那天，坐在他的对面，窗外的春风野蛮地呼啸着，而室内萧乾先生平静地谈着这些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刚进门坐定，我担心浪费他的时间就开门见山提问题，他笑着问我，你不拿着本子记吗？我的习惯是在对方开始进入角色时再掏本子，一是相互间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另外是担心对方反感不愿意让记录，谁知善解人意的萧老主动问了我，我赶紧掏出本子，边提问边记录。他还向我展示了他的通讯录，在他的阳台上，两个箱子，一箱是装国内朋友的，另一箱是国外的，按照姓氏拼音排列的，按照单位类别排列的，尽管名片和地址很多，可是这样就像辞典一样查起来十分方便，他还兴致勃勃地当场演示，迅速给我查出了宗珏和常风的地址，“怎么样？方便吧？快抄下来吧”。得意的笑再次浮现在他的面孔上，那样子仿佛一个孩子在等待表扬。他还教了我一个小“世故”，当我向他陈述了我的论文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他说一些比较尖锐的观点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不要提得太多，否则在森严教规中的学校你得不到高分，在以后发表的时候，不妨再补充进去，说完，他笑着说：这是经历过“文革”的老人教年轻人一点小世故……说到这“小世故”，他自己禁不住又笑了起来，仿佛在教我做一件什么坏事似的，笑容中还有着几分神秘。
我是骑自行车赶到他家的，那天告辞的时候，他关切地说：“路上注意安全。”我深情地道谢。走出门，我再次看到门上那个“谢绝见客”的纸条，可是李辉老师在跟他联系的时候，他是那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与我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半小时，还意犹未尽。骑车走在北京的街头，我耳畔回荡的是他鼓励的话语，他希望我能写一本关于文学副刊的书，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了解我们的文学传统，并表示愿意为它写序。可是我回到大连以后资料查对十分困难，因此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前不久，在他九十华诞刚过，我给他寄去了一部分稿子，谈的是他关心的文学副刊，谁知紧接着传来的是他逝世的消息……我与萧老的私人交往并不多，更多的是他的文字拉近了我们情感上的距离，特别是新时期，他一步步打破教条和束缚，义无反顾地走到巴金先生的举起的“讲真话”的大旗下，敏锐地对一些问题做出显示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发言，对于这些我由衷地敬佩。如今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样的老人一个个少了，想来不免让人感叹。
那一夜，我久久难以入眠，萧乾先生的笑容在寒冷的冬夜中不断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离我仍然是那么近。想一想，萧乾先生已有十卷文集，还有那么多精彩的译文，也算功德圆满了。但是，又想到他的思想仍然充满活力，他的笔依旧是那么雄健，我们对他的期待太多了，期待读到他的新的文章，期待他的新的想法，真希望第二天的报纸登出更正，紧接着登出的是他的一篇新作……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四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