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际穅
作为《随想录》发表时的责任编辑，我经常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约巴金写《随想录》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一谈我与巴金半个世纪的交往。
第一次见到巴金，是一九四六年，当时我从上海《大公报》要闻编辑转任副刊出版界编辑，并料理其他几个周刊编务。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萧乾、辛笛、孙浩然[1]等在洪长兴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参加了，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热闹，巴金却一直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只是偶尔插几句话。
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约稿，约的是什么稿子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手头有一份友人为我提供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大公报》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钱锺书、沈从文[2]等作家提了这样几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版呢？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巴金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略取》，那是用另一个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鲁泡特金，中译本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灭亡》。
（二）我一九二八年夏天在法国一个小城里写完它，寄给在上海的朋友A.A，并请他替我打听印价，我打算自己花钱印几百本出来送给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们看。他没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去，后来他又接洽好由开明书店出版它，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三）也许是《灭亡》和《新生》的续编《黎明》，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写我的理想社会，或许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二〇〇〇年去。
我还记得当时巴金很不喜欢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画像代替登在报上。
抗美援朝时[3]，友人黄裳兄对我说，巴金有意请我和黄裳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由平明出版社来出。我和黄裳决定丛书名叫“新时代文丛”[4]，巴金把自己的《华沙城的节日》一书给了我们，又代我们约了黄宗英的一本书稿，其余他就不管了，放手让我们年轻人来做。丛书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学、历史、漫画，直到国际法苏联式的介绍。其中有一本书得到巴金赞赏，那是从上海复旦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编辑。有一天夜里我去拜访巴金，发现他正在挥汗看清样，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就是你们约来戴文葆的《麦克阿瑟传记》。这套书前后三年共出了十来本，其中最畅销的是郭根（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原为桂林《大公报》要闻版编辑）写的《中国简史》。
从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浩劫，巴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迫害、凌辱，特别是萧珊的去世，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因此“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反思如巨涛翻滚，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发泄出来。许多老作家都是这样，我请黄裳写稿，他说一旦写了，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龙头，不知何时收回。巴老为我写稿，最初说是写两篇试一试，谁知道越写越认真对待了。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开专栏写稿，我考虑有两个意图，一个是在香港发，海外的读者能够看到，影响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儿子都很喜欢看香港的报刊，比如《开卷》杂志，他曾写信说儿子喜欢看要我给寄一些，实际上他自己喜欢看，他还要我买过沈从文、胡适、周作人等当时在内地不好买的书，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从封闭多年的社会中走出来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历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编《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萧乾、杨刚、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与《大公报》还是有感情的[5]。
在《随想录》写作八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就是关于报纸编辑删改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事。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九八一年九月，在鲁迅百年诞辰之前，国务院外事办的负责人召集了香港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对各报总编主编说，海外报纸发表关于“文革”的文章太多了，有负面影响，中央既往不咎，可是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打你们屁股了。巴金文章被删不是我值班，当时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可是回到香港后，我就收到了巴金十一月七日信，信上说：“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后，我大吃一惊。隔了几天社长把我找去，说他到北京开会，胡乔木的秘书特意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删应该事先通知他一声，否则就太没道理了。听了这话，我就用洋泾浜英语说了一句：Youaskme, measkwho？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呢？乔木批评社长，其实社长也是秉承上面的旨意而办的。后来我才弄清楚，发生此事，主要是总编辑胆小，他怕挨打的，就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编辑说你们应当把巴金的文章缩短一些。编辑说随便删名家的文章说不过去吧？总编说：你们修改，我看看。他也怕承担删改巴金文章的罪名，就说了这样的话。删改后总编认为是过关了，谁知，巴金很愤怒，毫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写了。这回最紧张的当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写了，我怎么向读者交代？黄裳在上海，我对他说，一定要巴老写下去，巴老说有一个条件，要写必须把《鹰的歌》登出来作为抗议，我想了想接受了。结果这一篇发表时有题无文，只是“鹰的歌 巴金”五个字，跟着是下一篇。朋友说你们这是变相“开天窗”。港版《随想录》单行本《真话集》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
另一件事是关于《随想录》第一四四至一四八篇在转稿中遗失的事情。当时巴金把稿子寄给《大公报》在广州的转稿机构，可是他们并没有转给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分析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登《随想录》的，因为巴老讲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呼声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登的，对巴老也不满。这一点，巴老有所觉察，他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压力，就有人在叽叽喳喳，在给我的信中他也有所表露。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当时我身体很好，他们突然提出让我退休，我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说了一句：那我还有什么说的？总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们要我退休，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个条件，我要发完巴金的全部稿件。这样，我虽然退休了，还是照样到报社看大样，直到稿子发完。而那批稿子，我查问，他们说负责人出差了，我想出差了也应该交代给下面的人，究其实质恐怕跟一些人持不同意见有关。巴金对此也有所察觉，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在给我的信上，他说：“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可见老人头脑十分冷静而清醒的。
还有一件事是巴金对待荣誉的态度：《随想录》读者大概会发现，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六年他抱病写《随想录》期间，从不事先提到他将出国参加什么会之说。至少在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中不曾提到。事后说明却是有的。他一九八四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也是如此。信中说：“我大约十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又说：“香港之行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我清楚地记得，他成行了，我们欢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飞机后在官方隆重接待下进入贵宾室，然后乘轮椅走出机场时，遇到众多传媒的记者，他却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只是写家，甚至连写家也不是，是个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诚的而太过谦逊的话，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热”更加热烈。据我所知，负责在典礼仪式上宣读的“赞词”，是中大学者连夜赶写的，愈写愈觉巴金一生对文学界对社会的贡献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写了一份英文讲稿。
知道巴老这时一定很忙，所以我们每次有什么事，先去找巴老的女儿小林商量。有一天，我对小林说，明天礼拜日，爸爸在上海爱看电影，这里有的电影院，设备很好不可错过，你去问问，我们准备买票一起看一场。好吗？谁知，小林面有难色，告诉我们：爸爸说，星期天也要等待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访问，他不能离开宾馆。负责照料巴老的人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告诉我，有天中午，有几个青年人在巴金住室外面，想进来访问，却被他婉言谢绝，说，巴老在睡午觉，你们可不可以晚点来？双方争执不下，巴金听到了，走出来亲自欢迎这一批青年的来访。
在欢迎巴金的小型座谈会上，八十岁老人表现了惊人的记忆力。马蒙三十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哥哥，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站起来说：“巴金先生：我卅年代读过您的《家》，我觉得《随想录》比《家》更好，可是我记不清在燕京见过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随即答道：“一九三一年，我去燕京看郑振铎教授，他当时是燕京图书馆馆长。”不久，又一个人站起来，他是以撰写武侠小说著名的梁羽生，他说：“我拜访过您，巴老，您记得是哪年吗？”巴金随即答道：“某某年。”梁点头称是。我为什么只能说某某年？因为，当时记得，不久就忘记了。巴老离开香港返上海，在他登机之前，我们发现有几位做清洁工作的阿婶好像要走过来，又有点踌躇，一问之下，原来是粤语电影《家》的忠实观众，巴老随即和她们一一握手告别。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是的，他没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困难了。作为一名编辑，我有时既感心酸，又有一种莫名的愤懑。但回顾与他几十年的交往我也为能够得到巴老的关心而感到温暖和荣幸。
（本文曾在《博览群书》二〇〇〇年第十期发表过，但非全文，此次周立民据作者原稿和会议发言记录稿增补，全文收入。）
注释
[1]孙浩然，笔名古巴，卅年代即与曹禺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同学，都爱好戏剧。后来，孙转学北平清华大学读土木工程，不久曹禺也转来了。孙为此在清华又多读两年经济才赴美留学，是我国老一辈舞台美术专家，学生几乎遍及全国。
[2]当时在北方的沈从文、胡适等作家约稿事宜，全靠我们尊称为“徐老大”的徐盈老兄鼎力完成。
[3]先是一九五一年春潘际穅曾随全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三个月。巴金接着先后随全国文联代表团两次赴朝深入采访，为期共一年以上。
[4]巴金为“新时代文丛”花费不少心血，埋头苦干，具体编务完全交由黄裳和我处理。多年来他从未向外人（甚至我们两人）再提一次“新时代文丛”，我们编得很乱，无系统，办了两三年，未见成效，但是巴金（我们当时叫他“巴先生”）解放初期对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外的广义的文化出版事业是抱着强烈愿望的，我可以作证。
[5]我一九四九年春被上海版《大公报》调往香港版《大公报》，上海五月份解放后，我立即从港返沪，负责经理工作。一九五二年，香港《大公报》社长要老同事朱启平与我同组北京办事处，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一九七八年才又被调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