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五月北京第一版，二〇〇六年六月北京第二版，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二十九次印刷。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初版时我买过一本并浏览一过，后来就借了出去，这次在南京新城市广场的先锋书店看到它的第二十九次印刷本，忍不住又买了一本。至此，三联书店版已累计印刷了四十五万三千六百册，这在大陆当前的学术图书发行量来说，已经是极高极高的了。
黄仁宇的史学著作在大陆走红，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一本，以后陆续出版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关系千万重》、《地北天南叙古今》等“黄仁宇作品系列”，都是在这本书产生影响的基础上趁势而上的。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份，然而黄仁宇却将其拈出作为这部著作的切入点，作为全书的写作之纲，以统领他对这一段历史抽丝剥茧的解说。这一种写法上的处理，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别具特色的。
综观全书，黄仁宇以年代（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编织复原了有明一代在万历年间的客观历史图景，再现了统治阶层在国家管理层面上的艰涩运行。作者选定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时也精心选取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两代首辅张居正、申时行，特立独行的官员海瑞，武将戚继光和哲学家李贽入手来展开他历史图景的描述和成败得失的探讨。应该说，这些人物和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历史都是极具代表性的。黄仁宇在此基础上细心梳理，深层解析，客观而详实地评点、总结、阐释，纵情酣畅地驰骋才情，展示他的历史观和他对中国历史的真知灼见。
纵观中国历史，明代万历年间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研究的历史时段。首辅张居正曾希图倚仗自己的强人政治振兴王朝，然而天不假年，时势也未能造就英雄，张居正英年猝亡，死后即遭清算，成为历史上另一种形态的悲剧人物。与此同时，明王朝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从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到崇祯十七年（一六二八），其间也不过只有区区四十一年时间，朱明王朝就彻底地覆亡了。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复员后赴美攻读历史学，已经是三十岁以后的事了。但他矢志不移，全身心投入，勤奋刻苦，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黄仁宇写这本书，用力甚深，“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耗时七年。书稿写出以后，开始也有一些周折，至一九七四年方由英国剑桥大学首先出版。
在我看来，黄仁宇这本书写得细致，也写得平静，准备工作更是充分透彻，思考深入成熟。台湾影印出版的《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册，他花了两年半时间耐心啃下（按：当年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就曾为未看到《明实录》而甚感遗憾），除此之外，参考奏疏笔记、各种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费力就更不待言了。难能可贵的是，黄仁宇对明代的漕运、财政税收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还参加过李约瑟先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所有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都是他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厚实的学术准备。因此，他的研究是一种准备充分、厚积薄发的研究，能达到相当的学术深度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当然，更被人看重的是他的通透平静的历史观。描述历史现象，剖析治乱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无疑是史学研究的根本宗旨，然而，若要对历史现象作出客观公允的解释和评判，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除了需要深厚的学殖以外，正确的史学观和平静的治史心态则尤为重要。而正是这两点，再加上写作上独特的切入角度和描述、解剖的方式，成就了黄仁宇的这部不同凡响的著作。
在国外，继英国剑桥大学以后，美国耶鲁大学一九七九年也出版了这部书。这以后，这部书的影响开始显现，美国的一些大学将其采用为教科书，此书的德文版、日文版等也陆续出版。此书经国内学者沈玉成润色，也得到傅璇琮等先生的关注。在国内出版以后，黄仁宇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带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因此也“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想，这样的成功绝不是靠偶然就能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