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版刻一隅》，黄裳编著，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二次印刷。
黄裳先生集藏书家与书话家于一身（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此处不赘），他的《清代版刻一隅》是他研究有清一代三百年来雕版印书的一部著作。同时，在《来燕榭书跋》等著述中，黄裳也有许多关于清代版刻的研究成果。
从清末民初起，我们的书籍出版采用了较为现代的石印技术，以传统雕版技术印刷出版的书籍就与大众读者愈行愈远了。一般的读者，要一睹众多雕版古籍的庐山真面目，通常是很不容易了。
黄裳的这本书，恰如为清代古籍的宝库打开了一扇窗户，能让广大爱好古籍的书友，通过这并不简单的“一隅”，看到清代雕版古籍的熠熠风采。
从黄裳本人来说，他一直怀有这样一个心愿。他说：“有清三百年间一共刻了多少书，至今也还没有确实的统计。要想大致有个完整的鸟瞰概念，最好是印出一部书影来。以时序为经，以地域为纬。这将使人们比较容易地看出雕版风气的转换，不同地区风格面貌的差异，无论是版本的赏鉴或鉴定都会有很大的方便。”
有清一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反映在雕版印刻书籍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大体说来，清初承续晚明遗风，直到康熙中叶，雕版刻书的风格一直比较接近晚明；此后经雍正、乾隆两朝，进入全盛时期，精雕名刻大量涌现；接着从嘉庆朝起，雕版的风貌就逐渐显露出草率寒窘的格局；直至清末，元气也未能恢复过来。这中间，康熙、雍正、乾隆朝之间盛行的文字狱、销毁禁书，又使全盛期从另一个角度蒙上了阴影。而道光、咸丰朝之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也让江浙等地的刻书重镇受到重创。清以后，当然还有许多的战争和文化的灾难，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清代雕版古籍穿越了历史的硝烟幸存下来，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精心善待。
过去介绍雕版古籍，学界、藏书界无疑是偏重宋元刻本，捎带着也重视明代刻本，但对清代刻本的研究和介绍却注意不够。对于这种状况，黄裳明确表示这是“清代版刻在版本史上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例如近人缪荃孙（光绪二年[一八七六]进士），就曾提出过一个区别善本书与非善本书的四条标准，劈头第一条就是“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因为缪荃孙在藏书界的地位很高，所以此说大大影响了学界、藏书界对清代版刻的重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重视清以前的刻本不能说错，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进，社会发展到现在情况又大不相同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清一代的雕版古籍是应当让我们十分地珍视了。
中国的雕版印书技术，从公元八世纪前后发明应用以来，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工艺精湛、技术精良、印制精美的全盛阶段，而且，在古籍存世的绝对数量上、流派风格上也是最多最富的。但是，无论是工艺界还是读书界，对清刻的工艺探讨却很不够，正如黄裳所说：“清代的刻书家很少对雕版工艺过程发表意见，但这实在是许多人愿意注视的焦点。”因此，黄裳果断地从这一角度入手，来鉴赏和介绍有清一代的雕版印书。这确是一个独到的有意思的值得去做的课题。
作为藏书家，黄裳本人即藏有大量的清代古籍，与此同时，经他之眼过目的清刻更是为数众多。他以精湛的眼力，渊博的积累，欣赏品评，比较分析，从写、刻、印、纸墨、版式、地区、流派等多种角度，对清代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要的介绍。全书大致一文一书影，从顺治朝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宣统煞尾，共选评介绍清代版刻近二百种。
黄裳对这些清代版刻精品如数家珍，谈刻工，谈字体，谈编撰体例，谈版本渊源，谈流派风格，谈刻书掌故，考订精深，评点精要，手此一卷，能让爱好此道的书友大开眼界，深有领悟。下面，我们不妨择要选看几例：
如谈《出塞诗》一书，黄裳指出，此为“康熙刻本”，“此亦写刻，大抵清初写手多尚端整，后来乃渐趋流丽，而名家手写上板者渐出，于书手影响甚大，开板亦更多华美，此风气转变之大略也”。这不仅是介绍了这部《出塞诗》的情况，而且还品评了清代早期手书上板的字体风格和风气流变，点评具有版刻史的意义。
如借《七歌》谈毛子晋刻书的逸事。《七歌》，“清初写刻本，卷尾有小字一行云‘琴川毛氏汲古阁镂’。毛子晋常代友人刻书，往往不著‘汲古阁’名号，惟此为特例。澹心尚有《甲申集》八种，亦毛氏刻，开板风气与汲古阁他种并同”。这就颇有考证意义，对毛子晋刻书的体例和风气作了精当的考订。
如谈《蓉槎蠡说》：“康熙刻本。……七略书堂藏板。书十二卷，写刻端楷中已微有行书意味，刻工亦足以传之，遂为名刻。”谈《北山诗钞》：“此本与《蓉槎蠡说》刊刻颇类，自是一时风气。”谈《濡雪堂集》：“雍正刻本。……写刻颇精，惟视康熙少趋圆润矣。”对品质优秀的刻本赞赏有加，并通过不同刻本之间的比较，证明了一个时代的刻风。
如谈《铁门诗钞》：“康熙刻本。……此云南刻本，纸用棉料，皆滇中风气，开板与中原所刻微异，但仍同一时代产物也。”谈《秋林琴雅》：“此为康熙季年浙中刻本标准体式……自然大雅。”比较了不同地区的刻风、体式乃至用纸的异同，开阔了视野。
如谈《绝妙好词》：“雍正乙巳项氏群玉堂刻本。此本精写精刻，书法宛妙，而刻工又足以副之，展观不异佳帖，是清刻中至精之本。”对精湛刻本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真正透露了一个爱书人的心声。
我觉得，有清一代的雕版古籍，是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供后人研究的。黄裳此书，虽然由于资料的关系，只能就他手头掌握的素材进行选择，大多数书籍均出于当时的东南雕版中心地区，地区之间的选择不够均衡，殿版官刻尚未能触及，前后时代的比重也轻重不一，但是，其开拓性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这本书以及黄裳的许多关于清刻的书跋书话，是黄裳对于清刻研究的奠基性著作。黄裳之后，希望有人能接过他的学术薪火，写出更有分量的清刻研究著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