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师）”的含义是坐下后被环绕着的人，被人敬仰的能够聚集大众心灵的人。如果这个人在发号施令，那这个“师”就是军师；如果这个人在传授知识，那这个“师”就是教师。
——李山川
老师是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学校领导尤其校长则是一校之灵魂，作为老师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是改造这个学校老师的灵魂的灵魂。
通常，老师对学生容易做到“宽厚仁爱”。上下级之间，上级对下级则不容易做到这一点。越如此，越显示出学校领导尤其校长修身炼德的重要。
本章将从效仿吴焦二翁的周丰身上，了解楷模；从羊续美德润泽后人身上，了解德泽；从言不虚妄的何远身上，了解真诚；从邴吉循制容下、用人之长的故事中，了解克制威权能利人利己利国事；从董槐、唐临公正而有温情的故事中，了解情、理、法三者相辅相成关系；从唐太宗感慨“天下之物，何能遍知”的故事中，了解尊重专业、尊重技术和业务，而功在忠能、失在偏严的萧瑀，则警示我们经常及时自我反省。
真诚，有情，容下，放权，讲原则，做楷模，为人以信，为官清廉；知己之不足而尊重专业，充分关顾各学科领域的特殊性；创造条件给平台、给希望，让教师与学校一起成长。如此，则能上下同心，师生奋进，学校蒸蒸日上，领导事业辉煌。
楷模：周丰效吴焦二翁
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
说文
“楷模”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关于“楷模”一词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过去，模木生于周公冢上，其叶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于孔子冢上，其余枝疏而不屈，以质得其直也。这样的正与直，可为法则。何况它们分别长在周、孔之冢？因而“楷模”二字的本义分别有“法式、典范、标准”的意思。如《老子》中就有“能知楷式，是谓玄德”的记载，而《礼记·儒行》中也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是说儒者行事，应当色正质直，才能成为后世楷模法式。而据《资治通鉴》第五十五卷记载，东汉时期的太学生中广泛流传有“天下楷模李元礼”这样的说法，那么，“楷模”这个词至迟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
韩愈《送董邵南序》中有一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意思是：自古以来，人们便说燕赵（河北）一带多有慷慨悲歌的豪侠之士。我国有民风淳朴、民风彪悍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一时一地的民众风气。诚然，一地有一地的民风，一时有一时的民风。那种引领民风、开风气之先的人，正是人们心目中行事为人的楷模。
从学楷模到当楷模，是修身炼德过程中，由选择学习榜样到追随榜样，再到成为他人榜样的一个质的飞跃的过程。这方面，我们有哪些故事、道理值得一说呢？请允许笔者从周维城的故事说起。
读典
周丰效吴焦二翁
嘉庆元年，余游富阳，知县恽侯请余修县志。未及属稿，而恽侯奉调，余去富阳。富阳高傅占，为余言周维城事甚具，故为之传，以遗后之修志者。
周丰，字维城，其先绍兴人，有赀。父曰重章，火灾荡其家，流寓富阳，抑郁无聊，益跅弛，不问生产，遂大困，寻死富阳。丰为儿时，当天寒，父中夜自外归，辄引父足怀中以卧。十余岁，父既卒，学贾。晨有老人过肆，与之语，奇之，立许字以女。丰事母，起坐行步，尝先得其所欲，饮食必亲视，然后进。事虽剧，必时时至母所视问辄去。母脱有不当意，或端坐不语，丰大惧，皇皇然若无所容。视母颜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后退。其子孙逮见者，言其寝将寐，必呼阿母；将寤，又如之。殆不自觉也。丰年四十二，过吴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隐德，当有子，富寿康宁，自今始矣。”丰贾致富，有子三人、孙六人，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丰于乡里能行其德，有长者行。尝与同贾者归，丰既资之，已而或检其装，有丰肆中物。以告丰，丰急令如故藏，诫勿言，其来待之如初。高傅占言曰：“富阳人多称丰能施与好人。然丰尝曰：‘吾愧吴翁、焦翁。’”吴翁者，徽州人，贾于富阳。每岁尽，夜怀金走里巷，见贫家，默置其户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宁人，挟三百金之富阳贾。时江水暴发，焦急呼渔者，拯一人者与一金。凡数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饮食之，俟之息，赀遣之归。二人者，今以问富阳人，不能知也。丰又尝言：“吾生平感妇翁知我。”呜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选自张惠言《周维城传》，略有删节
解惑
周丰和他的两盏明灯
张惠言，原名一鸣，字皋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是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被认为是同科进士中具有潜质者，于是被选入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此后授翰林院编修，是我国清代著名学者、词人、散文家。他在诗词和散文创作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其中，就词的创作而言，他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就散文创作而言，他受桐城派散文影响，与同里恽敬等人研究唐宋古文，意取传统骈文和散文的长处而自成一体，遂开创清代散文创作中的一个文学流派，谓之“阳湖派”。
张惠言所作的散文《周维城传》，主要介绍了清代一位普通百姓周丰一生心有楷模以及修身炼德的故事。
《周维城传》中的周丰，字维城，祖先是绍兴人，有钱财。然而，一把大火使周家倾家荡产，父亲周重章只好领着一家人流落寄寓在富阳生活，家道中落乃至一贫如洗，使父亲精神抑郁闷躁，无所寄托，越发消沉灰心，不再置办产业谋生，于是极度贫困，不久死在富阳。
周丰在贫困的家境中成长，也许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老话，幼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非常体贴父母，一直想为家里分忧。十多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便开始学习从商。他用心学习生意之道，进步很快。一天早晨，有一位老人经过集市，同他交谈，非常钦佩他小小年纪便懂得经营和待人处事之道，立刻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
周丰非常懂得孝敬父母。还是在周丰幼年时，每当天气寒冷，父亲半夜从外面回来，他总是把父亲的脚抱在怀里。他侍奉母亲，母亲坐卧行走，他总是先弄明白母亲想要怎样；母亲的饮食只有首先亲眼看过，然后才送到母亲面前；尽管每天事务繁多，他也一定会到母亲房里看望问候，只有看到母亲的脸色和悦了，才会感到快乐；每次就寝前，他必定会念叨着母亲入眠；而将要睡醒时，也是如此。
周丰深知穷人生活艰难不易，他在乡里竭尽所能，扶贫救困，施行恩德，很有长者谨慎宽厚的风范和行为。曾经有一个和他一起做生意的人要回家乡去，周丰已经资助了他旅途费用，但后来有人检点那人的行李，发现有周丰店铺里的货物。周丰得知后，急忙叮嘱让货物原封不动，告诫不要传出此事。那合伙做生意的人来了，他像以前一样对待。
富阳人大多称赞周丰能够施舍帮助别人。家居富阳县城西门岭的私塾先生高傅占对周丰很是景仰，曾虚心求教，周丰说其原因：“我比不上吴翁和焦翁。”
原来，周丰心中一直有两位楷模，这两位楷模像是两盏明灯，指引、照耀着周丰的人生之路。
楷模之一是吴姓徽州人吴翁。吴翁在富阳做生意，每到年终，总是夜里怀揣金钱走街过巷，看见贫寒的人家，就默默地把钱放在门洞里，不让别人知道。
楷模之二是焦姓江宁人焦翁。焦翁带了三百两银子到富阳做买卖，遇洪水暴发，焦翁急忙呼喊渔夫，承诺救起一人送银一两。一共好几天，救起了若干位素不相识之人，焦翁安顿他们在自己的店铺临时住下，给他们东西吃，一直到洪水平息，才出旅费送他们回去。
周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中必须得有楷模，心有楷模是一个人修身炼德的动力源泉。
明鉴
“楷模”的内涵和力量
现代社会中一些人道德失范，大致原因有三点：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心中没有楷模或者选错了榜样，因而使他对危险心存侥幸甚至无所顾忌，在错误的甚至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些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攀比嫉妒，或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相较于周丰的孝、德、谦让等品质，他们真该汗颜！原因之二是有些人没觉得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别人会造成什么影响。成年人“中国式过马路”，没人看见时随地吐痰、扔垃圾、高空抛物；女教师着装暴露，男教师抽烟酗酒；“我的课堂我做主”了，就随意发表小道消息，言语之中羡慕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原因之三是有的人社会阅历加深后，渐渐拒绝楷模，自己做不到就认为报纸上、电视上的宣传都是假的。只要有人提一下“感动中国”人物中的一点失真失实之处，他就立马当作重要论据，全盘推翻里面的每个人物，完全否定生活中存在的真善美，道德大厦坍塌，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没有信仰、只知现实享受的人。
这样想来，我们更应该感谢家居富阳的清代私塾先生高傅占，他让我们有缘读到贤人周丰孝敬宽厚、乐善好施的故事；我们也应该感谢张惠言这位清代学者，在受知县相邀编写县志却因故中止离开富阳时，仍因敬重并难忘周丰这一介平民的感人故事及其深刻的教育意义，为我们留下了《周维城传》。
师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周丰选择吴翁和焦翁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楷模，既与他家道中落的切身经历有关，更与他内心向上向善的追求有关。历来能成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选对榜样，择善而从。他们的榜样，可能源于文学作品、史料典籍，也可能源于耳闻目睹。学习优秀人物的正直美好的成分，奠定和强化自己成人成事的心性。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富阳人弘扬善文化、践行善文化的传统仍在延续。有这样的传承，必有丰硕的成果。富阳鹿山街道林大文老先生在2005年捐资10万助学，成为当地人众口皆碑的新楷模。当然，“善”的内涵不止于捐款。举国闻名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是鹿山街道汤加埠的媳妇；2011年7月2日，勇敢救起落水车辆的，是鹿山街道蒋家村村民陆顺昌；2015年4月3日，见义勇为，在危急的时候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同学的，是“最美大学生”杭州富阳籍的何俊斌。
何俊斌毕业于富阳鹿山中学。这所学校以“善文化”作为学校校本课程，以本地最美社会现象为基础，开展具体可行的道德养成教育，为本地“最美现象”添砖加瓦。“一米之内，我的责任。”学校要求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在一米之内，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他们把“一米责任”细化成鹿山中学的“三就”规范，“三就”即就学、就餐、就寝，这是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每个“就”有10条规范，例如就餐责任第一条是“去食堂就餐按序排队步行，不跑步前进”，就寝责任第一条是“学生出教学楼时要整队，整齐有序进入公寓楼”，学生一看就知道怎么去做。抽象的责任感因为有了“一米”距离和“三就”规范，变得可感、可学、可做。从“一米责任”到“一米善心”再到“一米善行，善行校园”，学生心中埋藏下了善的种子。学校每年举办各种相关活动，如“善文化”暨迎新晚会活动，年度“一米善星”先进学生评选活动等。近年来，学校还在打造“善文化主题微公园”。春雨润物细无声，一年、两年、三年……鹿山中学，这所富阳城郊接合部的初级中学，虽然生源一般，家长中也有不少人无力无心无空过问孩子，但五年来，保持了零犯罪、零违法、零出警的纪录。发掘身边的好榜样，传播生活中的正能量，为自己、为别人树立修身炼德的楷模，善莫大焉！
实际上，无论你职业为何，当你面对着一个个未成年人时，都要想到你对年轻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示范作用非常强大。让我们从“一”开始，修于内而形于外，修于心而笃于行，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始终如一，最终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学思
教师仅仅是一个职业吗？对“教书拿钱，凭什么要感谢老师？”这样的论调，您将如何回复？
德泽：羊续之德泽后人
上德若谷。
——《老子》
说文
选定楷模之后，好学力行，修身炼德，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国古代的许多经典对修身炼德都有精辟的阐述。老子说“上德若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最高尚的道德犹如川谷，上仗大山之气象，下涌潺潺之流水，兼具刚与柔、重与轻之两脉，故而有川谷，才有山水，才有天下，才有情操与襟怀。而德行丰厚的人，则有如婴儿一般纯真自然。儒家也是非常重视一个人自身品德修养的，《礼记·大学》中就说：“富润屋，德润身。”富裕可以养护好房屋，但也不一定都要雕梁画栋。有德者即使住在几间茅屋里，进到他的房子里的人，经常可以感觉到在简陋的房子中间，有一股兴旺之气，这就是所谓的“润”。公卿将相的子孙后代没落了，祖上的房屋即使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经过这种房子的人，会觉得有一股冷气袭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家道衰落了，没有人能把它“润”起来。“身”，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内心修养的“身”，是容纳着聪明或愚蠢，贤明或不肖的内在气质修养的载体。“仁德”能够爱护、滋润及保养身体，使他的行为更加美好。
读典
羊续之德泽后人
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羊）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
——选自《后汉书·羊续传》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祖续，仕汉南阳太守。……及长，博学能属文，郡将夏侯威异之，以兄霸之子妻之。……太原郭奕见之曰：“此今日之颜子也。”
——选自《晋书·羊祜传》
解惑
选文中的两个人是爷孙关系。羊续是东汉南阳郡太守，当时有权势者及富豪人家都崇尚奢侈华丽，羊续对此深为憎恶，因而常常身穿破旧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乘用的马非常羸弱，车也很简陋。府丞曾经奉送给他活鱼，他接受后高高悬挂在庭院里；府丞后来又进献活鱼给他，羊续就拿出之前他所悬挂着的鱼给这个府丞看，以此来杜绝府丞的心意。因为他廉洁自守，后人以“羊续悬鱼”这一典故来比喻人为官清廉。
羊续之德不仅“润”了自身，而且“润”及后代。
他的孙子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代担任俸禄两千石的官职，到羊祜已经九代，都以为官清廉、品德高尚而闻名。羊祜长大后，博学能写文章，郡中将领夏侯威认为他不平常，把哥哥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他。太原郭奕见了他说：“这是当今的颜回啊！”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受孔子欣赏的一位，孔子曾经慨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所以只有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才配跟颜回相提并论。郭奕之言，足见羊祜社会美誉度之高。
羊祜在晋时被封为钜平侯，总督荆州军事，与东吴对峙十年，荆州军民念其祖之德，一致拥护他。羊祜外攘内治，名声大彰，后来位极三公。羊祜死后，百姓痛哭于街巷，竟至停市，并为他建碑，岁时飨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他所推荐接任他的下一任长官杜预因而名之为“堕泪碑”。
唐代孟浩然有一首名诗，题为《与诸子登岘山》，诗中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他被后人仰慕到了这样的程度。羊续之德润泽后人，才能家族永续，美名流传。
明鉴
古人用“富润屋，德润身”这句话，强调培养美好品德与修身的关系，表现了儒家对美好品德的重视与推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礼记·大学》中一段精辟的论述。这段话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同时指出了每个人“修身”的具体路径，即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步骤达到修身的目的。当然，在儒家看来，不同人的修身，其功能境界各异：庶民有家，修身是为了齐家；诸侯有家有国，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天子有家有国有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师说
修身炼德是做人之本、成事之基、为官之道，然而修身炼德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心灵的修炼与提升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浩繁工程，它需要我们从身边、从足下的一件件小事做起，时刻反省，长期积淀，终身砥砺——可谓生命不息，修德不止。
我很欣赏一位作者对“修身炼德”的譬喻形容：修养是“一”，因为“一”最小，体现着不起眼的小事、小节；“一”也最大，代表着一个人做人的根本，反映着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修养是“一”，还因为“一”代表起点，万物皆由“一”生，凡事都有开始；“一”也代表终点，九九归一，终成大写之人。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倡导个人修养、内省、自律，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独”到“养吾浩然之气”，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到“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是我们应当追求的高风亮节。无数古人先贤在修身炼德方面身体力行，成为我们心中长照不灭的明灯、漫长人生路上的表率。
学思
教师这个职业需要什么样的德？今天的教师需要什么样的德？
真诚：何远清廉无妄语
卫霍真诚奉主，貔虎十万一身。
——卢群《淮西席上醉歌》
说文
有人说，“德”者，直心也，践行也，就是内心正直，并且为人处事时，始终表里如一地按“正直”之道践行。按我的理解，“德”中一定包含言语正直真诚，不欺不诳。有这样的美德，一定能廉洁无私，轻财好义，而绝不会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环境里，有这样的美德的人多了，这个环境就宜人宜居，容易让人建功立业，为社会带来福祉。为师者，为长者，如果能对学生、下属做到真诚无欺，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一定能和谐、长久。古人在这些方面有若干值得我们思考的先例。
读典
言不虚妄的何远
何远字义方，东海郯人也。武帝践阼，为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远与恢素善，在府尽其志力，知无不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迁武昌太守。远本倜傥，尚轻侠。至是乃杜绝交游，馈遗秋毫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民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摙水还之。迹虽似伪，而能委曲用意。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然性刚严，吏民多以细事受鞭罚，遂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后为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民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皆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经寇抄，远尽心绥理，复著名迹。期年，迁树功将军、始兴内史。时泉陵侯朗为桂州，缘道多剽掠，入始兴界，草木无所犯。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奉钱，并无所取，岁暮择民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而性果断，民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表言政状，帝每优诏答焉。迁东阳太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远性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所会遇，未尝以颜色下人。是以多为俗士所疾恶。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
——选自《南史·何远传》
言语欺诈的张仪
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从亲，乃使张仪至楚，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妇，长为兄弟之国。”楚王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王怒曰：“寡人不兴师而得六百里地，何吊也？”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王曰：“有说乎？”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王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两国之兵必俱至。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赐之。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
张仪佯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事秦，齐、秦之交合。张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者怒，还报楚王。
……
《孟子》论之曰：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选自《资治通鉴》第三卷
解惑
第一个是关于真诚的故事。何远（470—521年），字义方，南北朝时期东海郯县人（今山东省与江苏省交界处）。父亲何慧炬是南北朝时期南朝齐的尚书郎，他本人在梁武帝年间为官，先后任建康令、建武将军等十多个重要职务。
何远为官，削除苛政，爱民恤贫，发展生产，富有政绩。更重要的是，他廉洁从事，从不惊扰百姓，或行敲诈勒索之事。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凡何远为官之处，民间都为他立庙设祠，以表彰他的政绩。因而，他赢得了“清廉公正天下第一”的美称。
何远曾迁任武昌太守，武昌人习惯汲长江水以饮用。盛夏时节，何远嫌江水热，经常用钱买百姓井中的凉水。一开始，老百姓不敢收下这位地方官的水钱，但何远态度坚决，若有人不收他的钱，他就将井水送还给他，如是几次，百姓也就觉得他没有以前地方官的霸道，反而觉得他平易近人。
任太守期间，何远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府上所用器物没有一件是铜制品或漆器，车马更是破旧无华。当地出产水鲜，可他每顿饭不过是吃几片鱼干。他对家人的要求更加严格，妻子儿女的生活犹如百姓中的下等穷人。
后来，何远又任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民甚称之”。南北朝时期，官场风气讲究排场奢靡，遇到上级来视察，下属必借此机会逢迎巴结，地方官往往倾境内之所出，备盛宴以款待，并以厚礼馈赠上司。其目的往往在于，投机钻营者一心献媚于上，以求提携高升；有劣迹者害怕东窗事发，需要上峰包容；还有一些胆小如鼠的下属官员，则害怕因招待不周而致上司吹毛求疵。总之，为讨上司欢心，地方官不惜民脂民膏，此等陋习，虽古来有之，而南北朝则更有甚之。
何远无疑是那一群官员中的异类。因为按照他的脾气秉性，绝不愿为逢迎上司而加重百姓负担，也不愿以巴结逢迎毁掉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清廉自持的为政信仰，所以，并不随波逐流，而以俭素待上，这是他未作深想便作出的安排。
有一次上级安排政绩考核活动，何远的上司太守王彬视察所辖各县，所到之处，都受到盛情接待，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有的还备贵重礼品馈赠，以取悦上司。几天后，太守王彬来到了武康县，何远带着手下到城外迎接。何远叫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干粮和开水，对王彬说：“大人，您路远迢迢赶来敝县，想必是又饥又渴了，可是我只为您准备了干粮和开水。我想你我都是朝廷命官，应该注意节俭，给老百姓作出榜样，您不会怪罪我吧？”
在武康县的一段时间，何远请王彬吃的是便饭，坐的是旧车，住的是一般的房子，生活完全和普通人差不多。在王彬离开武康县的时候，何远送太守到县境边，他仅以一斗水酒和一只鹅为礼品相赠。
何远此举并未给他的县令生涯带来危机。凑巧的是，太守王彬也是一个提倡节俭的人，他对下属的巴结逢迎并不领情，相反，何远的诚实接待倒是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考察结束后，王彬将此事禀报梁武帝，武帝也称赞其贤，此后，破格提升何远任宣城太守。
何远为官，极其痛恨称霸一方的人，他把这些地方恶霸视作仇人，而对那些贫穷微贱的人，他则当作子弟一样看待。所以地方豪强都很惧惮他。尽管在天监十六年，梁武帝曾经下诏：“何远先前在武康，已因政治平安、清廉公平而著名，其后又相继担任两郡太守，更加清白无瑕，为政先端正作风，多做有益社会的好事，就是古代最优秀的两千石父母官也不会比他更强。应当将他擢升为朝内的荣耀职务，以表彰他在外的政绩。”但是，终因其为官为人独树一帜，他还是遭到一些人的忌恨与谗言诬告而被免职。只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破格入阁不如有品格和人格。凡是何远做官所到的地方，百姓们都给他立着生祠，人民由衷爱戴他，便是对他最好的认可与评价。
何远为人真诚，是出了名的。他轻财好义，周济别人的窘急，而且说话从不虚妄，皆出自真情，出于天性。他与别人打赌：倘若找得他不论在何时何地说过的一句虚妄的话，他愿意送给人家一匹好绢。所以历史上关于何远的再一个佳话就是“得一妄语，谢人一缣”。为此，许多人，包括他的朋友以及与他相处并不友善的人，都很留心，试着从他说过的话里，找与事实相悖的地方，结果找不到他任何一句虚妄的话。离开政坛回到家乡后，数年间他从不谈个人荣辱，此亦为人们所称道。
而另一个是《资治通鉴》上的故事。秦王想征伐齐国，又顾虑齐国与楚国有互助条约，便派张仪前往楚国。张仪对楚王说：“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建议，与齐国废除盟约，断绝邦交，我可以向楚国献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让秦国的美女来做侍奉您的妾婢。秦、楚两国互通婚嫁，就能永远结为兄弟之邦。”楚王十分高兴，允诺张仪的建议。群臣都前来祝贺，只有陈轸表示哀痛。楚王恼怒地问：“我一兵未发而得到六百里土地，有什么不好？”陈轸回答：“您的想法不对。以我之见，商於的土地不会到手，齐国、秦国却会联合起来，齐、秦一联合，楚国即将祸事临门了。”楚王问：“你有什么解释呢？”陈轸回答：“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就是因为我们有齐国作盟友。现在我们如果与齐国毁约断交，楚国便孤立了，秦国又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以后，一定会背弃对大王您的许诺。那时大王北与齐国断交，西与秦国生出怨仇，两国必定联合发兵夹攻。为您算计，不如我们暗中与齐国仍旧修好而只表面上绝交，派人随张仪回去。如果真的割让给我们土地，再与齐国绝交也不晚。”楚王斥责道：“请你陈先生闭上嘴巴，不要再说废话了，等着看我去接收大片土地吧！”于是把国相大印授给张仪，又重重赏赐他。随后下令与齐国毁约断交，派一名将军同张仪前往秦国。
张仪回国后，假装从车上跌下，三个月不上朝。楚王听说后自语道：“张仪是不是觉得我与齐国断交做得还不够？”便派勇士宋遗借了宋国的符节，北上到齐国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立即降低身份去讨好秦国，齐国、秦国于是和好。这时张仪才上朝，见到楚国使者，故作惊讶地问：“你为何还不去接受割地？从某处到某处，有六里多见方。”使者愤怒地回国报告楚王，楚王勃然大怒，想发兵攻打秦国。这以后的事情是，陈轸劝阻无效，楚王两次主动攻秦，却被秦两次打得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国。楚国割让两座城向秦国求和。
《孟子》论之曰：有人说：“张仪、公孙衍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怒而使各国恐惧，安居时又能使兵火熄灭。”孟轲说：“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
明鉴
张仪用计以诈力为贵
关于张仪，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张仪的同学苏秦，早年投奔秦国没能发迹，回家还被妻嫂父母轻视，后来用功读书，在历史上留下“锥刺股”的苦读佳话。他学成后投到了当时秦国的敌对国赵国，是著名的纵横家。
张仪因苏秦之邀请来到赵国求功名，受辱后跑到赵的敌对国秦国；后被告知是苏秦为保赵不被秦攻而施的计。（苏秦在赵，挂六国相印；张仪在秦。张仪可设法不让秦攻赵；同时苏秦也设法绝不主动攻秦。这样两个老同学都可因对方的存在而突显自己的价值，且各诸侯国可得一时相安无事。）又为了报一己之愤，张仪曾发出檄文扬言要攻打曾经诬陷过自己的楚国。
苏秦、张仪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让一己利益最大化，他们可以朝秦暮楚。他们也苦学，也钻研，也营谋，他们投秦国也好，投赵国也罢，其实质都是为自己的功名，说穿了，是为自己搞点经济的政治的待遇。和当今的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样，他们的行事逻辑常能奏效，也因此极能腐蚀人心，对社会起的拆散、瓦解作用非常大，使社会难以形成凝聚人心的力量和稳固的根基，是造成“流沙社会”的罪恶推手。
张仪利用楚王贪婪、短视、愚蠢的人格弱点，用计欺骗楚国与齐绝交，激怒楚王，最终得到楚国割让两城向秦求和的结果。以他为代表的秦国的胜利，可以说是欺诈权谋与武力征伐者的胜利。
这种“胜利”，发生在许多时空。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平准书》中议论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以诈力为贵、以仁义为贱的事实，孟子才评价说，“春秋无义战”；又说君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所指明的君子为人处世哲学深为后世所信服，而对“大丈夫”的标准的论断更是流传千古，折服万代。
真正的“大丈夫”，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川流不息的清水，能滋养一切生物；自己活动，并能推动别人；具有人格魅力和感召力量，会成为“凝结核”，能够团结起一批人，给社会带来活力和进步。
师说
据传孔子曾赞美水有五德——有德、有义、有道、有勇、有法，所以“君子遇水必观”。
川流不息，能滋养一切生物，就是有德；流必向下，不倒流，或方或长，遵循自然规律，就是有义；浩大无尽，就是有道；流向几百丈山涧而毫无畏惧，就是有勇；安放没有高低不平，就是守法度。水有这些好德行，所以君子遇水必观（观察、体会、感悟、效仿）。
曾协助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的军师黑田孝高，善于用水作战，曾用水攻陷了久攻不下的高松城，因此在日本历史上有“如水”的别号。他曾写过“水五则”：自己活动，并能推动别人的，是水；经常探求自己的方向的，是水；遇到障碍物时，能发挥百倍力量的，是水；以自己的清洁洗净他人的污浊，有容清纳浊的宽大度量的，是水；汪洋大海，能蒸发为云，变成雪、雨或化为雾，又或凝结成冰，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失其本性的，是水。真正的“大丈夫”，再怎么遇到挫折也不改认真生活、尽力为民做事的本色，立业立德又立言，不枉所读圣贤书。他的思想，他的事迹，能够跨越时空，像水一样川流不息，滋养千秋万代。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虽然只是社会百业中极其普通的一种身份，但因其面向身心品德正处发育之时的莘莘学子，就具备了以一己言行潜移默化众多学子的实际影响力。让我们不做只求利己的“流沙分子”，做那凝聚人心的大丈夫吧！
学思
一个人的语言表达与其思维模式、道德品性之间有怎样的内在关系？
尊重：太宗省悟难遍知
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
——《汉书·萧望之传》
说文
曾经有人批评“专家”：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是个专家，就误以为自己一通百通，在任何方面都是专家；抱持这种幻觉，挟着威力无比的话语权力，便有胆气随意评点和褒贬，导致外行指挥内行、内行四顾迷惘的局面。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能得心应手，都该一言九鼎。尊重内行，用好内行，是领导的素养之一。珍惜这份尊重，做好本职，则是下属应有的职业素养和应备的职业态度。
读典
天下之物，何能遍知
太宗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物，何能遍知乎！”
——选自《通鉴·唐纪八》
不善反省数遭免
高祖常有敕而中书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瑀曰：“今皇基初构，事涉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瑀见事有时偏驳，而持法稍深，颇为时议所少。
房玄龄、杜如晦既新用事，疏瑀亲封伦，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而辞旨寥落。太宗以玄龄等功高，由是忤旨，废于家。俄拜特进、太子少师。
太宗常谓瑀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盘石之固。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议封建。寻坐与侍中陈叔达于上前忿诤，声色甚厉，以不敬免。明年，征授御史大夫。
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由是罢御史大夫，不复预闻朝政。
——选自《旧唐书·萧瑀传》
解惑
萧瑀，字时文，其出身显贵，父亲是南朝梁明帝萧岿，隋炀帝皇后萧氏是他亲姐姐，曾与唐太宗父亲李渊同为隋朝大臣。他不贪财好利。身为隋臣时，田宅很多，后这些田宅被唐高祖李渊分赐给功臣；萧瑀归唐后，李渊将田宅归还给他，他却将其全部分给宗族，自己只留下宗庙一座，以作祭祀。唐王朝建立后，因为萧瑀对隋朝的礼仪制度很熟悉，所以高祖李渊把国典朝议制定工作全部交给他办。萧瑀办事兢兢业业，非常勤勉，有时一次就奏“便宜”数十条，差不多全被采用。李渊对萧瑀的才干很是欣赏，曾亲自下手诏表扬他，并且赏给他“黄金一函”。李渊朝堂听政也特准萧瑀坐在御榻上，每次都呼唤他为“萧郎”，二人关系非常融洽。
选段一的大意是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欢弓箭，得到好弓十多张，自以为没有比这些更好的。近日把它们给弓匠看，他们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其中的缘故，工匠说：‘如果木头的纹理不直，脉理就不正。弓虽有力而发出的箭不直。’我才明白从前辨别弓箭好坏不够精通。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对它的认识仍然不透彻，何况天下事物，怎能普遍知晓呢！”
语段记叙的是唐太宗在与大臣萧瑀议政时的一段感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太宗极其宝贵的政治品质与智慧。
唐太宗幼年时，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这使他后来通晓经、史。同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方民族传统，太宗在青少年时代尤重骑射，勇敢而富有军事才能，多次随父亲出征，平服多次叛乱和入侵。因为他酷爱并擅长骑术，以致他生前装饰自己陵墓时，壁画所绘的也是他所喜爱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
唐太宗与时任太子少师萧瑀的对话正是围绕弓箭来说的。萧瑀忠心事主，办事认真，克勤克俭。有一次，李渊下发一道诏书，但萧瑀阅后，发现政令中有不周之处，即压下不发。李渊起初很是恼火，要追查失职者的责任，这时，萧瑀解释其中缘由：“我原来在隋朝的时候，看到过内史宣读皇帝的诏书，有时候，前后矛盾的内容，让下属官吏无所适从。现在大唐初立，好多事情都要慎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当您的一道命令下达后，我一定会对照检查以前的命令，看看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对一个附属国的政策前后有没有对立的地方，然后，才敢宣行发布，这些都需要时间。”李渊转而十分满意，赞赏道：“你能够这样用心，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萧瑀是一个治国能手，施政经验丰富，也很有成效。但是，由于他秉性耿直狷介，难以容人之短，因此，在议论政事时常与同僚发生争执，即使在太宗面前也时常表现出对其他人的出言不恭。就连唐太宗的重臣房玄龄等人一有过失，他也不给情面，往往痛加弹劾，甚至指责“玄龄辈朋党盗权”，言语间明显有自恃忠良、贬低他人之嫌。李世民曾多次劝告，他则不以为然，于是其宰相之职也数遭罢免或降职。
萧瑀治政偏于严厉，“持法稍严”，引起一部分官员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告御状。但是，唐太宗任用萧瑀并不以其性格上的缺点而将他搁置一边，也不为部分大臣的怨言情绪所左右，他十分尊重其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廉洁耿直的品质，所以，在贬斥萧瑀一段时间后，太宗总是让其复职。
对于萧瑀，唐太宗曾经感慨地对房玄龄说：“此人（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唐太宗还专门赐给他一首诗，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唐太宗征伐高丽时，任命萧瑀为洛阳宫守，把守护老家的任务委托于他，显示了对萧瑀的高度信任。话又说回来，如果萧瑀不幸遇到的是一个昏君呢？或者他遇到的是一个溜肩膀不肯承担应担之责的上级呢？结局可能会非常悲惨。这样的例子，也是史不绝书的。因此，我们在赞扬他忠诚、能干的同时，对他的有些表现，还应当引以为戒。比如，他数遭罢免或降职，却仍然不肯修身炼德，相比起太宗来，其反省和管控自我的智识、触类旁通的学习能力未免差了一大截。
明鉴
唐太宗给我们的三点启发
本节选用的第一个语段取材于《资治通鉴·唐纪八》。《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它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砸缸故事里的冷静智者。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他因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离开朝廷15年，结果倒用这段时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唐太宗确实不愧是一代英明的君主，从他对往事的追叙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收获：
1.内行不等于就是高手
唐太宗感慨自己虽多年使用弓箭，却不能精通和辨别弓箭的好坏，他肯定会想到，一个人要能从平凡的生活经历、社会现象中不断发现和揭示规律，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弓矢漂亮只是其表象，唐太宗过去对所藏弓矢的认识始终是一种感性和表象的认识，难免于认识片面肤浅、真伪混杂，如果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不善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他对所藏弓矢的认识就始终不能上升为正确的理性认识。由此可见，探寻规律是一个长期性工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是认真观察、思考、分析的过程。不细心观察、用心思考，光凭感觉和直观，我们充其量只能了解事物的皮毛，不可能发现和掌握事物的规律。
唐太宗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由弓矢之事联想到世间万事万物，联想到深刻的治国道理。他感慨大千世界之大，蕴含的道理之丰富复杂，使用弓矢是自己熟悉的领域，而许多领域自己至今也许从未涉足，因此，非善于观察和思考，非虚心学习，就不可能洞察体悟其中的世事规律。学无止境，发现和揭示事物的规律也无止境。
《礼记·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始、终即是因、果），“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格而后知至”（事物被区格辨别而智慧才能获得），“……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分析明辨，辨明事物的轻重、先后、因果、善恶等诸方面，推究事物原理法则，总结为理性知识，指导自己的言行思考，是应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有效法宝。
2.专才不等于也是通才
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通，要虚心学习、求教，才能有所长进。纵使他是一代皇帝，并且是千古一人的唐太宗，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唐太宗显得非常明智，他并不因为自己是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便因此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甚至指鹿为马——而果真唐太宗执意这样做的话，朝廷中也未必没有阿谀的大臣。我们可以想象，肯定会有臣子跳出来，指责弓箭匠“妖言惑众、蛊惑人心”，而夸赞唐太宗珍藏多年的弓箭质地是如何了不得，其他任何良弓在它们璀璨夺目的光芒下也会黯然失色。然而，历史上的唐太宗头脑是异常清醒的，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在识别弓矢的问题上，他技不如弓矢匠，断言良弓好坏，归根到底还是要听弓矢匠的。想象中的荒唐剧终究没有上演。在治理国家时，他在群臣面前也是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坦率批评，所以，他和群臣之间形成了真正和衷共济的局面。
但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确然有一种“专才就是通才”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知到今天也还能看到。有的人，在单位里做了个什么长，或者在专业上评到了某某级，就觉得自己天赋异禀，什么都会，各方面都必定比别人强，凡发表意见就得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用他的那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得出别人都不行、都不如他的结论。因此，位置越高，越需要头脑清醒，懂得谦虚，尊重“术业有专攻”的规律。同时，在调配人力资源的时候，也要能做到知人善任。
3.社会需要协作
人有不会或不擅长的事情，非常正常，虚心向会的人请教就可以了。不能囿于身份、年龄、面子之类，端着装着，那样，既得不到进步，也难为别人真心敬重。
一件事，如果你不会或不擅长，你就得信任会的人。一件事，就算你自己很懂很在行，也仍须与别人协作。唐太宗在用弓矢的过程中懂得弓矢，但他毕竟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不可能去制作弓矢、鉴定弓矢质量、售卖弓矢、培训别人制作弓矢。这些事情的实际操作者，当然比唐太宗本人要更专业。
商业社会里，凡事讲求协作。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如果有人擅长，不妨把事情交给他做，而留出宝贵时间，培养和发扬自己的专长。这样大家都有专长，大家都能协作，社会的总体运行效率和效益就大大提高了。
当今科技发展迅猛，在许多方面，学生都比我们老师懂得多，而且学生人数远超教师数量，他们彼此之间沟通信息、交流心得，其接触面比老师广，信息源比老师多，吸收消化能力比老师强，因而进步起来也比老师快。在这些方面，我们完全应该多向他们讨教，师生协作，才能各取所需、各补所短，实现非学科意义上的教学相长。
唐太宗用人如此，如同他努力透过弓矢的表象而欲探求其本质规律一般，充分显示了他用人看其根本、用其所长的特点。
师说
教师永远是一个学习者。善于学习者，莫不善于格物致知，达到学习的自由境界。反之，吃一堑不长一智，撞破南墙也不知回头，似乎学习得很勤苦，却没有什么长进，则跟他不会触类旁通有极大关系。
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也应该自量知趣，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信念与态度，尊重他人，以他人为镜，“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充分借助他人的专长与智慧，让适宜的人做适宜的事，成就他人，完善自我。
学思
“阿喀琉斯之踵”譬喻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那么，人该怎样减少由此而来的危害呢？
公正：董唐公正而有情
上公正则下易直矣。
——《荀子·正论》
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汉书·循吏传》
说文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始于夏朝，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出现在清末。1979年春天，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在3个多月时间里制定出7部法律，推开了尘封已久的“法律之门”。2014年10月24日，时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让法治成为国家信仰》。
把法治提到“国家信仰”的高度，是因为法治于人就如同空气，你可能不会时时刻刻意识到它的存在，可一旦缺少就立刻窒息。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法治的护佑下感受着畅快的呼吸，法治才能成为内心时时恪守的律令。
诚然，每个城市乃至乡村的所有人类聚落，都是人情社会。亦即所有社会都会讲人情，只是程度高低不同，人情是否能够凌驾于法律、契约、规则之上的不同，以及“明规则”体系的健全度不同。
可是，要有多少条法律才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有多少条法律才能管理好一个区域、一个国家？这问题恐怕没人能说得清。管理社会，依靠的是情、理、法的共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
需要智慧的是公正和有情之间度的把握。从古人董槐和唐临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读典
董槐为官求公正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远人。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槐貌甚伟，广颡而丰颐，又美髯，论事慷慨，自方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严，闻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学，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愿也。”槐心愧，乃学于永嘉叶师雍。
嘉定十四年，起为广德军录事参军，民有诬富人李桷私铸兵结豪杰以应李全者，郡捕系之狱，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为反者解说，族矣。”槐曰：“吏明知狱有枉，而挤诸死地以傅于法，顾法岂谓诸被告者无论枉不枉，皆可杀乎？”不听。顷之，守以忧去，槐摄通判州事，叹曰：“桷诚枉，今不为出之，生无由矣。”乃为翻其辞，明其不反，书上，卒脱桷狱。绍定三年秋，权通判镇江府。至州，会全叛，涉淮临大江，大府急发州兵。槐即日将兵济江而西，全遁去，乃还。嘉熙元年，出知常州。后三日，提点湖北刑狱。常德军乱，夜纵火而噪。槐骑从数人于火所，且问乱故。乱者曰：“将军马彦直夺吾岁请，吾属将责之偿，不为乱也。”槐坐马上，召彦直斩马前，乱者还入伍中。三年，知江州。秋，流民渡江而来，归者十余万，议者皆谓：“方军兴，郡国急储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发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归焉。淳祐二年，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视其赋，则吏侵甚，下教曰：“吾莅州，而吏犹为盗不自悔，吾且诛之！”吏乃震恐，愿自新。槐因除民患害，裨将卢渊凶猾不受命，斩以徇师，军中肃然。帝日乡用槐，槐言事无所隐，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帝问修太乙祠，则对曰：“土工洊起，民罢于征发，非所以事天也。”帝问边事，对曰：“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槐每奏，帝辄称善。
景定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风雷电，槐起衣冠而坐。麾妇人出，为诸生说《兑》《谦》二卦，问夜如何，诸生以夜中对，遂薨。
——选自《宋史·董槐传》，有删改
唐临为政法有情
唐临，京兆长安人，周内史唐瑾孙也。其先自北海徙关中。伯父令则，开皇末为左庶子，坐谄事太子勇诛死。临少与兄皎俱有令名。……出为万泉丞。县有轻囚十数人，会春暮时雨，临白令请出之，令不许。临曰：“明公若有所疑，临请自当其罪。”令因请假，临召囚悉令归家耕种，与之约，令归系所。囚等皆感恩贷，至时毕集诣狱，临因是知名。
再迁侍御史，奉使岭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彦等申叩冤系三千余人。累转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僮自归家取白衫，家僮误将余衣，惧未敢进。临察知之，使召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尝令人煮药，失制，潜知其故，谓曰：“阴暗不宜服药，宜即弃之。”竟不扬言其过，其宽恕如此。
高宗即位，检校吏部侍郎。其年，迁大理卿。高宗尝问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诏称旨。帝喜曰：“朕昔在东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职，以畴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高宗又尝亲录死囚，前卿所断者号叫称冤，临所入者独无言。帝怪问状，囚曰：“罪实自犯，唐卿所断，既非冤滥，所以绝意耳。”帝叹息良久曰：“为狱者不当如此耶！”
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明年，……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
——节选自《旧唐书·唐临传》
解惑
董槐务求公正
董槐（？—1262年），字庭植，南宋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他相貌魁伟，宽额丰腮，留有美须，与人谈事论物时，总是慷慨陈词，气宇轩昂。
董槐年少时即有远大志向和抱负。他小时候喜欢谈论军事，私下里读过孙武、曹操的书，便把自己比作诸葛亮和周瑜。父亲董永希望他是一个务实求真的人，在听说董槐自比诸葛亮和周瑜后，便教育他说：“不努力求学，又喜欢自吹说大话，这不过是个狂妄的书生罢了，不合我的心愿呀。”良好的家庭教育给董槐印象很深，他很受教育，深感羞愧，决心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更加务实勤恳，于是拜师求学，于嘉定六年（1213年）考中进士。
长大后为官一方，董槐历任广德军录参军、镇江府通判、户部侍郎、宝章阁直学士、福州知州及福建安抚使、参知政事，直至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等30多个官职，爵位也由封子、封男到封侯、封公。他一生始终铭记着父亲的教诲，为官则勤政清正，政绩卓著，朝野闻名。他的事迹在史书《宋史·董槐传》《续资治通鉴》和许多地方志中都有重要记载。
《宋史·董槐传》选文，所述便是他为官爱民、务求公正的事迹。董槐为官爱民、务求公正，缘于他一切从事实出发，不让法律冤枉一个好人。嘉定十四年，董槐被朝廷起用做广德军录事参军，有人告发有钱人李桷私自铸造兵器、结交豪杰来响应叛乱。郡守逮捕了李桷并把他押在牢中，董槐察访出他有冤情，就向郡守报告。郡守说：“替反叛者解脱说情，是要灭族的。”董槐坚持认为，执行法律应当尊重事实、正视事实。在其临时代理州里政事的时候，他果断地为李桷翻案，最终使李桷释放出狱。
董槐为官爱民、务求公正，缘于他仔细调查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处事则当机立断。对触犯法律的，纵使是当官者，他也严明执法，严惩不贷。嘉熙元年，董槐在湖北掌管刑狱之事，其时，李全的叛乱尚未平息，社会动荡而不稳定，而驻守常德的部队士兵半夜里纵火骚乱，更给当地形势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董槐轻衣简从，赶赴现场，询问原因。在经过调查得知是将军马彦直占取士兵军饷、兵士催促偿还而非作乱时，他召来马彦直，问明实情，将其斩于自己的坐骑前，从而使骚乱迅速得以平息，社会恢复稳定，一场可能酿就的动乱在董槐的秉公处理下很快平息。
董槐为官爱民、务求公正，缘于他有一颗爱民之心、一种怜悯情怀。嘉熙三年，董槐任江州知府。这一年，旱蝗交加，庄稼歉收，哀鸿遍野。秋季，十几万难民渡江来求活路，董槐的许多部下认为粮食不多，不能接纳，有人甚至提出拦江拒民。可是，董槐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认为：“百姓，是我们的百姓。发放我们的粮食救济他们，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解了灾民的粮荒之急，使之得以重返家园。淳祐二年，董槐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观察那里收的赋税，发现被小吏侵占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于是晓以利害，使小吏们受到震慑，愿意改邪归正，百姓的赋税得以减轻。皇帝向他询问修建太乙祠的事，他坦然表明自己的态度：“土木工程再度兴起，百姓被征集调遣搞得疲惫不堪，这不是用来侍奉上天的做法。”董槐心系百姓，使他赢得了民心，也为他公正执法创造了必需的民众基础。
除上述几则事例外，董槐为官公正爱民的事例还有很多。
董槐死后，被赠为太子少傅，谥号文清，墓前栽有一片槐树林。如今，“爱民槐”的故事还一直在其家乡的老百姓中间传诵着。
董槐为官爱民、务求公正，这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为官者不以权谋私、廉洁不贪非常重要，同时，还应用好手中的权力，真正为百姓办事，守住一方正义。只有这样的官员才是真正为民、真正造福于老百姓的官员。
唐临其人其事
唐临（约601—约660年），字本德，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是北周内史唐瑾的孙子。他在少年时便与哥哥唐皎一起颇有善名，为世人称道。唐临在世时曾先后担任万泉县丞、侍御史、大理卿、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其“在官简肃”，“甚为时所称”。
唐临为人俭薄寡欲，不治宅地，服用简素，以仁爱、体恤、宽厚为怀。即使是对家僮和侍者，他也以平等人格视之。有一次，唐临想去给友人吊丧，让家僮回家取丧服，结果家僮却因没听清楚，拿回来的不是丧服，因此不敢进屋去见唐临。唐临估计再让家僮回家取丧服，来来去去，时间上已经来不及，而不穿丧服前去吊唁，显然与礼节不合，他没有责怪家僮，而是另作解释：“今天天气不宜哀泣，还是暂且不取丧服了。”还有一次，唐临叫侍者煮汤药，结果侍者出了差错，没有把药煮好。唐临假装不知，对侍者说：“今天天气晦暗，不宜服药，不如倒掉煎好的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家僮、侍者与主人的尊卑关系非常严明，唐临善解人意，设身处地，为家僮、侍者解除尴尬和困窘，足见其宽厚为怀。
唐临的可敬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其对家僮和侍者的仁爱、体恤和宽厚，历史上的唐临还让我们目睹并尊敬其为官有道。一方面，他坚持法度，有法必依，循章处事；另一方面，他又亲民爱民，让法律在严明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充满温情和人性。
唐临以虔诚、严谨的态度面对法制，执法必公。史书记载他执法时“形如死灰，心若铁石”，表现了他执法如山、决不掺杂个人情感的坚定信念。
唐临任万泉县丞时，万泉县里有十几名罪行较轻的罪犯已经关押很长时间了。到了春暮农忙季节，这些人家里农事都很繁忙，如果让这些轻罪犯在农忙时节暂回家中帮忙，罪犯及其家人肯定会非常感恩戴德。于是，唐临向县令提议“请出之”。县令不同意，唐临还是坚信情感沟通在改造罪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再次请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后来，巧合的是，县令因病请假，唐临利用代理县政的机会，把这些囚犯暂放回家，并和他们约定，待县令回来之前，他们必须再回到监狱。囚犯们感其恩德，钦佩唐临的为人，到期果然不食言，全都回到狱牢中来。县城轰动，唐临声名远播。
唐高宗继位后，唐临被任命为大理卿。他处理讼狱案件，必求人证、物证等事实一应俱全，一旦认定罪证，必定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唐高宗曾亲自到京城监狱察看，目睹其他官员审理的案件中有不少罪犯鸣冤，唯独唐临审理的罪犯没有一个人表示冤屈。唐高宗甚感惊奇，查问原因，罪犯们回答：“唐大人审判公正，我们没有话说。”这件事给唐高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唐高宗永徽年间，唐临被提拔担任御史大夫。适逢华州刺史萧龄之被举报犯受贿罪，皇帝令大臣讨论治罪，朝臣中有很多人主张判萧龄之死刑，担任御史大夫的唐临认为审理案件应当周密、慎重行事，他上奏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他还提出，国家太平时应该用中典，国家动乱时应该用重典。于是，萧龄之得以免死。
唐高宗曾经高兴地对唐临说：“治理国家重要的在于刑罚，用法太猛了，会草菅人命；用法太宽，则会放纵犯罪。你能够持平折中，十分符合我的心意啊！”
明鉴
董槐、唐临故事的现实意义
董槐也好，唐临也罢，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员，他们有时执法如山，有时温情似水，其中的道理值得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法律层面往往体现在高水平的文明执法上。法律条文是僵硬的，法律的结果是无情的，但是司法过程却可以是温暖的。法制文明既体现于法制严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又体现在文明宽容，让生命和希望的曙光映照人间大地。全国十大优秀法官宋鱼水说：“伤害了一个当事人，就多了一个不相信法律的人，而维护了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增加一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的信心。”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一些人一朝得志，马上便把令来行，狐假虎威，甚至为虎作伥，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人只注意到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武器巩固政权的属性，并且有意无意地放大了这种属性。
我们注意到，当前我国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执法的文明度、人文关怀度方面已有很大进步。这从媒体报道的一则则感人新闻可以看出：一对夫妇因贩毒被判重刑，而负责侦办此案的警察们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毒贩的幼子；11位法官联合承诺每人每年出资抚育一位被判死刑女囚留下的孤儿，直到该孤儿完成9年义务教育……再如，近几年北京、陕西等地，由当地民政部门筹集资金建设儿童村，收容父母均被判刑的儿童。这些都是人性化的举措，有效地体现了执法的宽严适度。法律无情人有情，在看似冰冷的法律中融入温情，可以更好地促使罪犯加强改造，走向新生。总之，当前，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法律更注重过程的规范性和内容的民主化建设，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注重对权利主体的保护，温情化的法律成为现实可能，也成为围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核心积极开展执法活动的客观要求。
师说
管理，需要从刚性的、见效快的制度入手，目的在于驯化和强化管理对象，通过制度控制行为。因此讲究执行力，注重工作流程，配套有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南之类可见可操作的东西。
领导，则从团队建设、学习型组织建设入手，目的在于感化和教化领导对象，通过文化建设改变对象的内心，实现无为而治的状态。
管理靠制度，领导靠文化；管理讲科学，领导讲艺术；管理重过程，领导重结果；管理是要他做，领导是他要做；管理带来的是执行力，领导带来的是领导力。
但要想文化落地，第一步还得先法治落地。
业务技术能力强，不等于管理能力强，更不等于天然具备领导的艺术。因此，如何平衡好法治的公正和文化的有情，是需要教师、校长终身学习和修炼的内功。
教师对于学生而言，身份至少有两重，既是学生学业的引领者，也是学生道德行为的管理者、领导者。前者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后者需要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
学校领导对于教职工而言，其主要角色是管理者、领导者。而他在社会公众眼中，则首先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其次才是领导。无论普通教师还是学校领导，都有肩负管理、领导之责的一面。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理想状态是对事无情，对人有情。
学思
在社会新闻中，“校园霸凌”已经不是一个罕见词汇了。您对制造“校园霸凌”者会怎样处理？期待您的思考和分享！
您所在的学校，执行的是弹性上班制还是刚性坐班制？您有急事时，请假方面有哪些规定？
严容：邴少卿循制容人
君子以容民畜众。
——《易·师》
说文
《说文》上说：“容，盛也。”《汉书·五行志》上说：“容，言宽大包容。”《荀子·解蔽》中还有“心容”等说法。
齐桓公曾经在麦丘这个地方遇到过一个83岁高寿的老人，他要求老人祝他长寿，老人于是说了三句话。其中第三句话，老人自认为最重要：“无使群臣百姓得罪于吾君，亦无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子得罪于父母，可因姑姊妹而谢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因便僻之左右而谢也，君乃赦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君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为谢者。”翻译过来，即不要让群臣百姓得罪了我的君王，也不要让我的君王得罪了群臣百姓。因为，儿子冒犯了父亲，可通过姑、姐、妹来开释，父亲于是饶过了他；臣冒犯君王时，可通过君王左右的亲近的人为臣开释，君王也就饶恕了他；但是过去桀得罪了汤，纣得罪了武王，这都是君得罪了臣的事例，到现在也没有为他们开释的人。
后世有议论说，齐桓公之所以称霸天下，不只因为军队，也不只因为管仲，还因为得益于这位老人的规劝。
这个故事，可见于《韩诗外传》《太平御览》《新序》《艺文类聚》等多部典籍中，影响巨大。我们也看到，历史上有德行的居上位者对待自己的下属确实比较不敢“得罪”。
读典
邴吉汉书美名传
邴吉字少卿，鲁国人也。为人深厚，不伐善。地节三年，立皇太子，吉为太子太傅，数月，迁御史大夫。后五岁，代魏相为丞相。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尚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属掾史，务掩过扬善。吉驭吏嗜酒，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遂不去也。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府见吉白状。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猝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吉乃叹曰：“士无不可容，能各有所长。向使丞相不先闻驭吏言，何见劳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贤吉。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五凤三年春，吉病笃。薨，谥曰定侯。
——节选自《汉书·邴吉传》
羊斟受辱，华元败绩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
——选自《左传·宣公二年》
鞭责部下，张飞取祸
初，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追谥飞曰桓侯。
——选自《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解惑
循制处事
在邴吉的一生中，保全幼年宣帝性命、护佑其成长，并将宣帝扶上皇帝宝座，这一件事固然是其政治生涯中极其辉煌的一笔，但他留给后人极其宝贵的为人财富则是其循制处事、容人用长。
邴吉胸怀全局，办事有章法，循制处置。他担任丞相时，有人批评他“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邴吉回答说：“用三公之府查处下属官员的名声，我认为不好。”殊不知，邴吉处事极有法度，遇事不大包大揽，而是“职有专司”，这是清明政治、法制社会的核心，正是循此为前例，汉代三公之府不直接查处下属官员，从邴吉开始而形成惯例。
成语“邴吉问牛”便典出他的另一件逸事。身为丞相，需要日理万机，然而，作为一个贤相，还必须抓大放小寻根本，从而制定出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政方针来。
有一次，邴吉外出，在路上正好遇上群斗，死伤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邴吉从那儿经过时却不闻不问。同行官员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他，只得陪同往前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见到有人赶着一头牛，这头牛走得气喘吁吁，热得直吐舌头。这时，邴吉却让车子停下来，派侍卫问赶牛的人：“你赶这头牛走了几里路了？”
随行官员认为“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邴吉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百姓相斗而死伤了人，管这种事是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的职责，应由他们派人去抓捕、审理。到年终丞相只负责考核他们的政绩是优还是劣，根据考核的结果奏明皇上对他们进行奖赏或惩罚就是了。”他解释见“牛喘吐舌”而过问，这是因为，“现在正是春天，天气不应该太热，我怕那头牛喘得那么厉害，是因为太热了。若是春天就那么热，那是时令失调，不符合节气的征兆。气候反常对农作物和人都可能带来灾害。我身为丞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我的职责就是要使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只要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都要负责争取预先搞清楚，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不越俎代庖，不遇权即揽，循制处事，邴吉显然是对的。
宋师败绩，获宋华元
选段二说的是春秋时期，宋晋结盟，引起了楚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607年，楚庄王命他的盟国——郑国去讨伐宋国。
将要打仗的时候，宋国统帅华元为鼓舞士气，杀羊给士兵吃，但是华元的车夫羊斟没有吃到。到了打仗的时候，羊斟说：“之前吃羊肉的时候，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我说了算。”他驾着车同华元一起冲到郑国的军队中，所以打了败仗。君子（左丘明）说羊斟不是人。因为他的个人怨恨让国家遭受败仗、人民受到祸患，对于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刑罚能足以惩处他呢？
后世有人演绎这个故事，使之在细节上更丰富了，说当大家吃着美味的羊肉，喝着上好的米酒，上下一片欢腾的时候，一位副将问华元：“怎不见您的车夫羊斟呢？”华元不屑地答道：“一个赶车的，打仗又不靠他，让他来做什么！这事儿我心里清楚，你不必操心！”
宋、郑决战开始后，华元坐在羊斟赶的战车上指挥着全军。郑、宋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华元命羊斟把战车赶向敌军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可是，羊斟却挥鞭而驰，把战车赶向了郑军最密集的地方。华元惊呼：“你往哪里去？”羊斟恨恨地说：“日前分吃羊肉，由你做主；今天的事儿，可得由我做主了。”
人们根据羊斟的话引申出成语“各自为政”，表示同一阵营内部，各人按自己的主张办事，不顾整体，也不与别人配合协作。羊斟这样的人，残民以逞，理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飞酒醉
张飞在阆中镇守，闻知关公被害，旦夕号泣，血泪濡湿衣襟。诸位将领以酒劝解，张飞酒醉后，怒气更大。帐上帐下，只要士兵有过失就鞭打他们，以至于多有被鞭打致死的。刘备知道后，就劝他，你鞭打士兵，还让这些士兵随你左右，早晚都要取祸的；对待士兵，平常应该宽容。有一天，张飞下令军中，限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次日，帐下两员末将范强、张达，入帐告诉张飞：“白旗白甲，一时无可措置，须宽限才可以。”张飞大怒，喝道：“我急着想报仇，恨不得明日便到逆贼之境，你们怎么敢违抗我作为将帅的命令！”就让武士把二人绑在树上，每人在背上鞭打五十下。打完之后，张飞指着二人说：“明天一定要全部完备！如果违了期限，就杀你们两个人示众！”二人回到营中商议。范强说：“今日受了刑责，让我们怎么能够筹办？这个人性暴如火，如果明天置办不齐，你我都会被杀啊！”张达说：“比如他杀我，不如我杀他！”范强说：“只是没有办法走近他。”张达说：“我两个如果不应当死，那么他就醉在床上，如果应当死，那么他就不醉好了。”二人商议停当。张飞这天夜里又喝得大醉，卧在帐中。范、张二人探知消息，初更时分，各怀利刃密入帐中，就把张飞给杀了。当夜，拿着张飞的首级，逃到东吴去了。
张飞军营都督送表给刘备，刘备听闻后不由得叹道：“噫！飞死矣。”追谥张飞为桓侯。
明鉴
容人用长
在汉语成语词汇中，“醉吐相茵”“邴吉问牛”“掩过扬善”“绝口不道”都与汉朝中兴重臣邴吉的逸事相关。
醉吐相茵：喻指宽以待人必然会有好的回报。
邴吉问牛：指看到牛的异常想起天气变化，赞扬官员关心百姓疾苦。
掩过扬善：指对待别人讳言其过恶，称扬其好处。同“掩恶扬善”。
绝口不道：指闭口不谈。“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这么多的成语都与邴吉其人直接关联，且都是作褒义的评价，由此可见，在古人眼中，邴吉其人确实非同一般。
“容人”和“用长”让我们看到了邴吉的另一面。
在邴吉担任丞相的五年中，一直崇尚宽大，遇事礼让，关怀爱护下属官员，使丞相府官员上下同心为朝廷尽职。邴吉对犯有错误的官员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总是尽量掩过扬善，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如在他的丞相府中，有一名“掾史有罪臧，不称职”，邴吉不是粗暴地把他斥退罢官了事，而是让他采取请长假的办法离职，后来也并未深究案情，事情得到了人性化的处理结局。
邴吉对身边的仆人也极为宽大，从不因小过而责难他们。成语“醉吐相茵”中的马车夫偶因嗜酒“醉呕丞相车上”，邴吉并未责怪他，而是对负责的西曹说：“因酒醉的失误而赶走士，让这人将在何处容身？西曹只管容忍他，这只不过是玷污了丞相车上的垫褥罢了。”马车夫被他宽宏大度的精神所感动，平时尽心尽力侍候丞相，急丞相之所急，想丞相之所想，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预想不到的作用。
一天，马车夫外出，看见从边境方向来的驿者（传送情报的人）手里拿着赤白囊、带着紧急文告，匆匆忙忙地向宫门走去。马车夫很有心，揣度边境一定告急。他马上想到这是丞相管辖的国家大事，应为丞相效力。于是，他及时地向邴吉报告所了解到的边关重要军情，邴吉提前得知信息，于是立即召集东曹（主管任免高级官员），仔细地逐人逐条查阅边境长官的档案和边境其他的材料。不一会儿，皇帝果然召见丞相、御史大夫，向他们通报边境情况，询问守边官吏情况。邴吉因事先早有准备，所以回答得准确清楚，受到了赞扬。
邴吉感叹地说：“要能容纳各种人，他们都各有所长。假如不是马车夫先向我报告听到的情报，我怎么能知道呢？又怎么会得到皇帝的嘉勉呢？”
宽容而容人，用人用其长，邴吉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汉朝中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邴吉任丞相期间，朝廷上下职责分明，运行有序，政务处理井井有条。在邴吉等一批良臣的辅佐下，汉朝出现了汉宣帝年代“昭宣中兴”的盛世景象。班固称其“君臣相配”，《后汉书》中说“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邴、魏有声”，把邴吉、魏相与萧何、曹参并列。
各自为政的惨痛教训
华元与羊斟“各自为政”给我们的教训是惨痛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职责，即使是看似人微言轻的小人物都有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在历史上，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固然能够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小人物在把握了历史机遇以后，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扭转局势，甚至改写历史！
这倒不是我支持羊斟们，而是就华元开罪羊斟这件事来说，我想到了一句古语：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得罪君子，君子即使要报复，也是光明正大的，而得罪小人，他无德无底线，他的报复会非常阴狠毒辣。
华元如果能重视细节，关注到小人物，本来也是可以避免败局的。我想到了另一句古语“宁漏一村，不漏一家”，说的是在分派利益、情感等一切美好东西的时候，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好东西，宁可漏分给一整个村庄的人，也不能独独漏掉村中的某一户人家。因为这对被漏掉的一户来说，太难堪了，被孤立和被拒绝的心理感觉将会非常强烈，那就将会不利于分派者后续办事和做人。当然，这两句古语背后，一是透露出人们对小人的蔑视，二是反映出人们对小人的无奈，三是折射了人们对小人的纵容与包庇。
小处招祸
选段三记载了另一件因未能善待身边小人物而招来祸患的事。按经过演绎的故事的说法，张飞取祸，缘于他布置了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却要凭自己官大几分，强要两个下级如期完成，下级争辩几句，他便痛打一顿，还威胁要杀这两人，因此取祸完全是他一错再错的结果。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有二：一是并非有态度有激情就一定能办得成事，要管理和节制自己的情绪，也要“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战斗”；二是即使对人有生杀予夺之权，也仍需忌讳意气用事，而应该允许对方解释，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师说
教师能否言谈举止间表现出对人的善意和尊重，不是靠“礼仪教育”之类的东西养成，而是关乎内心深处的自我定位和对他人是否有同理之心。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就会把别人看成草芥；只顾着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忽略别人细致的变化着的感受。
我们看看李嘉诚先生如何请人吃饭。李嘉诚请的人中有的名气大些，有的小些甚至暂时还没名气，年龄、资历都比他浅。但是，电梯一开，李嘉诚先生站着跟被请的客人握手，发名片，同时递过来一个盘子，让客人抓阄。原来，盘子里有号，拿名片顺便抓个号，这个号决定你吃饭的时候坐哪桌，照相的时候站哪里，为的是让大家避免尴尬。饭前客人请他讲几句，他作了“创造自我，追求无我”的发言，讲完了普通话又用广东话讲一遍，之后发现还有老外，就用英文再讲一遍。吃十几分钟的时候，李嘉诚先生站起来说抱歉要到那边坐一下。这时人们才发现，四张桌子，每个桌子都多放了一副碗筷，他每个桌子都坐。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四个桌子轮流坐，而且几乎都是15分钟。结束之后他没先走，逐一跟大家握手，在场的每个人都要握到，墙角站着一位服务员，先生专门跑到那和他握手。于是客人们感叹：李先生做人做事这样周到细致，他不成功谁能成功？
香港大学校工袁苏妹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什么是“院士”，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44年如一日，用心、用情为学生做饭、扫地，深深地感动了学生。学生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2009年9月，香港大学全票通过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香港大学此举，不说人格平等，不说各行业均值得尊敬，却已经都做到了。校庆时，早已学有所成的校友们对袁苏妹也尊崇有加。香港大学的教育，呈现出这样温暖的充满爱和尊重的内涵，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学思
很长时间以来，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您对这句话认同吗？期待您的思考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