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为《李庄文集》作序时，提及现代中国新闻战线一代嵚崎卓荦的“英杰”：王韬、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瞿秋白、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胡乔木、恽逸群、邓拓、吴冷西、乔冠华、刘白羽、华山、穆青、李庄……
回望历史，这一英杰序列仍在延伸：郭超人、范敬宜、南振中、段连成、爱泼斯坦、齐越、郭梅尼、罗开富、艾丰、张严平、敬一丹、庄电一、吕岩松、王慧敏……也可谓风起云涌，灿若群星。
如此一脉名记者不仅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脊梁，而且也开启了新中国新闻学山高水长的学术源流。
其中，范敬宜与南振中的道德文章在我心中又似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范敬宜笔下的李庄，以我耳闻目接的现实感受，何尝不是他本人与南振中的新闻人生之写照：率性淡泊，谦冲自牧，敏悟好学，虚怀若谷，恂恂然有古君子之风；未尝有一日闲居，其勤奋过人有如此者……2004年4月15日，应范敬宜邀请，南振中来清华作报告，范院长对师生介绍说：
他是我所见到的手最勤的一个记者。从从事新闻事业到现在，一共记了3000多本采访笔记。
他是我见过的工作作风最严肃的一个。任编辑后，每次修改完记者的稿子，哪怕是一个标题、一句话，都要亲自找记者商定，确认“我有没有把你认为最得意的地方删掉，你有没有感到心疼”，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后依然如此。
他是我见过的采访作风最扎实的记者，正如他在《与青年记者谈成才》中所说“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1978年南振中的代表作《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发表时，我正好上大学，三十年后我为国家精品课“中国新闻传播史”编辑参考资料时也选了这一名篇。众所周知，范长江新闻奖每届定额十人，唯独1991年第一届为九人，南振中即名列其中。在数十年新闻阅历中，包括担任新华社总编辑与郑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他更是留下名不虚传的口碑。于是，在推动出版《范敬宜文集》后，我又谋划了《南振中文集》，如今开花结果则清华大学出版社和纪海虹编辑与有功焉。没想到的是，南老师点我为这部《我怎样学习当记者》 （增订本）写篇评价文字，让我一时不知何以自处。静心一想，以往我对他除了遥遥仰慕，也在默默学习，眼下权当又一次学习机会，借机谈谈“学南振中，当好记者”的话题。
无论是范敬宜笔下的英杰序列，还是上述延伸序列，尽管年代不同，成就各异，但为人民服务则其致一也。其中范长江与邹韬奋向称典范，因而长江韬奋奖也就成为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这一脉新闻记者不妨称为“人民记者”，犹如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所言“人民公仆”。对他们来说，人民既是唯物史观的抽象政治主体，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热土、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活生生现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以，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自然构成他们的鲜明共性，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更成为一代代人民记者的共同心声。
这几年每逢记者节，央视都播出一套“好记者讲好故事”的特别节目，产生良好反响。何谓好记者？好记者固然需要“讲好故事”，同时更须明确为谁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就像明确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为什么人的问题确实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由此说来，中国好记者应是马克思说的，“无所不在的耳目”“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质言之，如果说实事求是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为人民服务就是记者的灵魂。
南振中正是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记者、好记者，他的新闻生涯突出体现着实事求是的专业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新闻理想。正如他在这部书中写道：“新闻记者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且不说他在新华社山东分社二十余年，一身泥巴汗水行走于齐鲁大地，终年有三分之二以上时间沉在基层，在艰苦的沂蒙山和贫困的鲁西北两个村子还蹲点两年，也不说他在总社组织策划一系列不离渔樵、不远稼穑的报道，只看他晚年出任郑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将穆青手书座右铭“勿忘人民”作为院训，刻在石碑上，立于楼门前，以此塑造新闻后备军的“军魂”，就不难体察人民记者为人民的赤子之心。
有一次参加人大系统好新闻奖评选，他的一席话，令我印象深刻。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新闻奖评委会主席，由此谈到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三位一体”问题。他说，党的领导不容动摇，依法治国毋庸置疑，而人民当家做主及其“实现形式”还需用心落实。一番话入情入理，朴素实在，也体现了人民记者一片拳拳深情，即便居庙堂之高，也始终不忘初心忧其民。
1985年元旦，在即将离开山东分社，奉调总社工作的日记中，四十出头的南振中谈到自己人生规划的三个二十年：第一个二十年在学习积累，第二个二十年在锻炼成长，第三个二十年“理应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他在日记结尾写道：
2004年，是我人生第三个“二十年”的截止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希望能有资格说一句：“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
现在，距2004年又过去十余载，事实表明南振中不负平生志愿。
他的第一部著作《我怎样学习当记者》也可视为一位人民记者的成长录，展现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够自觉坚持党性原则的、大有益于人民的、合格的新闻记者”的心路历程。本书原版问世于1985年，一出版就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从而一印再印。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但读着装帧简朴、纸版粗疏的原版书，依然觉得鲜活生动，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清新自然的气息，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思，对年轻记者和新闻学子尤为适用与实用。因为，世事无论如何变化，事理往往依然如故，如心系人民的新闻理想、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清新朴素的报道文风。试举一例：
1965年夏天，我到定陶县万福公社采访一所半耕半读的卫生学校。那时，从菏泽到万福公社不通汽车。我从菏泽县沙土集往南走，正赶上大雨。大平原上的路，没有明显的标志，加上雨下得天昏地暗，一道又一道的台田沟横在我的眼前。我迷了路，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天色渐晚，我有点发慌。忽然，发现了一排电线杆子。我想，电线肯定是通大集镇的，顺着电线走，说不定会找到公社驻地。我索性不去找“路”，沿着电线指引的方向，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万福公社。当我走进党委办公室时，已经成了一个“泥人”。
1964年夏天，郑州大学中文系辅导员郭双成老师为分配到山东分社的年轻大学生南振中题写了两句临别赠言，一副出自吴昌硕的篆书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原句出自白居易的两首诗）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新学年开学之际，已是母校新闻学院院长的南振中又把这两句话送给大一新生并解释说：“欢喜”是佛家语，指心灵的宁静和愉悦，与世俗的“快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快活”更多侧重感官的享乐。一个人心中别有向往，别有追求，别有期许，就会放弃许多世俗的“快活”，心甘情愿吃苦受累，不断进取，从而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如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本书开篇《新闻记者——令人羡慕的“苦差事”》结尾，就借这两句话表达了他对记者之道的理解：
“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辅导老师的这两句题词那么快就应验了。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艰辛。一些蒙在“新闻记者”这块牌子上的浪漫色彩渐渐褪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将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本书第一版缘起于1983年他在四川新闻干部进修班的授课讲稿，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是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起初，进修班定的讲授题目是《我的新闻实践》，他认为这是个大题目，自己无力承担，尽管已当了二十年记者，还是觉得没有多少经验。为此，他提笔给主办方去信，请求将授课名称改为《我怎样学习当记者》，以便“从头到尾，讲自己在学步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走过的弯路”。穆青称他“忠厚、谦逊，原则性强，且不善张扬”，为人为文，若合一契，于此可见一斑。涉猎他的其他著述，如《南振中文集》中《记者的发现力》《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以及《学习点亮人生》《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更能体会为人为文和“学南振中，当好记者”的深长意味。我读南振中，总会联想到白居易、范成大等诗人与诗风，明白晓畅，务期达意，“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毫无头巾气、矫饰味，唯见正心诚意，本色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