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尽可被毁灭，
但是不会被打败。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1]一条小船上打鱼的老人，现已出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捉到。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便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极端salao[2]，就是说倒霉透顶，那孩子便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划着空船回来，心里很难受，总要走上岸去，帮他拿卷起的钓绳，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打着补丁，卷起后看上去像是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又瘦又憔悴，后颈上凝聚着深深的皱纹。两边脸上长着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良性皮肤瘤。褐斑顺着两腮蔓延下去，由于常用绳索拉大鱼，他的两手都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全都像没有鱼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年深月久。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老迈的，除了那双眼睛，它们跟海一个颜色，喜盈盈的，从不认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停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跟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别，”老人说，“你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就跟下去吧。”
“可是你该记得，你有一回接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接着我们有三个星期天天都逮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而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没多大信心。”
“是的。”老人说，“可是我们有，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酒店喝杯啤酒吧，然后把东西拿回家。”
“干吗不？”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酒店，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海流，谈论钓绳投入水中的深度、持续不变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当天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把他们的马林鱼剖开，横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踉踉跄跄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着冷藏车把它们送往哈瓦那的市场上。捕到鲨鱼的渔夫们把鲨鱼送到海湾对面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一点淡淡的气息，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又渐渐平息，露台上和煦宜人。
“圣地亚哥。”孩子说。
“唉。”老人说。他握着酒杯，想着多年前的事情。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吗？”
“别。你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罗赫略会替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我即使不能跟你一起打鱼，也想替你做点事。”
“你给我买了一瓶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时，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吧嗒吧嗒地直扑打，船上的坐板给打断了，还有你拿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直往船头推，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钓绳卷，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听到你噼里啪啦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呢，还是我告诉你的？”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常年被日炙、充满自信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你又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鱼饵来。”
“我还有我今天剩下来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上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就像微风乍起时那样给鼓得更足了。
“两条吧。”孩子说。
“就两条，”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孩子说，“不过我是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会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虚。但他知道他已经变谦虚了，还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等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设法让他也到远海去打鱼，”孩子说，“这样，你要是钓到一条真正大的鱼，我们就可以来帮你的忙。”
“他不喜欢去太远的地方打鱼。”
“是呀，”孩子说，“不过我能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觅食，我就会叫他去追鲯鳅。”
“他的眼睛那么不中用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没去钓过海龟。那可最伤眼睛啦。”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钓了多年的海龟，你的眼睛还好好的。”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还有好多诀窍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捉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器具。老人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盒，里面盛着卷起来扎得很紧的褐色钓绳，还有鱼钩和带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尾下面，那棍子是等把大鱼拖到船边时用来制服它们的。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绳拿回家为好，因为露水有害于这些东西，再说老人虽然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把鱼钩和鱼叉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盒和其他器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跟单间的窝棚一样长。窝棚是用王棕树上名叫“海鸟粪”的坚硬苞壳搭成的，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这用坚硬苞壳叶压织成的褐色墙上，有一幅着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布雷圣母图。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过去墙上曾挂着他妻子的一幅着色照，但因为一瞧见就觉得自己太孤单，便把它取了下来，放在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着他的一件干净衬衫。
“有什么吃的？”孩子问。
“有一钵鱼煮黄米饭。要吃点吗？”
“不。我回家吃去。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要不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其实并没有渔网，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把这戏重演一遍。也没有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见我捉到一条收拾好了还有一千多磅的鱼？”
“我拿渔网逮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棒球消息。”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的。不过老人还是把它从床底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bodega[3]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我的鱼一起拿冰镇着，明天早上我们合着用。等我回来了，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可我怕的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相信扬基队吧，孩子。想一想了不起的迪马乔[4]吧。”
“我怕的是底特律老虎队，也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怕啦。”
“你看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这么着，”孩子说，“不过你以前那张末尾是87的了不起的彩票怎么样？”
“这种事不会碰上第二遭的。你觉得你能弄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那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好办。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想或许我也能借到。不过我尽可能不去借。先是跟人借，然后就是乞讨喽。”
“穿暖和些，老人家，”孩子说，“记住我们这是九月。”
“正是大鱼游来的时候，”老人说，“在五月，倒是什么人都能打鱼。”
“我这就去捉沙丁鱼。”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落山了。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真够奇特的，尽管人很老了，肩膀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老人睡着了头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看不大出来。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弄得就像他那张帆一样，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种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脑袋非常苍老，眼睛一闭，脸上没有一点生气。那张报纸摆在他的膝头上，给一只胳膊压住了，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这时离开了老人，等他回来时，老人还睡着。
“醒醒吧，老人家。”孩子说，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一时间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刚回来。随即笑了笑。
“你弄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
“我就是这样的。”老人说，一面站起身，一面拿起报纸叠好，然后又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那就祝你长命百岁，保重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铁盒里从露台酒店拿来的。他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孩子说，“你不用再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不止一次这样帮助我们了吧？”
“我想是这样的。”
“那我要送他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图埃伊啤酒[5]，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
“你想得真周到，”老人说，“我们这就吃吗？”
“我就是在让你吃哪，”孩子亲切地说，“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想打开饭盒的。”
“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不过需要点时间洗一洗。”
你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要沿着大路过去两条街才有水。我该为他把水提到这儿，孩子想，还该准备一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我怎么这样粗心呢？我该给他再弄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和另一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真棒。”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的消息吧。”孩子请求道。
“在美国联盟中，就像我说的，扬基队是最棒的。”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了。”孩子告诉他说。
“那没关系。了不起的迪马乔又恢复状态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队员呢。”
“那当然。不过有他没他不一样。在另一个联盟[6]中，布鲁克林队对费城人队，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赢。不过我还想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老球场打出的那些好球[7]。”
“谁也打不出那么棒的球。我从没见过像他打得那么远的球。”
“你还记得他常来露台酒店吗？我很想带他去打鱼，可我不好意思向他开口。于是我就叫你去说，可你胆子也太小。”
“我记得。那是个极大的错误。他很可能会跟我们一起去的。那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了。”
“我很想带那了不起的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听人说，他父亲就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跟我们一样穷，会领情的。”
“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父亲从没过过穷日子，他父亲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时，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时，就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水手了，我还看见狮子傍晚来到海滩上。”
“我知道。你跟我讲过。”
“我们是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讲讲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8]。”他把J说成Jota[9]。
“以前他也时常到露台酒店来。不过他一喝酒就变得很粗暴，说话难听，不好相处。他脑子里尽想着赛马和棒球。至少，他不管什么时候口袋里总揣着赛马的名单，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个顶了不起的经理。”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杜罗谢[10]继续每年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了不起的经理。”
“说真的，谁是顶了不起的经理，是卢克[11]，还是迈克·冈萨雷斯[12]？”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不过，最棒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Que va[13]，”孩子说，“好渔夫多的是，有些还很了不起。不过只有你是最棒的。”
“谢谢你。你的话让我听了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大得不得了的鱼，证明我们的说法有问题。”
“只要你还像你说的那样强壮，就不会有那样的鱼。”
“也许我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强壮，”老人说，“不过我懂得不少诀窍，我也有决心。”
“你该睡觉了，这样你明早才会有精神。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酒店。”
“那就晚安。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人醒得这么早？为了白天过得长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