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一生无缘做将帅，却十分关注将帅们的生活。
总觉得指挥大军到战场上去驱驰搏斗，那是男人一生中最威风的事情。
查史料方发现，“将帅”一词产生的时间远远落后于“军队”。在中国，最早见于春秋中期的典籍。《左传》载：晋文公在一个叫被庐的地方“作三军，谋元帅”，“乃使郁觳将中军”，“狐偃将上军”，“滦枝将下军”。但此时仍以卿为将，文武尚未分离。到春秋末期，随着军事活动的发展变化，将相才开始分开，将帅作为专职的军事事务的领导和指挥者才正式出现。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专司军务的将帅们。从此以后，在无数次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战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著名的将帅。
将帅们既然是最危险、最激烈的战事的指挥者，他们就一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著名的将领隆美尔，曾在1944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于我，
历史将做出怎样的裁决？
如果我在这里胜利了，
谁都会说
一切全是光荣……
倘若我失败，
那么，任何人又都会
因此而责备我。
以隆美尔的聪明，他在1944年的4月，不可能看不出等在他前边的是什么，他这时内心一定充满了紧张和痛苦，这首带有辩解意味的诗，是他内心紧张和痛苦的反映。
从这首诗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和我们常人不同的是，胜利和失败、荣誉和耻辱、历史裁决和世人的评说，永远是在将帅们内心翻滚的东西。
（二）
将帅们的童年生活，和我们一般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过的都是普通的底层生活。“二战”时苏军的著名将领朱可夫，出生于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的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他的父亲康斯坦丁是一个孤儿，被人抚养长大后做了一辈子的穷鞋匠；母亲乌斯金妮亚在一家农场干活，劳动强度很大，但工资少得可怜，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拼命干活，到了晚秋和冬天，她就到县城替人运杂货，每次挣回一卢布。朱可夫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童年的生活情景可想而知。他读了七年书后，家里就再无力继续供他上学了，十一岁那年，他便被送到在莫斯科当皮货商的舅舅那里当了学徒。“二战”时期美军的名将艾森豪威尔1890年呱呱落地时，他的父母除了日常穿的衣服和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外，一无所有。他的父亲最穷时，口袋里只剩下二十四美元。他有两个哥哥、三个弟弟，兄弟六人都长得结实、健壮，胃口好得出奇，也是因此，全家的温饱常成为问题。“二战”时期英军的名将蒙哥马利，两岁时随全家迁往远离伦敦的偏僻荒凉的塔斯马尼亚，一家人的生活跌入艰难的境地，致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的童年是不幸的。笔者认为，人的童年若是过于幸福，会磨蚀掉人性中的那股锐气，会减少其生命中的那股张力，会泄去其向前奋斗的部分动力。如果人生的幸福是十的话，它的恰当分配比例应该是：1:1:1:3:4。就是说，童年、少年、青年都只能分得一份，中年分得三份，老年分得四份。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童年时只分得了他们一生中幸福的很少一点，这和我的主张很相近，这也是我特别关注他们的原因。
将帅中也有优劣之分。优秀的将帅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挫折面前从不丧失向前奋斗的信心。我们还以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为例，他们三人中，受挫折最大的是艾森豪威尔。他从1911年报考西点军校立志从军，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已有二十八年的军旅生涯，其间，他在少校军衔位置上就保持了十六年之久，到五十岁时仍为中校。要是在今天有谁五十岁时还是一个中校，他肯定是牢骚满腹了，就是我，恐怕也早已愤愤提出退役，不在军中干了。但艾森豪威尔满不在乎，他随遇而安，矢志军旅，痴心不改，照旧全力去完成上级交付的各种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战争使他的才能得以展现，五年间，他连续飞跃式地由中校、上校、准将、少将、中将、上将、三星上将、四星上将，直到五星上将，登上了美军军界的巅峰。蒙哥马利遇到的挫折是疾病。1939年5月，在英国即将对德国宣战的前夕，正在国外军中的他被怀疑得了肺结核并且活不长了，他的身体当时虚弱不堪。他被人抬上一艘沿苏伊士运河开往英国的客轮。一般人这时会以身体为重，自动中止自己的军旅生涯。可他不，仅仅三个月后，他就战胜了病魔，坚决要求返回军中。三年之后，整个世界便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朱可夫遇到的挫折是在战争期间，1941年他提出，为避免西南方面军被包围，需撤到第聂伯河对岸，放弃基辅，在叶利尼亚地区组织反攻。这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并激怒了斯大林，他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一般人遭遇了这种挫折，会满腹委屈地放下挑子。可他不，他在职务降低的情况下仍精心指挥了叶利尼亚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重新赢得了最高统帅的信任。人的生命强度是通过挫折来验证的，他们三个人在挫折面前的态度，使我相信他们的生命强度非一般人可比，我也因此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优秀的将帅们也都敢于改除军中的旧弊。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这方面也都堪称榜样。1940年7月，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之后，他立即在这个军里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免去了一批他认为年龄偏大和懒惰、缺乏才干、没有献身精神、不被士兵敬重而可以看作是“朽木”的中下级军官的职务；举行师以上规模的军事演习，培养士兵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实战本领，迅速提高了这个军的战斗力。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欧洲战区司令之后，立刻发起一场整顿纪律的运动，对士兵进行责任感、使命感和驻地风俗的教育；对军官队伍中那些沽名钓誉、油腔滑调、花言巧语、作风不正的人，一经发现，就立即清除出去。朱可夫在战争中打破旧的指挥体制，对司令部工作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要求。在作战指挥上，优秀的将帅们还都敢于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把自己的指挥才能发挥到极致。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诺曼底登陆，是世界登陆作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这次登陆的陆、海、空三军人员多达二百八十七万人，三十九个师的兵力，参战飞机一万一千二百余架，参战军舰二百八十四艘，另有四千多艘登陆艇和其他舰只，还有一条名为“冥王星”的海底输油管道，从英国输来汽油给予保障。组织如此规模的登陆战役，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可艾森豪威尔顺利完成了任务且取得了胜利。蒙哥马利在指挥哈勒法山之战时，用四百辆战车设置陷阱，开了用装甲兵打伏击的先河。在这之前，没人这样做过，但他胸有成竹，布置完后照常进入梦乡，早晨起床后从容梳洗，悠然进餐。关于战役进展，他一句都没有过问，可他知道，胜利会是他的。朱可夫在指挥攻打柏林的战役中，采取了一个前人从未用过的办法：在距各突破口二百米远处设置了一百四十三台探照灯。当凌晨三点炮火准备开始之后，这些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耀着步兵和坦克在延伸了的炮火中冲锋。这大片强烈的灯光使德军一片惊慌，以为苏联人有了能照瞎人眼睛的新式武器，使其中的不少人放弃了抵抗。
将帅们和我们常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其中不少人也演绎过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蒙哥马利是四十岁上结婚的，对象是贝蒂·卡弗。贝蒂是一位阵亡军官的遗孀，有两个孩子。她嫁给蒙哥马利之后再没生育。这娘儿三个，就成了蒙哥马利后半生亲情的全部寄托。贝蒂是一位艺术家，性情温和而执拗，她反对蒙哥马利所崇拜的大部分事物，包括他的军事、政治观点。但他们在一起非常和谐，原因就是互相关爱但互不干涉。贝蒂原谅蒙哥马利的怪癖，蒙哥马利则处处保护贝蒂，不让她做家务，不跟她谈论琐事，而让她专心致志搞艺术。在这种婚姻的温情中，蒙哥马利变了，变得更加宽厚、大度、和蔼而富有人情味。没想到十年之后，贝蒂竟突然被毒虫咬了中毒而死。当这幸福的婚姻骤然终结时，蒙哥马利的精神几乎崩溃，他跌入的是一个心灵的黑夜。他后来说：“我回到朴茨茅斯的住宅，这儿原来要作为我们的家，我独自待在那儿许多天，谁也不见，我全垮了……我好像坠入一片黑暗之中，心灰意冷。”他此后再没有结婚。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妻子玛丽是一见钟情后结婚的。他到欧洲战场后，结识了美貌动人的英国姑娘萨默斯比。1942年5月，艾森豪威尔以美国陆军代表的身份到英国考察时，萨默斯比奉命给他开车。后来，当艾森豪威尔在伦敦出任欧洲远征军司令时，他要求萨默斯比给他开车，同时当他的私人秘书，后来萨默斯比被授予少尉军衔，成为他的副官。在欧战期间，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建立了亲密真挚的感情。当战争结束，英雄凯旋，新的仕途在艾森豪威尔面前展现时，他只得与这位多情女子一刀两断。萨默斯比也没有披露两人的亲密关系，直到1975年她去世前，才在《难以忘怀——我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恋爱故事》一书中，公开了她和艾森豪威尔的罗曼蒂克史。
一场大的战争结束之后，将帅们的表现、心态和处境常常很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载誉回国，在纽约市政厅外有过一次演说，那次演说的主题是：我不过是一个完成职责的堪萨斯农家孩子。他的不居功自傲使两百多万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欣喜若狂，长时间地热烈欢呼。七年之后，他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走出战争的蒙哥马利，否定了一些人要给贡献卓著的将领们一笔巨额奖金的动议，认为“除国王的荣誉勋章外，金钱的奖赏是过了时的东西”。他需要的是与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相称的最广泛的理解和拥戴，是英雄般引人注目的荣誉。但这种心态在和平年代不可能得到满足，他因而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时期。朱可夫在战后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但1955年10月，突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他当时的震惊和痛苦可想而知。直到1964年，他才得以恢复名誉。
（三）
随着战争的远去，将帅们中的大多数会走进安逸的生活里或安静的史册里歇息，也有一些人开始了对战争的苦苦思索。《蒙哥马利传记》的作者罗纳德·卢因，在写到德国投降时引用了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首诗：
五十年岁月，日换星移，
和平之光掩盖了对战事的回忆；
满怀豪情回溯峥嵘的往事，
喜欢冒险的小伙子会阵阵叹息。
夏日清晨，隆冬寒夜，
战火在他们心中燃起；
唱一曲战士之歌吧，这歌声豪放、刚强、活泼、粗野。
在那愤怒的进行曲中，
尽是无知的悔恨与不羁的狂喜；
他们会羡慕我们令人炫目的经历，
只缘此刻杀戮已在地球上绝迹！
在引用完这首诗之后，作者写道：在亲身经历“二战”胜利的日子里，蒙哥马利心中深深知道，萨松的诗加上下面几句是完全正确的：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抬起饱经风霜的脸面，
谆谆告诫他的子孙：
战争是魔鬼，是瘟神。
……
是魔鬼，是瘟神。这是蒙哥马利对战争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的结论。
据说，所有指挥过大的战争的将帅，到最后都会变成特别憎恶战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