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于大概20年前。我相信，对社会事件的介入确定了公众的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当时人们认为国家是有关人类关系的政治组织。最明显的是二战的后果，二战让世界局势退化至我们所说的“孤立主义”。一战也产生了类似效果，从而导致了国际联盟的出现。但是美国拒绝参加“国联”。尽管它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坚定认为“国联”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为了保存即将胜利的欧洲国家的胜利果实。没有必要恢复以前的争议，讨论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就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时局的这种看法驱使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二战之后，美国态度大大改变，因此美国加入了联合国。
这一事实对本书就公众以及公众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联系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有什么意义？孤立主义的减少（尽管完全消失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构成公众的那种性质，因此政治组织采取一些手段。依然存在争议的，只不过是这些手段会是什么，政治权威将延伸至多大范围。有些人认为，要尽可能严格遵守联合国在旧金山所通过的准则。其他人则敦促对准则进行必要的修改，这样，才能建成有广泛政治权威的“世界政府”。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探讨哪一方是正确的。存在两方并且存在活跃争论本身就证明，国家间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毫无疑问进入了政治问题的范畴，而在过去，国家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实施着唯一主权。本书在文中指出，公众的范围界定，以及公众应该止于何处，隐私应从何处开始，这都是国内事务中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最后一个积极提出的问题是全国性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过去，没有哪个全国性机构在执行对其他同等机构的政策中曾提到政治责任，以前曾承认道德责任。不过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私人以及非政治性关系中；主要的区别在于，在国家间关系中，违反道德责任更加容易，“主权”学说本身就是彻头彻尾地否认了政治责任。
这个问题现在获得了积极政治讨论本身也证明了文内提出的一个论点。我们讨论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性”或“非社会性”，也不在于道德或是不道德。有些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国家关系间的道德责任，毫无疑问，这种看法让人们更加重视对这些关系后果所采取的行为，并要求成立某种形式的政治组织。不过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这些证据充分体现在，为了引起任何真正现代人对实际战争的兴趣，必须要进行宣传活动，证明战争政策在道德主张上是有优势的。从根本上来说，态度改变并非道德转变，而是从彻底不道德变为获得正当性。这源于对战争实际后果越来越强烈的认识。这种强烈的认识又是因为意识到与过去的战争相比，现代战争破坏性更大，其破坏性所影响的地缘政治范围也大得多。人们无法再宣称战争能够带来积极后果了，顶多只能说它是道德上较为不邪恶的一种选择。
国家间政治关系范畴的问题进入政治讨论领域本身也证实了本书强调的另一个重点。事与事之间界限应该在何处划分，这个问题留待个人考虑，而政治裁决已经正式成为全球性问题。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内容，总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说，这是具体真实效果的问题，永远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无法由抽象理论决定。与所有需要观察和陈述的事实一样，它在空间上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国家只是一个神话。正如文内指出的，国家的概念是在特定的时空节点为了满足具体目的而出现的普遍规范和准则。
举例来说，假设与孤立主义和帝国统治所区别的联邦作为有效的准则获得了人们的接受。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哪些事务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哪些不属于且仍需留待全国性机构决定的问题没有解决，联邦机构应该管辖什么不应该管辖什么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尖锐。要想就这个问题做出明智的决定，需要依靠预见采取其他政策可能导致的具体后果。与民主政治事务一样，截然不同的部门会存在从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寻找共同利益。调节各项事务不能靠友谊。通用理论可能的确会有用，但是只有把它用于辅助预见实际后果时才会有用，而非直接靠其本身。
截至目前，我一直在足够明显的事实领域内进行讨论，任何有足够意愿的人都能留意到它们。现在我进入了重要但悬而未决的假说领域。我在本书第二章提到“物质文化”变化时塑造具体条件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公众”这一形式的出现，并导致某种形式的政治干预。即使人们曾经怀疑过技术因素输入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有社会意义的后果的话，那个时期也已经过去了。尽管技术发展对国内问题很重要，但其影响并不仅限于国内问题。之前提到过，战争的破坏程度大大增加是当代技术发展的直接后果。作为战争直接诱因的冲突和摩擦源自于人们无限增加且日益错综复杂的接触，而这也是科技发展的直接后果。
迄今为止，我们对全国性机构间相互作用的讨论依然在可观察到的事实范围之内，正如特定国内机构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一样。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未来难以压制的冲突在于经济因素决定特定后果的实际范围。查询词条“经济力量和政治”，可知经济对现代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而广受关注。但是涉及国家组织间的政治关系时，问题主要都是关于关税、最惠国待遇、报复措施等。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是影响全部政治组织的重要条件，当前工业必将需要特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受到马克思著作影响的理论性问题。不过，尽管苏俄发生了革命，经济依然称不上国际政治中的实际问题。现在经济当然成为一个问题，现有迹象表明它成为决定未来国际政治关系的决定性问题。
认为经济是政治组织唯一决定因素，以及认为社会生活、科学、艺术、教育以及所有大众传播机构的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所决定的，这与“极权主义”所代表的生活类型完全相同。鉴于这种看法认为只有一种形式的经济机构能恰当满足社会条件，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充分实现了这种状态，它实际上存在一个突出的主要实际问题。
苏俄已经进入了一种权力和影响状态，其固有的极权主义哲学已经从理论范围延伸至全球民族国家实际政治关系领域。调整民主国家关系的问题使人们充分信任自由探究和公开讨论，把这些方式作为和平协商社会冲突的根本方法，同时，现在的主流看法是认为只存在一种真相，固定的、绝对的真相，因此不能公开探究并公开讨论。尽管我对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何处划定界限的看法与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一致，但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对错或真假的问题。不过，我不能不指出，有一种关于世界局势假说的证据太明显了，无法忽视，即范围问题以及共同人类事务实际结果严重性是有政治特征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因此，政治发现和共同利益实施范围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文内多次提到，首先，意识到结果是结果发生不可分割的条件，其次，这种意识（针对足够范围等所有事情）取决于当时的知识水平，特别是科学手段适用于社会事务的程度。我们有些人一致坚持认为，科学与文化进步的关系与技术是一样的（例如发明创造的水平，比如说工具和机械，或者艺术进步，例如医学）。我们还认为，当前生活大部分可以修复的罪恶都源于科学手段在物理事实上的应用与在人类事实上的运用的不均衡状态；摆脱这些罪恶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系统性地稳步努力发展科学手段在人类事务中的运用。
很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化方面取得了多大效果。具有理论化特征的事件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具有非常明显重要性从而引发了普遍关注的事件很好地展示在原子裂变中。其后果相当引人注目，以至于关于物理科学的实用性和无用性不仅存在极度混乱的讨论，而且为社会福利利益而控制科学的某些方面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即政府讨论和行为。显而易见，由于文内描述了民事和军事对控制的参与，需要指出美国国会内存在的争论，以及联合国内部就通常来说所需控制最好方式的争论。
物理科学地位的道德问题已经不再新鲜。不过，尽管物理科学的结果对工业以及通过工业对社会的影响非常重要，但它未能将对科学行为和状态的观察带到政治领域。利用这些科学增加战争破坏性发展到了极为关注原子裂变的程度，就像现在的政治问题与我们的关系一样。
不仅有人坚持仅仅以道德观点看待科学，还有人坚持用完全片面的方式看待它。他们将目前的邪恶归咎于物理科学，似乎物理科学本身是起因，而不是遵循主流人类机构意旨的人类产物。因此他们把这些邪恶作为显而易见的证据，要求科学服从于他们所认为的道德楷模和标准，而忽视了如果不加劝解的话，就无法实现这种附庸性，除非设立某些拥有绝对权威的机构——这种方式，肯定会重现教会试图限制科学探究时标志性的冲突。如果他们采取这种立场，最终结果不是科学不顾政治和公众利益服从理想道德目标，而是会出现政治独裁，同时伴有那种社会组织模式的所有道德罪恶。
科学是人类构造的，像所有其他技术发展一样，是供人类使用的。但遗憾的是，“使用”包括误用和滥用。现在人们认为科学自成体系，就像现在常常把科学区分为“纯粹”和“应用”，然后指责它带来了社会邪恶，例如战争期间的经济失调和破坏，同时又期待让它服从于道德典范，这是没有好处的。反之，科学对我们形成了干扰，让我们无法利用我们的知识和最有效的观察方式进行最擅长的工作。这部作品是为了有效推进对社会政策后果以及机构安排的有效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