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与争，是两种不同的处世方法，它不仅可以表现一个人自身修养，而且可以反映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在忍与争的关系上，我国古代文化历来比较强调“忍”的作用和意义。孔子在《论语》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说苑·丛谈篇》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者存。”杜牧在《遣兴诗》中也说：“忍过事堪喜。”民间还有“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的俗语。忍，一直被当作一种美德为人所推崇。许多事实也证明了忍的重要性。
《史记》中《廉颇蔺相如传》就讲了一个胸怀大局、相忍为国的动人故事。蔺相如在廉颇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之下，以忍为上，不与之争斗，从而维护了将相之间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表现了他为人处世的气度。
相反，如果争而不忍，不仅可能乱“大谋”，而且可能误了卿卿性命。就拿晋朝那位与王恺斗富的石崇来说吧，他在任荆州刺史时，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之后，便忍不住与贵戚王恺斗富，想争个高低。更为可悲的是，他还不忍孙秀的小辱，以致招到孙秀的报复，惹来杀身之祸。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遇事是忍还是争，反映着一个人的胸怀与风度。心高目远、志大气宏者，大多不会在意义不大的小事上去争，他们往往会忍而让之，不予计较。清代中期，有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据说当朝宰相张英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祖屋是毗邻。起屋造房时，两家父老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各不相让。张老先生修书京城，要张英出面干预。张英不以为然，在回信中写了一首诗对家人进行劝导，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张家把院墙主动后退三尺；叶家见此情景，深感惭愧，也马上把院墙后退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两家人后来前嫌尽弃，相安无事。
相反，一个人如果心眼狭小，胸无大志，就会锱铢必较，凡事都不能忍让，非得争个你死我活。元朝学者吴亮说：“能忍者，必能立天下之事。圮桥匍匐取履，而子房韫帝师之智；市人笑出胯下，而韩信负侯王之器。噫，可不与忍欤！”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有志向、有抱负的人是不会因“小不忍”而“乱大谋”的。当然，也有一些有野心，搞阴谋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企图而“潜伏爪牙忍受”。如拜杨贵妃为干娘的安禄山，自阉进宫的魏忠贤等人便是。他们怀着个人野心的“忍”，与我们提倡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忍”有着质的不同。
然而，讲“忍”的同时，更要讲“忍”的原则，并非事事都是忍的好。在日常生活中，无关大局的生活琐事小事，我们可能用“忍”去宽容对待；但在工作上、事业中，尤其是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忍了之，而应该当仁不让，据理力争。比如，晏子使楚时曾多次遭到楚国人的侮辱与奚落，如果他忍气吞声，不去巧妙地与对方进行“智斗”，齐国就不可能改变弱者的形象，晏子无疑就会成为没有铮铮骨气的“窝囊废”。
因此，忍要忍得有意义，争要争得有价值。如果说争而不忍是小人，那么，忍而不争就是弱者。在人类社会，争，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如“竞争”、“斗争”、“争论”等都是为了“争”得一定的位置，一定的利益。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争”的意识，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万事皆忍，逆来顺受，就会导致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的“奴隶主义”，是没有任何作为和出息的。
忍的目的是为了争，争的方式可以是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是为了灭吴兴越。在吴越争胜的斗争中，他“争”的方式就是“忍”。只有忍，才能争，只有争，才能胜。
任何忍都必须有限度，如果无限度地忍下去，就会无限度地受欺侮，直至淘汰，甚至灭亡。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就曾对这种忍性极好，忍得近乎麻木的人，发出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
任何争都必须讲方法，有分寸。疯狂地去“争”、不讲策略地去“争”，不仅争不到想得到的，甚至可能失去已经争到的。有理、有利、有节地去争才是最明智的。
该忍时就不要争，该争时就不要忍。在争中忍，在忍中争，二者融会贯通了，才能在为人处世中表现出非凡的气度、风度和力度，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