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亚印度河及恒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既有柳叶形青铜剑，又有管銎青铜斧，它们显然来源于中亚地区。而在中亚西部的马尔吉那青铜文化和伊朗的卢里斯坦青铜文化及尼哈温德青铜文化中，柳叶形青铜剑均与管銎青铜斧并存的现象，又来源于近东文明的传统。在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中，呈柳叶形剑身的青铜剑是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兵器，尤其是古蜀地区，柳叶形青铜剑常常与銎内钺一道形成通用的兵器组合，但在古蜀地区却无法找到它们起源于当地的遗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通过南亚地区引入的中亚、西亚的青铜文化因素。这与古蜀三星堆文化青铜雕像文化因素是经由南亚吸收采借的近东文化因素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年代上也大致同时。
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剑，均为扁茎、无格，剑身为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从形制上观察，印度河文明的青铜剑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制。出土于Chanhudaro、Nal、Surkotada等地属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几件哈拉巴文化（Harappa）短剑，扁茎、无格，剑身较薄，呈较宽的柳叶形，长12-20厘米不等。在上述地点出土的另一类柳叶形剑，剑身较窄，较厚，中起脊，在剑基处有二圆穿，长30-35厘米。前一类与古蜀柳叶形青铜剑极为相似。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一定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500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
从考古学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缅、印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细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东印度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西南常见的形制。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如西昌等地是常见之物。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永昌仅150公里的缅甸勐拱地区。阿萨姆地区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这同样是中国西南尤其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这完全可能同有肩石器从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有关。商代三星堆文化的大量白色海贝，来源于印度地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批象牙的来源，也和印度地区有所关系；古蜀和西南夷地区的“瑟瑟（sit-sit）”和“碧琉璃（梵语beryl）”，亦是从印度引入的西亚产品。其间的民族往来迁徙通道与文化交流传播渠道，正是柳叶形青铜剑从印度地区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路线，这就是为学术界所盛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五
柳叶形青铜剑传入中国西南古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南亚传入中国西南成都平原，另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阿尔泰地区或北方草原地区折而向南，通过甘青高原沿岷山山脉南达四川盆地，而后为古蜀所吸收。以下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前一条线路，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叶奕良先生在《“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中说道：“由于海路不发达，东西方交通必须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这样，波斯人便逐渐掌握了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情况。”不论从中国西北还是西南转道中亚至西亚，均须经由此道西行，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这条线路即是著名的“蜀身毒道”，亦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经初步开通，它是一条以商业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中西交通线，起点为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印、阿富汗至中亚、西亚地中海地区，是古代亚洲途程最长的交通大动脉之一。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本文不再赘述。
后一条路线可能与中亚和阿尔泰地区有关。在中亚青铜文化中，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是广泛分布在中亚草原地区的一支青铜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其青铜武器的形制多承袭了中亚青铜文化中的柳叶形剑和銎内斧的传统。而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分布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其柳叶形青铜剑和管銎青铜斧并用的习俗，一般认为是受到的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影响。在阿尔泰山区所发现的青铜柳叶形短剑，很明显地是由卡拉苏克文化传入的。关于这一点，林梅村先生的看法是不错的。但这条从中亚到阿尔泰山区的青铜文化传播带，是否在阿尔泰地区就折而向南，将这条线路向南延伸到中国西南方向了呢？
如果要从阿尔泰线路转向中国西南地区，那么这条线路就必然要通过甘青高原南下，这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从考古学文化上看，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与西北高原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文化交往，四川西部高原历年所发现的彩陶显然与马家窑文化有关，而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也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从民族文化角度看，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集团中，氐羌民族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民族集团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濮越），他们与发源于黄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赐支）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也多与氐羌民族集团有关。从交通上看，四川西部高原岷山山脉从来就是联系中国西部民族南北往还的重要走廊。在交通线方面，古蜀西部地区主要有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有岷江支流南河达于临邛、青衣(今芦山县)，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谷地，北至秦陇地区。史籍所载黄帝后代在此活动，便是明证。《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白水出蜀(山名，今西倾山)而东南流注江。”白水(今甘南白水江)即是联系蜀与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的重要通道。《尚书·禹贡》记载说：“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指此而言。由甘青入若水(今雅砻江)，再转渽水(今大渡河)，又可入岷江下游，进抵蜀之腹心成都平原，亦可由若水达于绳水(今金沙江)，再转入西南夷地区。这表明，在古蜀的西部地区，确实存在通往西北高原的交通线，这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走廊。
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根据这些交通和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就可以判定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是经由西北方面，从阿尔泰地区传入的呢？这还需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相关结论。
考古材料说明，来源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彩陶，虽然在四川西部高原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等地有着点状分布，但是既没有成为川西北高原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循着岷山余脉进入四川盆地。西北高原的石棺葬、陶双耳罐等典型文化因素，同样也是沿着四川西部山地南下分布，直达西南夷地区的，它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四川盆地，更没有进入到成都平原。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以解释。
第一，西北高原的古代民族长期适应干寒气候下的高原畜牧业和粗耕农业生计方式，温暖、潮湿而多雨的平原气候对于他们来说，不论在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极不适应的。
第二，以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到夏代已经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到夏商之际形成了灿烂的古蜀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并以其强势文化向周边地区作强劲辐射。而在这个时期，不论在四川西部高原还是在甘青高原的民族或族群的社会里，都还没有诞生出文明，他们在古蜀文明强烈的文化与政治扩张面前，既不可能针锋相对，更不可能逆流而动，给古蜀文明以更加强劲的反向辐射，并强制性地进入四川盆地。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就只能沿着四川西部山地，从西北甘青高原南下西南夷地区。所以，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因素从甘青地区向南一直到横断山地区的连续分布，而在四川盆地内自然也就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因此，阿尔泰文化因素不可能从西北甘青高原经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何况在从四川西部高原到横断山地区的早期文化中，也没有发现来自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至于西南夷地区的青铜剑，则不论在形制上，还是在产生年代上，就更是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谈不上任何关系，无法把它们与“北来说”联系起来。
从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及其形制方面，将古蜀与北方系青铜剑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前面已经说明，古蜀青铜剑的形制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与身同时铸成。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内出土的蜀式柳叶形青铜剑，茎上无穿，是这种剑型的早期形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的1件残长28.2厘米的柳叶形玉剑，形制与十二桥青铜剑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三星堆玉剑的茎上有一圆穿，这从短剑的发展演化顺序上说，应是晚于十二桥青铜剑的形制。这种情况还进一步意味着，柳叶形青铜剑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还应提前，即早于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的年代。我们知道，成都十二桥建筑遗址的年代为商代晚期。那么，按照上面的讨论分析，柳叶形青铜剑之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应当上溯到中商时期，与三角形青铜戈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大致相当。而北方地区所发现的中亚式青铜剑，年代一般在商末到西周初期。商代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的剑，剑身亦多呈柳叶形，但是它们大多数或是曲柄剑，或是翼格剑，或是匕首式短剑，而且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几种剑型，都只是在呈柳叶形的剑身方面与古蜀青铜剑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在剑基、剑茎以及剑首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区别。从这些方面分析，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这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阿尔泰地区的青铜剑，从现已公布的资料看，目前只能看到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征集到的1件摹本。据介绍，这件青铜柳叶形剑，全长22厘米、茎长14.2厘米、最宽处3.9厘米，把长7.8厘米。整个器形细长、轻薄，塔城市出土，现藏塔城市文管所。据分析，塔城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分布区，这件青铜剑的形制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柳叶形剑雷同。但是，仔细观察这件青铜剑的线描摹本，却无法断定它是一把剑，它的形制更接近青铜矛，而与青铜剑相去甚远。这种形制的青铜兵器，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常常可以见到，均定名为矛（spear head），而不是剑（sword）或短剑（dagger）。至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先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其他几件“柳叶剑”，其实也很难确认是剑。据易浸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4件铜镞，“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后一种较大而又薄如铜片，极为罕见，可能不是镞”。遗憾的是，该简报没有发表文物附图。有学者根据简报所描述的后一件铜镞的形制，判定它是“柳叶剑残片”，其实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样看来，阿尔泰山区是否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实物加以重新认识，尚不能给以明确判定。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不论阿尔泰地区还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在形制方面均与西南地区的古蜀青铜剑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很难把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同阿尔泰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联系起来。
在西南夷地区，近年来确曾发现不少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有关的器物，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弧背刀、环首刀等等。这些器物的年代一般是在战国至汉代，几乎没有春秋时期以前的器物。所以，根据在西南夷地区所发现的战国至汉代这些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因素，不可能把这些地方从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和阿尔泰青铜文化联系起来。
由上可见，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出现，是成都平原古蜀人通过印度地区吸收采借的中亚、西亚文明的因素，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西南文明的开放性，而这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近东文明因素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07XZS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