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丝绸之路”的特点——从马德新的《朝觐途记》谈起
陆芸 卫华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使我们知道了当时中国南方存在着一条通往西方的古道，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指的是印度，它是各地商人在发展中外贸易的过程中，开拓、沟通形成的商道。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路线。“南方丝绸之路”的其他两条路线分别为：由蜀入滇，经红河水路出云南到达越南；第三条由蜀入黔，经红水河、黔江、西江水路抵广州至南海。本文拟从唐代贾耽关于“安南通天竺道”的记载和马德新在《朝觐途记》的记载，来试析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南方丝绸之路”中滇缅段线路的变化，明清时期伊洛瓦底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水路逐渐替代陆路，成为主要的交通线路。水路的兴起不仅有效地加强了上下缅甸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
唐代著名政治家、地理学家贾耽（730—805）曾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地理书籍，虽然这些书籍大都已散佚，在《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还能得知其《皇华四达记》的大概内容。其中记载道，唐“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通道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其中，“安西入西域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广州通海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安南通天竺道”的具体线路如下：
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傥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剑南地也。又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十里至大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
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嗢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一路自州东二日行，至唐林州安远县，南行经古罗江，二日行至环王国之檀洞江。又四日至朱崖，又经单补镇，二日至环王国城，故汉日南郡地也。自州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又经罗伦江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又经漦诳涧，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安南通天竺道”是由两段道路构成，一是从安南（今越南河内）沿红河而上进入云南，经过通海、柘东城（昆明）)、安宁至羊苴咩城（大理）的南诏安南道；另一段是从羊苴咩城（大理）经永昌（保山），西出骠国（缅甸）至天竺（印度）的南诏天竺道。云南是这两段道路的中间连接点，如果从云南再往北走，就进入了川滇段，川滇段也分为两道，北道为牦牛道，即从成都西出，经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黎溪→大姚→大理；南道为五尺道，由成都南下，经彭山→乐山→宜宾→豆沙关→昭通→威宁→曲靖→昆明→大理。四川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四川很早就与域外发生联系，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是舶来品。此外，唐代咸通（860—873）中有个曾在宫廷中供职的天竺和尚三藏经过成都，想从成都回印度，他“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说明了南方丝绸之路长期以来都是四川、云南等对外交通的要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线路的某些部分发生了一些变化，下面我以马德新的《朝觐途记》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马德新，字复初，回族，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清代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著有《宝命真经直解》、《寰宇述要》、《天方历源》、《四典会要》、《大化总归》等书，咸丰六年（1856），马德新领导云南回民举行反清起义，后归顺清朝，先后受封“四品伯克”、“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护理云贵总督”等官职。《朝觐途记》是马德新将自己到麦加朝觐沿途的所见所闻以及国外游学经历的记录，原稿用阿拉伯语写成，咸丰十一年（1861）由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成中文，在昆明刻板问世。《朝觐途记》记载道：
予于西历迁都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乃道光二十一年，诚意朝觐。偕诸商人向阿瓦而行……由是自景东、普洱、思茅经行。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出中国界。经一巨城名九龙江，在大江滨。十二月初二日至一巨城，名曰闷径，属阿瓦，二十日至一巨城名扪迺，住五日。三十日至护博城，其城乃各商寓所，时年已尽。
迁都一千二百五十八年正月第二日，由护博起行，时乃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正月初三日也。越二日至罗觉城，商人至是而止，居九日，辞诸商，与数佣人由小路步行八日，是月二十二日至阿瓦城，王都也。土人呼其城白庞。尔勒壁之语曰白而庞，其间穆民多者从哈迺飞之制，少者从沙菲尔制。白庞人之语，土音也。穆斯里、欣都斯拖语，德克尼也。或曰数勒牙尼。其中穆民之数约三千户，居十八日，国王自漾贡归，予见之。
二月第七日，由阿瓦起程，行于大江运铜之船，其铜买自中国商人，居十七日，于西历二月二十六日至漾贡城，其城近海，乃阿瓦极边界。阿瓦国，外洋人呼曰浪贡。予居是城五月，候淳德之船，其船名克勒那梯，且兹数月，曰在戍申三宫欣底之海，风浪大作，不能行船，漾贡所寓之家，苏勒体人，名曰冒喇何史穆，深敬客。
马德新于伊斯兰教历1257年10月22日（公元1841年12月7日）从云南出发，经过景东、普洱、思茅，进入缅甸。“阿瓦”是当时缅甸的京城——曼德勒，“漾贡”是仰光，当时是缅甸的重要港口，“淳德”指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值得注意的是，马德新是和商人一起进入缅甸的，从曼德勒到仰光乘坐“运铜之船”，这反映了当时云南向缅甸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是铜，离开缅甸首都曼德勒后，他们开始依靠伊洛瓦底江的水路航运，这既省力、又便捷；更折射出伊洛瓦底江流域已成为缅甸重要的经济区。
伊洛瓦底江对缅甸人民意义重大，缅甸人民将伊洛瓦底江称为“天惠之河”，其上游地区是缅甸的矿产区和宝石产区，其中游地区是重要农业区，不仅生产稻米，还是主要的棉花产区。伊洛瓦底江的下游地区虽然早先落后于中上游地区，19世纪英国先后对缅甸发动三次战争（1824—1826、1852、1885），仰光逐渐发展成为缅甸国内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海港，带动了缅甸对外贸易的发展。马德新从“漾贡”（仰光）出海时，仰光虽已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但还未完全开发，只是由于原先的勃固港因为淤积而妨碍船只的进出。18世纪后期，仰光人口中约十分之一为外国人，其中不少是闽、粤人。王芝在《海客日谈》（同治十年，王芝自滇取道缅甸赴欧洲，按日纪程，作书七卷）中曾记载：“漾贡……地纵横钧约千余里，山原沃衍，产棉花、大米、嘉木、海错之属甚夥。广东、福建通商者数万人，浙江、云南商人亦间有之。”可见，18—19世纪缅甸对外贸易的发展吸引了许多中国商人来此。
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很早与云南发生关系，两者之间的贸易关系一直十分紧密，明代官府的宝石采办、民间的珠宝贸易，在缅甸进行开采后，通过陆路或水路进入云南腾冲、大理加工，转销中国内地。明代后期，缅甸向云南大量出口棉花、木棉、宝石、矿石，云南将中国内地所产的铜铁器、陶瓷、丝绸等输入缅甸。当下缅甸经济发展起来后，伊洛瓦底江水路全线成为滇缅贸易通道，云南商人将丝绸、铜、纸张等商品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在曼德勒或仰光与缅人或海外客商交易。同样，缅商或外国商人从仰光沿伊洛瓦底江而上，将舶来品运入云南。当时来缅甸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圣基曼尼曾在《缅甸帝国》中曾记载：“缅甸对外贸易，以甚多国家为对象，云南华商自拱洞沿阿瓦大江（伊洛瓦底江）乘大舶至缅都，携来彼国商品、丝绸、色纸、茶叶、各种水果与其他杂货，归国时载运棉花、生丝、花盐、雀羽与一种黑漆，此漆采自树中，经提炼后即为著名的中国漆。”伊洛瓦底江流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商业城镇，如蛮暮、老官屯、阿瓦、仰光等，其中“蛮暮、漾贡为南北两大都会，蛮暮滨江，多滇商，漾贡滨海，多粤商，皆设官榷其税”。蛮暮和新街（八莫）是云南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进行贸易的水路两路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蛮暮有汉人街，临于河干三十余家，为寄屯货物之所。……西行百数十里至新街（八莫），合于大金沙江，腾越人商于此地者三百余家，建有关帝庙，缅地皆板屋，独此为砖瓦，颇为轩敞”。从此描述来看，蛮暮的位置在现在的八莫附近，它是当时中缅边境的重要商镇
最后我想对穆斯林的朝觐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众所周知，朝觐对于穆斯林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每一位有经济实力和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有赴麦加朝觐的宗教义务，一生中至少一次，多多益善。可是，在马德新之前我都没有发现相关的中国记载。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还是能看出这方面的迹象。泉州、杭州的一些穆斯林墓碑石记载墓主具有“哈吉”的称号，而且泉州有个穆斯林家族祖孙三代人都具有“哈吉”的称号。一般来说，具有“哈吉”的称号说明此人朝觐过麦加，他如果从中国出发，可以选择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去麦加朝觐。考虑到各地的具体情况，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穆斯林更可能选择海路，西北各地的穆斯林可能会选择陆路，马德新的《朝觐途记》向我提供了云南穆斯林的朝觐路线，他去的时候取道南方丝绸之路，归国时取道了海上丝绸之路。我们来看一下马德新离开缅甸后的具体行程：
马德新乘船经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克来克特（加尔各答），在那里等候四个月后，乘船渡过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红海，经过赛依喇岛（斯里兰卡）、买来波（马累）、数孤篆喇（索科特拉）、尔富（亚丁）、母哈（穆哈）、哈代德（荷台达），到达淳德（吉达）。于5月30日来到满克（麦加），等候来年初（1844年1月—3月），马德新完成了在麦加的首次朝觐。他开始在西亚游历，首先来到埃及，在开罗呆了半个月，拜谒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法学家之一沙菲尔的墓，后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来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伊斯坦布尔拜见了官员，参加皇帝姐姐的婚宴。后来又去了耶路撒冷、埃及，想再去麦加朝觐，后由于瘟疫的影响未果。1847年7月马德新从吉达起程回国，经过巴基斯坦的科浪低（卡拉奇）、印度的阿拉奋叶（阿勒皮）、印度尼西亚的阿期（班达亚齐）、马来西亚，到达新加坡。在新加坡马德新停留了约一年后，1848年9月起程回国，11月到达广州。
马德新的《朝觐途记》也是一部游记，他记载了沿途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由于其身份的特殊，马德新对沿途所见的穆斯林及其所属派别有所留意，对著名的清真寺和各地的伊斯兰教圣墓也有所描写。由于他的目的是朝觐，所以对朝觐的具体安排，麦加的克尔白不吝笔墨。虽然如此，我仍能从他笔下感受到19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对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侵略，以及当时海路交通需要候风、会遭受触礁等危险，今天读来，仍有身临其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