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对外贸易作用之比较
邹一清
古蜀文明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古蜀文明以其独特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享誉四方的手工业产品、繁荣的商业贸易、开放的文化、繁华的城市，成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文明为中华文明的缔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被公认是全球最早形成的人类文明。由苏美尔人最早发明、发现、创造或记录的文明有：最早的学校、最早的两院制议会、最早的历史学家、最早的减税措施、最早的成文法典、最早的药典、最早的农历、最早的宇宙进化论和宇宙论、最早使用60进位和10进位、最早的史诗……苏美尔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两大古代文明起源时间先后不一，位置相距遥远，但它们都曾有过众多的城市，城市文明鼎盛的时代大致相当。而且，它们都曾有过繁荣的对外贸易，这就使它们之间的城市与贸易关系有了可比性。本文就试图通过对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比较，探究对外贸易在城市演进中的作用。
一、城市形成的时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较
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崇山峻岭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蜿蜒东南流，注入波斯湾。两条长河千百年的冲积，在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广袤的平原，希腊语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又由于其地形为半弧形群山环抱，宛如一弯新月，就得到“新月平原”的美誉。
美索不达米亚有记载的历史从苏美尔人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得来的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表明，苏美尔人很早就在美索不达米亚聚居，他们创建了灌溉农业，热衷于商业贸易。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乡村聚落逐渐演化为城市，乌鲁克、乌尔、埃利都……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洒落在新月平原。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全面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以苏美尔文明为主体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被外来文明替代。
古蜀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并曾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
四川盆地边缘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围绕，大江阻隔，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的成都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融提供自然基础，使成都平原发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同时，岷江、嘉陵江、沱江、长江又呈放射状，将古蜀文明传播辐射四方。因此，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独具一格、分布广阔的连续性空间构架。约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成都平原诞生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三星堆。公元前1400年左右，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入青铜时代。公元前316年，蜀归于秦，古蜀文明融入中华文明。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与古蜀城市都形成于河流冲积平原上；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年代早于古蜀，进入青铜文明早于古蜀，但两地城市文明沦陷或转型时间大致相同。
二、对外贸易在城市形成中的作用比较
新月平原沃野千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来此居住。至迟在公元前6000年，一些狩猎者和牧人就来到平原北部丘陵定居。这些人或许受到过原始农耕文化的影响，在渔猎之余，开始进行垦耕并建起了村落。人们掌握了制陶术，处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了来自波斯湾的海贝和来自平原北部山区的黑曜石，可知这时的两河流域与邻近地区的居民已非彼此孤立，存在着交换关系。
大洪水之后，以苏美尔文化为主体的美索不达米亚村落开始向城市过渡。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以乌鲁克、乌尔、埃利都为代表的平原城市正式形成。城市都有高大的城墙、大型宗教建筑、功能明确的城市布局规划。在乌鲁克发现的写在陶制碑匾上的楔形文字，记载了公元前3300年的贸易细节。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考古中，都能发现青铜时代前来自阿富汗、伊朗的宝石，黎凡特地区的木料、石料等，表明那时的两河流域诸城与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埃及、阿富汗及伊朗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进入青铜时代后，城市文明逐渐达到顶峰。乌鲁克、乌尔先后称雄平原，尼尼微、巴比伦渐次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考古出土的数以千万计的泥板文书，绝大多数是关于商业贸易的记载。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对外贸易已达地中海东岸、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还曾武力扩张到那些地方，在贸易地建立类似殖民地的贸易据点。
虽然那古老的楔形文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但通过分析诸城邦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经济，可以撩开面纱，见到实质。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城市存在期间，世界贸易最集中、最频繁的地区是沿地中海东岸的欧亚非相连接之处，再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其范围大致为：东起古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古蜀由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美索不达米亚诸城正是处在这个贸易圈的中心位置，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商队都必须从诸城经过。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几乎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贸易交通线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势力长期向西扩张，这使得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在最重要的南北贸易线，即从爱琴海到埃及的贸易线上，无论是沿着地中海东岸航行的水路，还是由土耳其经叙利亚南下的陆路，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转站。在最著名的东西贸易线，即从印度到爱琴海的贸易线上（这条贸易线的延伸就达古蜀成都），无论从波斯湾水路来还是从伊朗高原陆路来的商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大都沿两河水路西行去爱琴海或埃及。或者相反，从南或西来再经两河向东。这条贸易线上，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占据交通要道的特点更为明显。幼发拉底河边的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巴比伦，底格里斯河畔的吉尔苏、尼普尔、摩苏尔、尼尼微，从东到西依次耸立，成为贸易线上的重要枢纽。
城市之间的间距似乎也在揭示城市兴起的动力。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沿同一条河流建起的城市之间的间距令人惊异地相当，都为12.5公里左右。沿着贸易线呈等距离形成城市，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这应该是长期充当货物储存点、中转站、销售处，长期为来往商人提供客栈、饭店、补给，长期提供交通工具、修理交通工具，逐渐具有城市所应有的强大的聚集和辐射功能的结果。可以推论，只有为适应长途贩运的需要，才可能沿着贸易线出现这种间距相当的聚落并最终演进为城市。
新月平原土地肥沃，易于农耕，农业发达，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矿产、金属、石料、木材等资源奇缺。剩余产品需要出售，缺乏的资源需要进口，以便维持农业、加工业、建筑业等城市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城市经济强烈依赖于对外贸易。考古发现，城市中普通市民使用的陶器普遍质地较差，而在两河流域周边地区却有相当多的原产于两河流域诸城的质地优良的陶器。这表明，城市中大批量生产的优质陶器主要用于出口贸易。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都有清楚的城市布局规划，都有豪华的宫殿区、神圣的宗教区和拥挤的商业区，分别住着王族、祭司和商人百姓。
古蜀城市兴起的原因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那么单一，古蜀城市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
青铜时代古蜀第一个大城市三星堆，是将神权、王权集于一体的国都。蜀王居住在国都之中，号令统治城乡。三星堆里也有繁华的商贸，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这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象牙以及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文化因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但贸易在三星堆只是一种经济附属物，三星堆的核心实质仍是政治中心，是神权统治治所。
古蜀雄踞西南，威抵四方，从酋邦时代到王权时代，都形成、建成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军事古城，如葭萌、南郑等。在这些古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而军事镇守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功能。
除了因政治、军事而兴的城市之外，古蜀还有一类城市主要是因工商业而形成、兴起的。这类城市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成都。成都的聚合形成，主要动力来自工商业，早期的城市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工商业，贸易在城市经济中起最重要的作用。但成都平原资源丰富，通过贡纳、域内贸易等方式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工商业的需要，只有一些稀有资源，如青铜原料、象牙、海贝等，才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得到。因此，成都城市形成过程中，对外贸易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首位的。这类主要因工商业而形成的城市还有临邛等。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形成中，对外贸易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是城市形成的主要动力。而古蜀城市的形成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军事的、工商业的等，这决定了城市的性质、功能，并与自然条件一起决定了对外贸易在城市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城市发展方向。
三、对外贸易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比较
古蜀诸城用于聚合、形成的原因不同，城市功能不同，因此对外贸易在城市中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同，并由此使得各个城市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政治为主导的城市，其兴衰随着政权的强大与衰落而起伏，有时甚至与政权共存亡。当年的商贸发达，城市繁华，转眼间灰飞烟灭。三星堆就是典型的例子。
以军事为主导的城市，由其特殊性使得它的发展空间相对狭窄。当其为军事重镇时，城市经济受军事压制；当其失去军事地位时，又往往是人口骤减、经济萎缩，城市转变为乡镇。只有少数地处贸易要道、周边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能够较为顺利地从军事城市转变为工商业城市，如位于西南山地的严道古城，它控制着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还是南方国际商道贸易线的前出点，所以，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有较发达的工商业，并逐渐转变为经济战略要地，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
古蜀工商业城市在形成过程中，对外贸易并没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的青铜等资源越来越多，作坊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对外贸易在城市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城市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工商业城市特有的高度自由、追求价值、快速流通、频繁交往等特性，既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使城市发展有着自己的轨道，不随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改变。例如成都，它形成于公元前1300年，早期是一座自由工商业城市，后加入政治色彩，但城市的主导力仍为工商业。成都与域外的中原、南中等地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它还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南亚、西亚等地有贸易往来。由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文化交流，使得成都有一股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历经数次政权变更、朝代更新而不改高速发展的势头。
由于古蜀诸城连绵分布于同一时间和空间，但各自的地位不同，城市功能不同，于是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功能完备的城市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