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丝路上的早期金属工业
周志清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地区为中心，是中国沟通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重要通道，随着近年对该线路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相关研究的深入，南丝路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得到拓展。该线路是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最早的通道之一，从距今3000年左右沿线地区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战国中晚期则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其与中原地区青铜与铁器化进程有着不同途径与范式。南丝路沿途地区青铜器时代历经商周阶段肇始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才进入青铜文明的发展期，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其繁荣期，西汉中期以后衰落，从发展阶段而言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南丝路沿线独特的青铜文化是与周边地区丰富铜矿资源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基础上影响秦汉时期的铁器冶铸技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可以发现秦汉时期的青铜和冶铁中心均位于该线路上的资源丰富的地区，它们的地理位置可能预示了南丝路开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些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尽管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但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无疑极大地弥补了内地资源的缺乏。本文试图通过简单梳理南丝路沿线秦汉时期金属冶炼与铸造遗址的分布状况和时代特征以及汉文化通过南丝路而引起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来认识南丝路繁荣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文化交流与贸易内容。而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需要我们来认识南丝路沿途地区秦汉时期冶铜与冶铁遗址的分布状况。
一秦汉时期冶铜和冶铁遗址概况
从目前成都平原的考古材料观察，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明虽然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就已经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阶段，但截至目前，在其周边地区尚未发现同时期冶炼或铸造的遗存，并且成都周边地区也没发现有理想的铜矿资源产地，目前我们对于该阶段青铜工业水平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但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上所遗留下的冶铸信息表明其是在当地生产的，这些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应该不是异地输入，而是当地青铜工业的产物应是无疑的，只是囿于考古资料限制，才使得其一片模糊，这也要求我们需要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调查与勘探及识别，这是今后早期蜀文化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蜀人早期发达的青铜技术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临邛地区冶铁工业一跃冲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汉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铁器冶铸中心。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川西地区的冶铁遗址有临邛、南安，而目前考古资料显示，临邛境内的蒲江和邛崃冶铁遗址分布最为广泛，其中蒲江古石山和铁牛村冶铁遗址的发掘，揭示该地区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发达的冶铁工业，这是西南地区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冶铁工业基地，其冶炼技术先进，其中铁牛村遗址是一个集生铁冶炼以及利用生铁制钢为一体的钢铁冶炼遗址。目前南丝路沿途秦汉时期的冶铁遗址除了临邛地区外，其他地区未见同时期遗存，其他冶铁遗址多为明清时期遗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而汉代冶铜遗址在南丝路沿途发现较多，如四川境内的荥经宝峰铜矿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汉代邓通铸钱地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西昌东坪遗址整个冶铸场集采矿区、冶炼区、作坊区、居住区和墓葬区于一体，它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处大型汉代冶铜铸币工场。发现功能各异的圆形炼铜炉、正方形铸币炉、椭圆形熔铜炉和方形烧炭炉共19座，另有作坊1处、沙坑、灰沟、灰坑等。此外，还发现为冶铸区提供原料的白云岩古矿洞6个。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冶铸产品和随葬品四类。器类有“蜀郡”铁锸、铁斧、铁凿、独木梯、矿井支架、陶缸、陶钵、陶甑、陶罐、陶纺轮、五铢钱、铜冼、铜釜、铜镜、铜箭簇、五铢钱钱范、越嶲郡之“越”字铭文铜锭、陶俑、陶鸡、陶水田模型，“五铢”和“大泉五十”钱文砖等。东坪冶铸场规模宏大、序列完整，集采矿、熔化、铸造于一体，《汉书·地理志》所载“邛都南山出铜”。在冕宁境内的泸沽镇，即古台等县治所在，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冶铁历史发生较早，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其产品质量高，在西南夷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华阳国志》载：“台等县有孙水，一曰白沙江。入马湖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有关泸沽制铁工业文献虽有记载，但目前该地未发现早至汉代的冶铁工业遗存，尚需作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在云南境内的东川、个旧、建水、金平等地均发现了古冶炼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冶炼残渣和相关遗迹。个旧市冲自坡古冶炼遗址位于个旧市卡房镇陡牛坡村西600米处，遗址周围的地理环境为喀斯特地貌，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山峰，遗址地处两山对峙的沟谷坡地上，坡度约30度，海拔1800米。该遗址现存面积比较集中的有2000平方米，在遗址周围2平方公里范围冶炼遗迹均有所分布。1993年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计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了柱洞（17）、冶炼炉（1）、烧炭窑（1）等重要遗迹现象，遗物则出土了印纹陶罐、陶弹丸、原始瓷器、东汉五铢钱、青铜釜或泡、银镯、银环及铁器和铅器等。另外地处红河北岸与哀牢山余脉的红河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上的个旧黑马井墓地，出土带钩兽首琵琶形铸成形后未经打磨；另有个别五铢钱和“大泉五十”的穿和边未经打磨处理，可能为“范母”。此外，还在墓室中发现有炼渣的现象，表明这些随葬遗物可能是在当地铸造，当地铜、铅的开采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贲古即个旧、蒙自一带。另外自河口新河公路冶铜遗址出土大量碎陶片、铜渣、矿料等，还出土一件残破陶范，此外在附近金平还发现时代略晚的龙脖河冶铜遗址，这些冶铜遗址的时代均早于汉代，其具体的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发掘与调查，新河遗址陶范若为确凿之物，则它的出土将一改西南夷地区以石范为主的铸造技术传统。巧家、鲁甸等地出产的朱提膛浪洗，是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畅销西南夷地区的器物，具有良好的声誉和质量，其冶铸工业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未有清晰的认识。尽管目前在昭鲁盆地没有发现汉代时期冶铜或铸造点，但丰富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表明该地区在当时应当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造业。
文献记载中南丝路沿线的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如贲古、益州、律山、永昌、会理等等，这些地区均位于南丝路沿线的重要节点之上，因其资源聚集而发展为一些重要的城市或集镇。这些地区盛产铜、锡、铁等，如南丝路上川滇段沿途有许多地方产铜、锡、铁等有色金属，这些丰富矿产为该地区随后的青铜业和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汉书·郡国志》载，当时云南和川西南有许多地方出产铜、锡，其中有“俞元装山出铜”（《汉书·地理志》云“俞元怀山出铜”），汉代俞元属于益州郡，即今云南澄江、江川一带。“贲古采山出铜锡”。贲古县即今蒙自、个旧等地，汉代为益州郡属县，历来以盛产铜、锡著称。又律高县“石空山出锡，畎町山出银”。律高即今通海、建水等地，汉代属益州郡。《华阳国志·永昌郡》载：“永昌郡……土地肥沃，宜五谷，出铜锡。”汉代永昌郡即今保山、大理一带。以上为云南境内见于文献者，而南丝路川滇沿线不见于文献的盛产铜锡的地方还有许多，这些地方的青铜工业很早就已经发生，如东川、永善、巧家、元谋、新平等地铜矿很早就已经被开采，至汉代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当地发达青铜文明可为其提供例证。这些地区只是由于地处偏远，不见文献罢了。另外西汉时期所置盐官中，与南丝路相关的就有5处：临邛（邛崃、蒲江）、南安（乐山市）、南广（长宁）、连然（安宁）、蜻蛉（大姚），食盐贸易也是南丝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从食盐贸易观之，南丝路沿线汉代以来以发达的冶铜和冶铁为代表的金属冶炼制品的贸易，也是当时南丝路经济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西南夷地区丰富的有色金属产品为内地的铜铁铸造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供应。
从汉代南丝路沿途冶铸点的分布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冶铜或冶铁遗址多分布在南丝路交通方便和矿藏资源丰富的地区，它们均处于交通要道，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其周边地区往往有典型汉墓发现，这或许表明汉代以来这些重要冶炼点是主要被政府直接控制的。南丝路沿线汉代兴盛起来的冶铜或冶铜工业均是在这些地区早期冶铜冶铁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文化的南渐使其技术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关于川滇地区早期青铜时代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川滇地区青铜时代发生的时间不一，川西平原地区的青铜器时代出现略早，距今3500年左右的三星堆遗址就已经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文明，该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面貌如何？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考古材料佐证，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而川西南和云南的早期青铜时代则大都发生在距今3000年左右，如安宁河流域的大洋堆早期，云南境内澜沧江流域的石佛洞文化、云县曼干、龙陵大花石、临沧那蚌，该遗址出土的有段铜锛同贵州鸡公山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器非常接近，鸡公山时代推测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王家屯遗址的时代估计也在此时段内。川滇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进入的时间大致接近，除了成都平原略早外，西南夷地区在距今3000年左右，均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为何这个时段这些地区几乎同步进入青铜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目前介于资料的缺陷，尚不具备进行此方面讨论的前提，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发掘，同时也提醒我们应对当下的工作与目标进行反思。目前这些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极其有限，形制和种类单一，有段铜锛、铜镯、铜锥、铜片、铜戈等，有兵器、工具、装饰品，以装饰品多见。工具和兵器多见实心器，不见范铸器物，均为锻制器物；铸造粗糙，器表多有砂眼。另外，这些青铜器出土的数量相当少，目前发表的材料中，许多遗址中多仅见1件，这反映出青铜器在当时居民中属于稀有资源，有着特定的身份与地位，而这些特征均显示出早期青铜制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