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
邹一清
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学者率先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巴蜀有道路通往南亚及西亚等地的看法。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这个学术课题没有得到学术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古代交通与贸易，才得到一定的重视。在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许多中外知名学者参加研讨，举办学术研讨会，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开放。其成果是确定了在先秦时期，西南开通了一条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交通道路；考察了国内段并明确了线路的主要走向；明确了此路是古代西南与域外进行贸易往来、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的通道。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进入21世纪，在加强开放，促进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形势下，文化交流、文化建设、文化资源开发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更加重视。2007年，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设立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宣传、开发”，从学术研究到实际开发利用，全方位关注南方丝绸之路，将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
在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学术界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突破口定位在文化交流方面：经由南丝路，川、滇、黔的文化交流，西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西南与南亚、西亚、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南方丝绸之路。自2007年来，以川、滇、渝、黔为主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文物展览、拍摄电视片、开展中外实地考察、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最大突破是首次开展了南丝路国外段的文化、经济、交通考察研究，使南丝路的研究具有了国际性，并对现实经济文化建设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对自2007年以来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进行概述，以利于南丝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由于本人学识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指教。
1.南丝路上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
段渝在《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2008，国际民族学人类学世界大会”提交论文）中指出，藏彝走廊连同它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就像两个头向外、尾相连的巨大的Y字，深深地刻印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之上。因此，藏彝走廊实际上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是一条具有国际性和国际意义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走廊。分布和往来于由藏彝走廊所连接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和文化相当众多，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一些族群和文化涉及当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它实际上是一条古代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和民族迁徙往来十分集中的地带，它的外延远远超出了今天中国的范畴。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由于以三星堆文化为重心的古蜀文明的历时性传播和推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相继产生了青铜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酋邦组织形成，推动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演进。由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先秦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从分散的后进状态逐步走向文明，初步形成了在古蜀文明影响和制约下的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状态，这对秦汉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文化大家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
段渝还在《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指出，古蜀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区的交流传播历史悠远，并与南中各地有着持久而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联系。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较早地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同时，滇文化对巴蜀青铜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矿物方面。早在西周春秋之际，黔西部就受到了来自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发生了变异。刘弘在《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分析了“西南夷”的地理环境，文化土壤与遗存、巴蜀文化对西南地区辐射的文化因素及其传播路线等，认为先秦时期，巴蜀文化曾有力地向西南地区辐射，对该地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在整个西南地区，巴蜀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发达的时间最早，形成了“文化高地”等因素决定的，而南丝路就是其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线路。陈德安在《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认为，至迟到二里头中、晚期，夏文化的一些因素已经渗入到蜀文化中。在二里冈至殷墟早期阶段，蜀人和商人的经济文化交往是通过汉中盆地实现的。在殷墟中、晚期，古蜀文明发展到最辉煌的阶段，表现在文化表征上是对中原商文明一些因素的吸纳、融合，创造出具有本民族风格特征的青铜文明。李保伦在《云南“滇东北”地区川滇间的文化交流线》（《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中认为，滇东北的文化面貌是滇、蜀、夜郎、中原以及地方诸文化汇集而成的多元复合文化，同时也是诸文化的交汇区。滇文化和蜀文化是交汇区中较为显著的主要文化。是南丝路促成了滇文化的北上、蜀文化的南下，并在南丝路枢纽滇东北昭通一带形成文化交汇区。周志清在《浅议滇东黔西地区与巴蜀的关系》（《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认为，春秋时期，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中有巴蜀青铜文化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青铜兵器上。战国晚期至西汉的墓葬也有巴蜀文化因素，这是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之逼迫而南下的表现。陈黎清在《峨眉青铜文化在巴蜀文化南传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分析了峨眉山地区的地理环境、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认为峨眉青铜文化是巴蜀文化从东、西、中三个方向向南传播和扩张的中心环节、军事重镇、重要纽带，峨眉青铜文化是古蜀王国战略控制南中经济资源的重要接力点。肖明华在《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中，认为云南地理位置与蜀近，而与晋、陕、豫远，因此云南青铜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小，而受蜀文化的影响大。但无论是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都是经过南丝路传入云南的。刘中华在《南方丝绸之路与云南古代社会的关系研究》（《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认为南丝路重要段云南在吸纳外界的先进社会经济成果的同时，创造了兼容并蓄而又独具特色的滇、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