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蜀滇的青铜文化交流
吕金颖
巴蜀文化是古代巴地和蜀地的历史文化，根据时代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巴蜀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商周时期，四川盆地的文化主要是蜀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川西的蜀文化与川东的巴文化平分秋色，但两者的考古学面貌并无大的区别。两者在考古学上已经融为一体，因而被称为“巴蜀文化”。滇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分布于云南中部滇池区域和云南东部的地方青铜文化，滇青铜文化在春秋至战国初年萌芽，战国初至战国中期逐步发展，在战国末期到西汉晚期走向鼎盛。
一、研究意义
滇文化是一支灿烂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云南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中，由于受到商代蜀文化的影响，有较为浓厚的蜀文化早、中期青铜文化色彩。而在战国之后，巴文化与蜀文化融为一体，影响滇池地区的就是巴蜀文化。作为先秦时期地方青铜文化的两支主要类型，蜀文化和滇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地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入研究蜀文化和滇文化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文化品牌具有重要作用。
蜀文化是一支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文化。自晚商时期以来，蜀文化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有着广泛的联系与交流，滇池地区位于古蜀国的南方，在蜀文化对外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成都是起点，而滇中地区是主要的交流通道，因此蜀与古滇国的交流是蜀文化对外交流的一部分，研究蜀滇关系对于古蜀对外关系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蜀地青铜文化的发生年代早于滇文化，在地域紧邻的两种文化中，发展程度高的文化必然会促进发展程度低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众多因素显然受到古蜀青铜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古蜀文化同样受到滇文化的影响，如巴蜀青铜文化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异形钺，以及古蜀国青铜器原料主要来源于云南等因素。段渝先生在《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论商代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蜀文化与滇文化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从文化的历时性角度看，两周时代蜀文化与滇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民族构成上也有许多传统的共同点，可以称为西南历史文化区。
二、研究现状
巴蜀与外域的交往历史悠久，在《史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古文献中就有所提及。但长期以来，这些史料并未得到认真对待。20世纪60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率先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开启巴蜀文化对外交流研究之路。任乃强又于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往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到达东南亚、南亚以至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至外域的交通线进行了研究。学术界为了将它与北方丝绸之路加以区别，根据地理位置，将其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后来渐渐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长期以来，对于先秦至两汉时期古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即“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既有宏观角度的研究，又有从道路、民族、贸易、器物等微观角度的研究，但是对于古蜀与古滇文化联系与交流的研究则很少，或者只是将其置于古蜀对外交流的范畴中泛泛而谈。例如在研究“西南丝绸之路”文章中提到古蜀与滇池区域交流的学术文章有段渝先生的《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邹一清的《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段渝先生认为滇文化中用青铜铸造人物雕像和动物雕像，用杖表示权力和地位，青铜兵器中有大量无格式青铜剑和三角形援无胡戈，这些青铜文化因素来源于三星堆文化。另一方面，滇文化对巴蜀文化也有影响，如晚期巴蜀文化中常见的异型钺；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矿锡矿是来源于云南；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同是以贝币为主的货币流通体系。研究古蜀与滇文化交流的专著和学术文章则相对较少，专著有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段渝先生的《巴蜀古代文明研究：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学术文章有刘弘先生的两篇文章《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和《西南地区用杖习俗研究》，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巴蜀文化向西南夷地区传播的文化因素。此外，还有从道路、民族、贸易、器物等微观角度研究古代蜀滇文化交流的学术文章。从道路方面研究蜀与滇交流的文章有陈茜的《川滇缅印古道初考》、肖明华的《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李安民的《唐以前昆明的古道以及在历史中的作用》；从民族角度研究的有段渝的《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古蜀与南中文化的关系》；从贸易方面研究的有袁明祥的《试论南丝路货币》、雷家明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云南商品货币》；从器物方面研究的有段渝的《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论商代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江章华的《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吴怡的《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等。本文在阅读以上资料的基础上，试图从青铜造型艺术角度探讨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为探讨古蜀与古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认识和课题。
三、先秦古蜀与滇池地区的交流
古蜀文化和滇文化是两支不同时期相邻地域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云南滇池区域才进入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因素有较为浓厚的商代蜀国青铜文化色彩，明显是受到发展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文明的影响。战国以后，由于川东的巴文化和川西的蜀文化融合一体，影响滇池区域青铜文明的则是巴蜀文化。早在商代，川西平原的古蜀青铜文明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向西南夷地区传播。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古蜀商代青铜文明以成都为起点，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南中地区、滇池地区乃至于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古文明交流与联系。
在地域紧邻的两种文化中，发展程度高的文化必然会促进发展程度低的文化，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铜造型艺术和思想观念方面，本文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已有资料积累下来，通过整理蜀文化与滇文化相似文化因素的资料，分析到两者在青铜造型艺术上的相似性。
蜀文化对滇文化在青铜造型艺术上的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青铜雕像群造型艺术、青铜兵器、用杖制度和青铜生产工具。
1.青铜雕像群造型艺术
中国青铜雕像群造型艺术的先驱当首推三星堆。1986年夏天出土于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的青铜雕像群，表明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也反映了古蜀文化的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之高超。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包括人物、动物和植物三类。
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分为全身人物雕像、人头像和人面像三类。其中人头雕像的冠式、发式形态各异，显然属于不同的族属，反映了蜀文化广泛的民族构成，它们与青铜大立人雕像相映成辉，形成有层次、有等级、有中心的结构。与这种雕像造型艺术相似的是滇文化中的众多青铜人物雕像，这些雕像反映的人物身份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首领、巫师、武士、猎人、农人、手工业者、罪犯以及其他民族。蜀文化和滇文化青铜人物雕像的造型反映了两地有相同的民族构成。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和石寨山出土的人物雕像都有穿耳者、编发者，反映两地的民族构成具有某些共同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邛都皆魁结，耕田，有邑聚。”无独有偶，在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也可以见到这种头挽椎髻的人，与汉民杂处或在田里耕作，或从事手工劳动。另外，在成都白马寺出土的铜戈上，有一种披发人的形象，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戈上的图案完全一致。以上这些都说明滇蜀两地有密切的交往和联系，都杂居着相似的众多的民族，在不断的迁徙交往过程中，发展程度较高的蜀文化逐渐传播到滇池地区，促进滇青铜文化的产生。
除了以上两点，蜀文化和滇文化相似的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还体现在，人物动物的造型艺术被广泛装饰到各种青铜器上，装饰到礼器、武器、祭祀用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上。
2.青铜兵器
刘弘先生在其《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详细探讨了作为“祖形”的三角形援巴蜀式铜戈的类型，以及受其影响演化出的类型。刘弘先生认为，作为“祖先”的蜀式戈向南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标准的巴蜀式戈在巴蜀以外地区出现；另一种是在非巴蜀地区受巴蜀式戈演变出来的各种地方性类型。滇中即滇东地区的铜戈属于后者，它们受到巴蜀式戈的影响，但是在形制上与巴蜀式戈差别很大。巴蜀式戈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末传入滇中滇东地区，虽然这时巴蜀早已亡国，其文化在南方影响了很长时间。段渝先生指出滇文化青铜戈的最大特点是以无胡戈为主，而且其戈援基本形制呈三角形，青铜戈上的“太阳纹”、“人形纹”这些都与蜀式戈相似。吴怡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铜柄铁刃剑体现了滇蜀文化交流，因为铜柄铁剑主要分布于巴蜀地区、岷江上游、盐源、西昌直到云南晋宁石寨山、安宁太极山一带。童恩正先生指出滇池地区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扁茎无格柳叶形剑相比，主要区别仅在于一茎扁而一茎圆，二者显然属于同一风格，因此滇池地区的无格剑与巴蜀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蜀式兵器与滇式兵器相似性的原因，段渝先生认为在于滇文化对蜀文化的吸收主要在于军事方面。在杜宇时期，蜀对滇就已经建立了军事控制。到开明王朝时期，驻扎在南方的军队就是安阳王率领的三万兵，这也解释了在秦灭蜀国时，安阳王为何能率三万军队完师撤退并远征交趾。
3.用杖制度
西南夷地区铜杖及杖首的分布地区在川西南、滇西和滇中一带。刘弘先生认为，铜杖及杖首的分布现象说明蜀文化的用杖习俗是沿着川西南和滇西北向滇中传播的。蜀之杖制作精美（金杖与龙头杖），数量较少。杖上镌刻有蜀之宗教符号，可能为最高宗教统治者或最高世俗统治者所用，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蜀的用杖习俗在南传过程中由于各地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在数量上和形制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在数量方面，川西南、滇西、滇中出土的铜杖和铜杖首数量多；其次在形制方面，杖首上的人像、动物像造型丰富生动。
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一件长方形铜片。其上所刻符号中，有一图像为一柄短杖，杖身有四个人首纹。此杖虽无实物发现，但这类杖首铜饰物在石寨山墓葬中发现不少，有一种作铜鼓形与此符号所绘杖首全同。林声先生认为，此杖可能为某种宗教用物或代表权力的节杖。此杖形制虽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有些区别，但杖上所绘人首之形以及用杖表示宗教上的神权和世俗的王权，与川西平原颇为相同。
4.青铜生产工具
成都市西郊青羊小区战国木板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这批器物中，有尖叶形铜锄，通长30.5厘米，高4.2厘米，銎部呈三角形，断面长8.2厘米，宽20.3厘米。这种器物是云南青铜时代文化遗物中的典型代表，它出现在古蜀人的墓葬中，说明滇蜀之间很早就有交往关系。
古代滇蜀文化交流的相关因素除了青铜文化外，还有很多。吴怡先生在《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一文中还谈到了云南、四川的石棺葬以及宜宾地区岩棺葬上的壁画；段渝的相关论文都提到过铸造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的原料铜矿、锡矿来源于云南；张增祺先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列举了滇池地区出土的西亚文物：烛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海贝、有翼虎错金镶嵌银带扣等。这些西亚文物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云南有发现，那么作为起点城市的四川地区肯定也有，尤其是海贝。雷家明先生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云南商品货币》、袁明祥的《试论南丝路货币》都是从货币角度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上研究文化交流的学术文章。
古文献上有关于先秦时期蜀滇文化交流的记载。《史记·三代世表》载：“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吴怡先生认为，汉西南五千里在汉时的越嶲郡以南和益州郡、永昌郡以北的一代的地方，相当于今天西昌以南，昆明、保山以北的滇西地区。《史记正义·三代世表》引《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立，封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说明了蜀滇之间的关系。其次，《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杜宇“以南中为园苑”，说明在杜宇时期蜀国对南中建立了军事控制，蜀的势力很早就延伸到了云南地区。
另外，《水经注·叶榆水注》记载了安阳王南迁的史料：“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安阳王率部南迁，加上前面所述滇池区域出土较多青铜兵器可知，一方面古蜀地区对滇池地区有着较长时间的控制和影响；另一方面，也许是安阳王为避秦打击而向南迁到越南，经过滇池地区时对该地区的影响，物化在当时各种器物之上。这有待进一步资料发掘证明，但不管哪种可能，滇池出土的同类器物晚于古蜀同类器物，这一点也可以充分说明先秦古蜀是滇文化的重要文化源头，古蜀对滇池区域有着相当多方面的影响和交流。
综上所述，古蜀文化和滇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蜀文化在滇池区域的传播，并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直接版图之中，蜀是“各族之长，而非各族之君”，是有控制力量而不是实施直接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