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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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1)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段渝 刘弘

古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和金沙青铜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古蜀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的传统看法。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早在先秦时期,古蜀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支拥有灿烂青铜文化、大型城市和古蜀符号(文字)的高度发达而连续发展的古代文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不仅如此,由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所深刻揭示出来的古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化类型和悠久始源,使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学术地位,雄辩地证明了植根于四川盆地的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区系文明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从而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论断的理论内涵,取得了各个学科学者的普遍认同。

古蜀文明是一支开放性的文化,它以其悠久雄厚的文化为基础,深刻地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促进了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文明向外传播与辐射的最重要孔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上诸青铜文化中包含的众多三星堆文化因素,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与古蜀文明的联系,也凸现出古蜀文明在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的“文化高地”地位。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77年提出来的,指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古蜀丝绸曾是这几条通道上的重要商品。古蜀丝绸传播到西方,先秦时期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汉代及其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中,也以古蜀丝绸为大宗,而从草原丝绸之路输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目前所见最早的似乎也是蜀地出产的丝绸。由于在这些商道上流通的各类商品中丝绸最为珍贵,最为引人瞩目,所以这些交通路线都被冠以“丝绸之路”的美称,“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从中国出发纵贯欧亚大陆的国际交通线的代名词。

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已初步开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翻越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古代的商贾们将以丝绸为代表的众多商品输送到缅甸、印度、阿富汗,再继续西传至中亚、西亚。其实,商业活动只是人们在这条通道上的活动之一,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都是经过这条道路进行的。由于这条古老的国际交通线位于中国的南方,又由于这条位于中国南方的丝绸之路位于整个丝绸之路的南方,所以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或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初始点和发源地,自有其客观的条件与原因。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的那样:“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正是四川古代文化的“龙头”地位决定了古蜀地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

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东、中、西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或作“灵关道”,东汉时又称“旄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眉、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称为“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在这三条主线之间还有一些支线,如经四川宜宾、雷波、美姑、昭觉到西昌的支线和从西昌经盐源、云南宁蒗、丽江、剑川而抵大理的支线。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国际通道,它从四川经云南出境后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主要线路。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后又称“川滇缅印道”,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即从此道南迁至越南北部立国。东路,据《水经注·叶榆水》和严耕望教授考证,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

纵观整个南丝路,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接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网络。

李学勤先生指出,丝绸之路的研究非常重要,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应该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历史上连接欧亚的就是几条丝绸之路,在“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西南方向将中华古文明与世界古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巨大纽带,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互动交流,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纵贯了川西北、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这一广袤的地区自古便是中国南北民族的迁徙通道,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地区就已初见端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文化都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并发展出灿烂多姿的各类青铜文化。其中以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时间最早,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自然成为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的“龙头”,对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也保持着自身鲜明的文化特色,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西南地区青铜文化。

整个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文化区和若干个亚区,与之相应的是当时活动在西南地区的三大民族族群。

第一个文化区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区,这个文化区的地域和青铜器群因时代早晚有所发展与变化。殷商时期,这个文化区主要位于成都平原范围内,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彭州的窖藏。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小青铜立人、各式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铜罍、铜树、铜戈、铜铃和铜鸟、铜虎、铜蛇等各类动物造型,伴出大量玉器、金器、象牙等珍宝是该期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整个文化溢露出浓厚的神权政治气氛。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古蜀文化区的范围扩大了数倍,北至川北的绵阳、昭化一带,西南以雅安、荥经为界,南抵峨眉、犍为,东至涪陵、云阳,东北到了宣汉一带。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成都十二桥遗址、商业街古蜀船棺、百花潭古蜀墓葬、新都马家乡古蜀大墓、什邡古蜀船棺葬群、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巴蜀船棺葬、荥经同心村和南罗坝古蜀墓葬、峨眉符溪古蜀青铜器群、宣汉巴蜀墓葬、犍为五龙古蜀墓葬等等、涪陵小田溪巴墓。战国时期,分布在川东的巴文化已经与川西的蜀文化融为一体,可以称为巴蜀文化。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组合相对三星堆时期有了较大变化,主要由柳叶形剑、三角形援戈、弓形耳矛、“烟荷包”式钺、辫索状耳的鍪和釜、“古蜀图语”印章等组成,墓葬形制则流行船棺、独木棺。

在巴蜀文化区内,青铜文化的面貌比较统一,不能划出亚区。其周边受到巴蜀文化较深影响的有滇东北的昭通和黔西北的威宁两地区。

第二和第三个文化区是秦汉时期被文献称之为“西南夷”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西南民族,他们的青铜文化的繁荣期主要在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段。

第二个文化区在地理上包括了川西北山地、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和滇西高原。虽然这个文化区地域广大,区域内的诸青铜文化各具特点,众彩纷纭,但却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共同因素。如铜器中的山字格剑、双圆饼首短剑、曲柄剑、弧背削、以鸡首杖为主的各式铜杖和铜杖首、短柄铜镜、数量众多的各式铜镯和铜泡钉、各式铜铃等等。墓葬形制以石棺葬为主,还有与石棺葬有密切关系的大石墓和石盖墓,常见用马、牛、羊殉葬的葬俗。这个文化区青铜器种类不多,纹饰较为简朴,表现出一种朴实的风格。

这个文化区从北到南可划为四个亚区,每个亚区的青铜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