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说他对我感兴趣，如果上帝开恩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这样做之前，他还想向我提几个问题。没有绕弯子，他直截了当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跟常人一样。”书记员一直很有节奏地在打字，这时大概是按错键盘，因而有点慌乱，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提问看起来并无逻辑联系，他又问我，我那五枪是否是连续射出的，我想了想，断定先是开了一枪，几秒后，又开了四枪。对此，他问道：“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这时，那一天火红的海滩又一次显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又感到自己的额头正被太阳炙烤着。但这一次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下来是一阵沉寂，预审法官显得烦躁不安，他坐下去，搔了搔头发，把胳臂支在桌子上，微微向我俯身过来，神情古怪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放在额头上，又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异样了：“为什么，您得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沉默不语。
突然，他站起来，大步走到办公室的尽头，拉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朝我走，一边晃动着十字架。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在颤抖了，他大声嚷道：“您认得这个吗？我手里的这个。”“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促而充满了激情地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他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他就得悔过，变得像孩子那样心灵纯净，无保留地接受神意。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上，几乎就在我的头上晃动着十字架。说老实话，他的这番论证，我真难以跟上，首先是因为我感到很热，又因为他这间房子里有几只大苍蝇正落在我脸上，还因为他使我感到有点可怕。与此同时，我觉得他的论证也是可笑的，因为不论怎么说，罪犯毕竟是我。但他仍在滔滔不绝。终于我差不多听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我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只有这一点，他一直没有……没有搞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讲的这点并不那么重要，他如此钻牛角尖实在没有道理。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他愤怒地坐下。他反驳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叛了上帝的人也信仰。这就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他嚷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但他已经越过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杵到我眼皮底下，疯狂地叫喊道：“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我清楚地注意到他已经称呼我为“你”，而不是“您”了，但我对他的一套已经腻烦了。房间里愈来愈热。像往常那样，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得意扬扬起来：“你瞧，你瞧，你现在不是也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啦？”我又一次说了声“不”。他颓然往椅子上一倒。
他显得很疲倦，待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打字机一直紧追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那最后的几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我，带点儿伤心的神情，低声说：“我从没有见过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所有来到我面前的犯人，见了这个十字架，都会痛哭流涕。”我正想回答说，这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但我立刻想到我也跟他们一样。罪犯这个念头，我一直还习惯不了。法官站起身来，好像是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显得有点儿厌倦，只是问我是否对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当时我觉得他并没有听懂我这句话。不过，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这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在此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只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他们限于要我对过去重述过的内容的某些地方再加以确认，或者是预审法官与我的律师讨论对我的控告罪名。但在这些时候，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这类审讯的调子改变了。预审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已经以某些方式把我的案子归类入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像第一天那么激动。结果，我们的交谈变得较为亲切诚挚了。提几个问题，稍微与我的律师谈谈，一次次审讯就这么了事。照预审法官的说法，我的案子一直在正常进行。有几次，当他们谈一般性问题的时候，还让我也参加议论。我开始松了一口气。在这些时候，没有人对我不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有条不紊，恰如其分，甚至使我产生了“亲如一家”这种滑稽的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使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竟是我生平以来最叫我高兴的事：每次，预审法官都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让法警把我带走。
二
有一些事情我从来是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将来我不会喜欢谈及我这一段生活。
过了些时候，我觉得对此段生活有无反感并不重要。实际上，在开始的几天，我并不像是真正在坐牢，倒像是在模模糊糊等待生活中某个新的事件。直到玛丽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视我之后，监狱生活的一切才正式开始。那时我收到她一封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当局不允许她再来探视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起，我才感受到我是关在监狱里，我的正常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被捕的那天，先被关在一个已经有几个囚犯的牢房里，他们多数是阿拉伯人，看见我进来都笑了，接着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一听就不再吭声了。但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他们又向我说明如何铺睡觉用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当作一个长枕头。整整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在一间单身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个木制马桶与一个铁质脸盆。这座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通过一扇小窗，可以望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住铁栅栏，脸朝着有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有一位女士来探视我。我猜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去，得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上一段阶梯，再穿过一条通道。我走进一个明亮的大厅，充足的光线从一扇宽大的窗口投射进来。两道大铁栏杆横着把大厅截成了三段，两道铁栏杆之间有八至十米的距离，将探监者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穿着带条纹的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褐色。跟我站在一排的，有十来个囚徒，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的旁边全是摩尔人，紧靠着的两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她身穿黑衣，嘴唇紧闭；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她说起话来指手画脚，嗓门儿很大。因为铁栏杆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探监者与囚徒都不得不提高嗓音对话。我一走进大厅，就听见一大片嗡鸣声在高大光秃的四壁之间回荡，强烈的阳光从天空倾泻到玻璃窗上，再反射到大厅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身牢房又寂静又阴暗，来到大厅里，得有好一会儿才能适应。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显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脸孔。我注意到有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栏杆之间隔离带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徒与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这些人都不大叫大嚷。虽然大厅里一片嘈杂声，他们仍然低声对话而能彼此听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底下往上升起，汇入在他们的头上回荡的对话声浪，构成了一个延绵不断的低音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朝玛丽走去时敏锐注意到的。这时，她已经紧贴在铁栏杆上，努力朝我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表达出这个心意。
“怎么样？”她大声问我。
“就这个样子。”
“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俩一时无语，玛丽始终在微笑着。那个胖女人一直对着我旁边的一个人高声大叫，那人肯定是她的丈夫，他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色，目光坦诚。他们的对话早已开始，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片段：
“让娜不愿意要他！”那女人扯开嗓子嚷嚷。
“我知道，我知道！”那男人说。
“我对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要他。”
玛丽也高声告诉我雷蒙向我问好，我答了声：“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个男人盖过了，他在大声问道：“他近来可好？”他的女人笑着回答说：“他的身体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我左边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他有一双纤细的手，他一直沉默不语。我注意到他的对面是一个小个子老太太，他们两人非常专注地相视着。但这时，我没有工夫再去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在高声对我喊，要我抱有希望。我说了声“对”，同时，我定睛望着她，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真想抚摩她身上细软的衣料，我没有明确意识到，除此之外我还该抱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但这一点肯定也是玛丽刚才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向我微笑。我只看着她发亮的牙齿与她笑眯眯的眼睛，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你一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答说：“你相信吗？”我这不过是没话找话而已。她于是急促而高声地说她相信，她相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将一同去游泳。旁边那个女人又吼叫起来，说她有个篮子遗放在法院的书记室里，说篮子里放了哪些哪些东西，她得去清点查对一下，因为那些东西都很贵。另一旁的那个青年和他母亲两人仍相视无语。阿拉伯人仍蹲在地上继续低声交谈。大厅外的阳光似乎愈来愈强，照射在窗户上闪闪发亮。
我一直感到有点儿不舒服，真想离开大厅。噪声使人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挺想和玛丽多待一阵子。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玛丽对我讲她的工作，她一直不断地微笑着。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混成一片。只有我身旁的小个子青年与他母亲之间，仍是无声无息，就像孤立于喧嚣海洋中的一个寂静的小岛。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带走，其他的人就都不作声了。那小个子老太太靠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儿子做了个手势，他说了声：“再见，妈妈！”那老太太把手伸进两道栏杆之间，向儿子轻轻摆了摆手，动作缓慢。
老太太一出大厅，立刻就进来了一个手里拿着帽子的男人，补替她留下来的空位，看守则又带进另一个囚犯。这两人开始热烈交谈，但压低了声音，因为大厅已经安静下来了。看守又过来领走我右边的那个男人，他的老婆仍然扯着嗓子对他说话，全然没有注意到此时已经用不着提高嗓门儿了，她叫道：“好好照顾你自己，小心！”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走出大厅之前又回过头去看她，她站着未动，脸孔紧紧贴在铁栏杆上，仍然带着那个强颜的微笑。
就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那封信。从收到这封信起，那些我从来也不喜欢谈及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不论怎么说，谈这些事不该有任何夸大，我要做到这一点倒要比做别的事容易。在入狱之初，最叫我痛苦难受的是我还有自由人意识。例如，我想到海滩去，想朝大海走去，想象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声响，想象身体跳进海水时的解脱感，这时，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禁闭在牢房的四壁之中。但这种不适应感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犯意识了。我期待着每天在院子里放风或者律师来和我晤谈。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想，如果要我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抬头望望天空的流云，日复一日，我逐渐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阵阵飞起，云彩聚散飘忽，就像我在牢房里等着我的律师戴着奇特的领带出现，或者就像我在自由的日子里耐心地等到星期六而去拥抱玛丽的肉体。更何况，认真一想，我并没有落到在枯树干里度日的地步。比我更不幸的人还多着呢，不过，这是妈妈的思维方式，她常这么自宽自解，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而且，一般来说，我还没有到此程度。头几个月的确很艰难，但我所做出的努力使我渡过了难关。例如，我老想女人，想得很苦。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来都不特别想玛丽，但我想某一个女人、想某一些女人、想我曾经认识的女人、想我爱过她们的种种情况，想得那么厉害，以致我的牢房里都充满了她们的形象，到处都萌动着我的性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我精神骚动不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却又帮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同情，每天开饭的时候，他都与厨房的工友一道进来，正是他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对我说，这是其他囚犯也经常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也如此，并认为这种待遇是不公正的。他却说：“但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你们投进了监狱。”
“怎么，就为了这个？”
“是的，什么是自由？女人就是自由呀！你们被剥夺了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