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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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的一天，我上班来到办公室，按照多年的习惯，坐在写字台后的椅子上，马上打开了收发员早已摆放在案头的报纸，这是一份当天的《哈尔滨日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有几十版，平日只有四版。人们看报，也不像现在，只浏览一下大标题，而是从头到尾，几乎每一篇文字都会仔细看。那天，四版报面很快看完了，工作还没开始，我就开始看中缝里登的广告。忽然，一则公证处的公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兹公告。无国籍俄罗斯人巴什卡·伊万诺芙娜，因病在外侨养老院去世，享年90岁，遗有沙曼街37号房产一处。请继承人持有效证件，在6个月内前来本处办理继承手续，逾期不办，此房产将作为无主财产依法处理。
公告中那难读的人名并不特别触目，因为外国人名字差不多的太多，但是那清清楚楚的“沙曼街37号”地址却像重锤敲在我心上，“咚咚”作响。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公告前面的人名，轻轻读出了声，慢慢地，暌违了三十年的尘封往事，浮现在眼前……
“当啷啷啷……”
小铺厚重笨拙的门打开了。顿时，屋内的热气，和着浓烈的伏特加酒味，红肠、火腿的熏烟味，大黑列巴的麦酸味，喷涌而出，在寒冷的空气中，变成团团白雾，直升上小铺的房顶。
我迈进小铺屋内，使劲搓着被冻僵的手，后背靠着刚刚关上的橡木门。这门的外面钉着厚厚的牛毛毡子，开起来特别费力，门里面横挂着一大串茶杯大小，形状很像骷髅的铜铃，你开开门，铜铃就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而且响个没完。我每次到小铺，进屋后，都会不自觉地靠在门上：用身子压住铜铃，这样它们就会住嘴。
“哦一，我的瓦洛佳，亲爱的，这么冷的天，不戴手套，啧，啧，啧……”
身材臃肿硕大的老板娘巴什卡，从杂物堆里冲了出来，一直冲到我面前，抓起我的双手塞到她的腋下。一种不可抵御的暖意，从四面八方浸濡着我的双手，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这暖意烘热了。当然，我是本地的中国孩子，不会叫“瓦洛佳”这么个俄罗斯名儿，我叫王若侠，但不知为什么，从我四岁第一次随妈妈到小铺买东西，巴什卡就这么叫，现在我七岁了，她也一直不改。
“巴什卡奶奶，妈妈叫我来买咸盐、松明和洋火。”
我把钱递给她，那时的钱，币面数字很大，这几样东西，要几千元呢。
巴什卡很麻利地包好了这几样东西，刚想递给我，突然又抽了回去。
“没有手套，拿到家，手会冻坏的。”说着回头向小铺后间屋喊道：“娜达莎，娜达莎——”
“达，达达……”随着一串尖利清脆的应声，一个穿着厚厚毛昵衣服的小姑娘跑了出来。
巴什卡用俄语朝她说了几句，她又转身跑回后屋，接着捧着一副小巧的毛皮手套送到我面前。
“我的，你穿上。”小姑娘也能说几句中国话，不过显然很不熟练，连“穿”和“戴”都搞错了，我暗自感到好笑。
巴什卡不容分说，把两只手套套在我的手上，还抬起我的手端详端详，说：“可以，很可以。”
我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着打了包的东西，推开那扇照旧“当啷”作响的橡木门，听到身后传来说话声：“回家，告诉你那红胡子爸爸妈妈，别这么狠心，冬天，孩子出来，要多穿衣服，有手套……”
只在小铺里呆了那么一会儿，外面的天就全黑了。
这一带是哈尔滨最热闹的中央大街邻近松花江江沿儿的地方，此时正是人们下班回家的时候，街上商店橱窗的灯亮了，照在街面鱼鳞般的石头上，反射着温暖的黄光，与极度寒冷的空气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周围灯光的照耀下，巴什卡小铺显得非常特别。小铺不在街区楼房的行列里，它真正坐落在街头，就在中央大街与沙曼街的交叉处，小小空场的中心，不大的木头房子，木头墙面，木头窗格，木头尖顶，那形状、样式宛如我看过的普希金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画书中，渔夫老伴曾经住过的木屋。中央大街上商家很多，可当时我经常进出的，就只有这间巴什卡小铺。
第二天，天还很早，我就被妈妈叫醒。
“小侠，起来。赶早把手套给巴什卡大婶送回去，要不，人家出门没戴的。”
“唉。”我答应着爬起来，穿好衣服，擦了把脸，就想往外走。
“别忙，带上这个。”妈妈把昨天巴什卡给我戴上的小手套放在我怀里，又拿出了两副簇新的棉手闷子，就是那种只有大拇指和四指合一两个指套的厚手套。
“这两双手闷子，是我昨天连夜做的，一双给你，另一双给娜达莎。这时候，小铺还没开门儿，你直接送到巴什卡大婶家里去。”
“小铺不就是她家么？”
“不是。她们家住在37号。”
那时我家住在沙曼街203号院内的一间独立红砖平房内。妈妈说的37号，当然指沙曼街37号，那可是一栋阔气的洋房。我们这些整天在街头疯跑的男孩儿，经常在那房子的阳台下玩耍，但谁也没进去过。
我戴上新手闷子，抱着另外两副手套，半跑着出院，兴冲冲地沿着沙曼街向前走去。大半条街很快过去了，我来到那栋小楼前。直到这时，我才发觉，小楼临街的房门已经用厚厚的牛毛毡子封住了。于是，我马上又从大门洞穿过，绕到小楼后面。那里果然有一扇小门。
“巴什卡奶奶——”我推开门，一边试探着往前走，一边高声喊叫。
小楼里很宽敞，也很暖和，由于从后门进来，一时陷在黑暗中，看不清前厅里的情形。
“曜，小东西，捣蛋鬼，这么早——”
一声粗重沙哑、膛音很重的男人话语，从前厅楼梯处传来。
我赶紧快步走到前厅，看见那里站着一个粗壮的俄罗斯老头儿。他只穿着一套蓝白竖条相间的睡衣裤，满脸络腮胡子，一双眼睛深陷，但在那深处却闪着可怕的不友善的光。
“我找巴什卡奶奶。”
“买东西？一会儿去小铺，到这儿干什么！”老头儿依旧用那可怕的眼神盯着我。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犹豫着想退出去，正在这时，楼梯上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欢快的叫声，“瓦洛佳——”
这是娜达莎。
我高兴起来，但仍旧固执地说，“我找巴什卡奶奶。”
“嗨，我在这儿。”
巴什卡终于出现了，她扎着亚麻布长围裙，两只手通红，显然正在厨房里准备早餐。
我把娜达莎的小手套还给她，又按妈妈的吩咐把那双新手闷子递给巴什卡，说：“这是妈妈昨天夜里做的，我一双，娜达莎一双。”
巴什卡在围裙上擦了擦双手，接过手闷子，翻来倒去看了又看，嘴里叨念着：“可以，可以，很可以。”
看到巴什卡真心地称赞妈妈的手艺，我非常高兴，立即回身想跑回家告诉妈妈。不料，我的肩头却被巴什卡宽大的手掌抓住，连同身子一下扭转过来。
“哪里去，早餐去吃。”
“不，不，妈妈在等我。”
“没关系，没关系。”
就这样，我被牵着进了前厅侧面的餐厅。
门厅里见过的老头儿，换了衣服，早已坐在桌边，巴什卡的对面。娜达莎坐在巴什卡的右边。
“坐在这里，这是瓦洛佳的位置。”巴什卡把我按在左边的高背椅子上。
巴什卡给每个人前面，摆放了牛奶、面包、香肠，还有酸黄瓜。这些对我并不陌生，因为爸爸妈妈忙起来没时间做饭时，我们也会吃从小铺里买来的俄式面包香肠酸黄瓜。接着，巴什卡又从立在餐桌上的铜制茶炊里给每个人接了杯棕红色的液体。那液体飘着奇异的香味，还冒着缕缕白气，我有些茫然，这东西我从未尝过。
“喝吧，瓦洛佳，咖啡，很可以。”巴什卡把一块方糖放入我杯中，搅动几下，催促着我。
我试着喝了一小口，一种尖锐的苦味立即充满我的口腔，舌头、咽喉都麻木了，我条件反射地张开口，咳嗽起来。
巴什卡笑了，娜达莎也笑了。
我端起杯，又喝了一口，觉得并没有开始那么苦，就接二连三地喝了三四口，还不自觉地学着巴什卡的口吻，说：“真的，咖啡可以，很可以。”
“哦，瓦洛佳，瓦洛佳……”不知为什么，巴什卡笑出了眼泪。
“哈哈哈……”
这次连刚见面时吹胡子瞪眼的老头儿也笑起来。后来，我知道了这个老头儿就是巴什卡的丈夫、娜达莎的爷爷，人们都叫他老伊万。
自从我进了沙曼街37号那幢小楼之后，巴什卡一家似乎就不把我当成外人了，我再去小铺，巴什卡总是亲热地拉着我，拍拍肩，摸摸脸，有时还会亲一下我的额头。而我们一群孩子在街头玩耍时，我也会叫上娜达莎。
有一次，整整下了一夜的大雪，第二天早上，地上的雪足有一尺厚。街上汽车、行人都在蹒跚，可我们这群孩子却高兴得像疯了一样。我们在雪地上摔跤、打滚，一边玩儿，还一边尖叫着，其中叫声最高最响的就是娜达莎。疯得差不多了，我们又跑到巴什卡小铺门前堆起了雪人。
雪人堆好了，娜达莎和我用双手细心地拍打，让雪人变得更光滑，更结实。这时有个男孩喊道：“啊？！你俩的手闷子怎么会一模一样呢？”
娜达莎毫不犹豫地说：“是瓦洛佳的妈妈给我做的。”
“哇，哇——”几个顽皮的鬼小子一齐喊起来。“你是他的什么人，柳芭还是芮西？”
在当时的哈尔滨，华俄混居的街区，流行一种汉化了的俄语，是把俄语那复杂的音节压缩，再用汉语发音转译过来，虽然很不准确，但时间长了，双方也就默认了。比如，把面包叫做“列巴”，把缝纫机叫做“马神”，把上大下小的圆水桶叫做“畏得罗”，把女孩子穿的连衣裙叫做“布拉吉”等等。那时顽皮小子们喊的“柳芭”就是“情人”，“芮西”就是“老婆”。这我和娜达莎都明白。
“坏蛋，坏蛋——”娜达莎弯腰捧起雪团，追着男孩们抛掷。我站在原地没动，因为我实在不知该站在哪一边儿，当然不能帮男孩欺负娜达莎，可也不能跑去帮娜达莎，那不等于承认了他们的胡说嘛。
这时，小铺的门“当啷啷”打开了，巴什卡那肥硕的身躯出现在街头，大概她在屋内听到了外面的吵闹声。
“哦，我的上帝，多么漂亮的家伙！”
巴什卡并没有在意孩子们的纷争，倒是被刚刚堆起的雪人吸引了，大声地赞叹着。
看到巴什卡如此欣赏我们的“杰作”，大家马上忘了刚才的嬉闹，呼啦啦围到了巴什卡身边。
“呶，呶，”巴什卡伸手在雪人的脸上抹了一下，“没鼻子的家伙，太可怜了。”
巴什卡说着转身进了小铺，接着又出来，把手往雪人脸上一拍，像变戏法一样，雪人长出了尖尖的、红红的鼻子。
我们都惊呆了，凑上去细看，原来是一个长长的胡萝卜。
“好啊，好啊！”我们拍手欢叫着。
巴什卡站在雪人面前看着，看着，原来那欢快、开朗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变成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凝重。她又回转身进了小铺。过了好一阵儿，她才出来，手里拿着长长一根木杆，和一个写着不少俄文词语的纸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