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08年第06期
栏目：作家手记
作者简介：王必胜，湖北省荆门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现为高级编辑。有《邓拓评传》、《梦中风景》、《缪斯情结》、《雪泥鸿爪》等文学评论、随笔集出版。
四年半前，因蛛网膜下腔出血，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近日，翻看当时的零星日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想起那浓浓的友情，那些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的朋友们。情动于衷，感成于言。点滴残片，流水账单，难报涌泉之恩。
——二〇〇四年四月
发病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好端端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蝼蚁，渺小如草芥，瞬息倏忽间，就烟消云散了。人的命，有时就是一种流动的物体，抓它很困难。于是珍惜生命，关爱自己就变得更为有理了。
没有想到有些事摊到自己头上，躲也躲不及。
今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开过了一天的会。由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省作协共同召开的会议，讨论两部长篇小说，上午是《茶人》三部曲，下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利用双休日，上下午各研讨一部作品，这种“连会”不太多。外地同志来京讲效率，也是为了请人方便，偶尔为之。研讨会在时下虽不少，去多了也耽误事，可有些是熟人好友，也是工作，各方面关系所需，身不由己。
双休日真好，路上不堵，离九点开会还有十多分钟我就坐进会场了。遂看到通常有的场景——人们围成一大圈，除了主席台外，大家随意找地方坐。会议没开之前，又有多少个小圈，许久不见，都是老熟人，严肃地寒暄着，随意地就调侃着。会议的规模较大，体现了组织者的能量，想来少说也有五六十人，有浙江方面、有北京方面、有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其阵势为此类会议中较大的。
上午会议仍是“老三样”：介绍，官员讲话，然后发言研讨。这样的会议程序有定式，气氛也雷同，各路诸侯高谈阔论，人人既是听者又是说者。因会场上人多，自由主义好产生，说者谆谆，听者藐藐，然后，说了的也有没说的，都伺机到外面一间休息室里聊天、放风、过烟瘾。我中间接了黄育海兄的一个电话，从上海打来。他原来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副总编时，曾抓了这次讨论会上的一部作品，还为推作品促作者奔波于京杭两地，同两位被讨论的作者也熟悉。他打电话来，也算关心吧，只不过，他已去了另外单位，恐怕也是出于我们这些老朋友们还到场，想起了往事，一点感怀而已。另外，有哥们潘凯雄和林建法兄自上海一大早坐飞机赶来，我们也好久没见了，特别是建法在沈阳来去匆匆不常见。这个会上，他们结伴自上海直奔会场，机会难得。那时候，我的烟瘾还挺大，听得乏味了又经不住外面烟香的诱惑，不由得加入其中。于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一上午就过去了。
中午，会议在楼内单位食堂聚餐，餐毕休会两小时。因为都是熟人，我即随李炳银、林为进到了他们在六楼的办公室，各自找沙发躺下。同去的还有朱晖、贺绍俊。坐下后，随便说了几句，看还有时间打发，林为进来劲了，说，这不是“三缺一”吗？平时里，有机会聚会就来几下“游戏”。林为进的招数不少，他找来扑克，教我和贺如何玩算输赢。没想到这兄弟二○○三年冬天因淋巴癌晚期，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年轻、身体好，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林，可是发病没两个月，就惨遭病魔击溃。那天在八宝山送他，想起了以往他常常叼着烟卷，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广西腔说话，急公好义的情形，让送他的众兄弟不胜欷歔。
当时，真正的“三缺一”，贺、林和我。几番来去，约半小时，后轮到我出牌。在我对面观战的朱兄，看了他近旁林和贺的牌，又看我有些犹豫地琢磨着，想来我有一手好牌，不轻易地抛出。而正在他向我诡秘一笑时，我忽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两眼发黑，没了感觉。事后听朱兄说，他看我的眼神恍惚，摇晃着把手中的牌扔在地下，人往沙发上一窝。他发现不对头，赶快问怎么样、怎么回事。也就在他们急火忙乱之时，我也说了一句，我怎么了？清醒的疑问和糊涂的反问，让几位觉得我真是不行了。
几位弟兄还算有点经验，尤其是朱兄，早先曾见过如此急发的病人。他说，不动，千万不要动，平躺着。这才让众人有点眉目，他立马按我人中，绍俊揿我双腿的穴位。大概是听到这边有点动静，还是有人去找了当时会议的主持者、作家协会的书记陈建功兄，他立即过来，也说不能动的。
就在一阵惊乱之中，我也完全清醒了，说：我的头有点发晕。还说，我有半天不知咋的。朱兄说，看你忽然就不行了。我问，多大一会儿？朱说，五分钟吧。贺还有李、林几位都说，是呵，你都不知道吧。
这边说着刚才的危急情景，按住我躺着，那边咚咚的有些声响。原来，有人已经叫来了急救车。穿上白大褂的大夫们跑着过来，我还不太清醒，看这架势，我要被送医院了。事后才知，炳银也有经验，他曾有一次脑缺血的经历，他知道这种突发病的危险，急着打了120。大夫来后，说可能是脑子里问题……医生的话，证实了炳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几位，早年或插队当知青在矿区生活过，或在部队当兵多年，见多识广。众弟兄们及时把我送去求医，赢得了时间，让我活下去了，他们功莫大焉。这是后话。
医生急急地催促把我抬出。当时，头痛难忍，精神有些恍惚，但大脑还清楚。医生说担架上不了电梯，只好让人抬着。当时在场的朱晖、绍俊、炳银、为进（我都没看清还有谁了）……几位在建功的指挥下，跟着医生，把我坐的沙发当担架，几位平时也不太干力气活的兄弟，把连皮带毛一百又五十斤的家伙，硬是从六楼抬下来了。我这时已十分清醒，可是心头发闷且胃里难受极了，憋不住呕吐，弄得走道里很不是个事儿。几位一路小跑，在救护车的警笛声中，我生平第一次成了抢救对象。
入院
好像是建功吧，问我合同医院在哪，我想了想，就去朝阳医院吧。虽然，协和医院也是合同单位，那里的名声大，可是离单位和家都远。我当时也不知自己什么症状、什么病，只考虑着进出方便，家人好照看，而且从发病处去那儿也快些，十几分钟就可到。
在车上，我迷迷糊糊的，但清楚记得车子拐进二环又出二环，响着汽笛，飞快开着。我觉得身体发汗，头痛得厉害，直想呕吐。大概是朱晖用手抻着一个塑料袋接着，我放了几口，慢慢的，我的头感觉昏昏沉沉，不知到了何方。等我有点清醒后，才知已躺在朝阳医院的急诊室。
医院方面很有经验，护士、医生都很沉稳。这类病经常有，急症室里多是一些被抢救者，有外伤的，有命悬一线的……人来人往，在拥挤、杂乱的过道里，我被大夫们指挥着、拨弄着。查验后，要拍CT、化验，才确诊为脑血管瘤病例的蛛网膜下腔出血，俗称的中风。送我来的建功、朱晖、绍俊三位，忙得跑前跑后，交费取药，与医生联系，还有我从会场上带的一些资料，我进入病房后要换的衣服……绍俊心细，腿脚麻利，上楼下楼送化验，交费；朱晖镇定自如，却不忘细节，连接尿端屎的夜壶也跑出去采购了；建功是总指挥，他先让我给家去电话。当天正巧是周末中午，家里习惯休息时拔掉电话，没人接。后来打到邻居张文那儿，让她敲门告知。怕老婆、儿子着急，只是说我得了急性肠炎什么的，让立即去医院。也是建功，不忘给我们的老总许中田去电话。他只是在会上曾与老许有过接触，不知他怎么就找到了电话号码，建功是个有心人。
自己得病，本不想惊动他人，可当时大家看到我那样子恐疑有个三长两短的，就把此事通报了单位的主要头儿。而老许又告诉了部门的蒋元明兄，大概当时的情形让这些闻讯者，都有不安的感觉，我得病的消息就传开了。
很快的，约摸下午四时，先是元明来，后来老许亲自来了。他和建功他们说着话，问了些情况，安慰我。老许是四年前才从吉林调至我们单位的，曾具体管过我们部门。虽然现在是单位主要头儿，但是为人亲和，特亲民，单位的人多把他视为朋友，也与他常说点心里话、家常话，甚至开点小玩笑。他特受下属的拥戴，工作也很有章法和能力。不幸的是，二○○二年因心脏病而壮年早逝，令单位的人甚为痛惜。要说我与他相识较早，还是他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因吉林文学朋友宗仁发、张未民诸位的原因，后又共事七年，自以为还有点熟悉，引为朋友。故在他过世不久，我以《朋友许中田》为题，写过一篇怀念文字。现在，他离世两年了，期望他的在天之灵，再接受我的感念和尊敬。
建功他们三位本来下午还有会议的，可都耽误了。看我还算稳定，他们几位先后离开。而朱晖兄觉得他应当留下，这位仁兄，从我发病起，一直到我出院，近一个月的时间成了我的治疗顾问和高级保姆。有时候，早上像上班一样出现在医院，晚上则比通常下班还晚才离开，还有几天是整夜值班看护。
一会儿，凯雄、建法也来了。他们是从下午的会场上来的，本来他们中午在一个地方休息，以消解一早从上海飞来的疲劳，可到下午开会时，听说了我的不幸。据他俩说，会上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我病得危险，成了大新闻。半年后，我在张懿翎家里，见到南京来的傅晓红，她很惊讶我还好好的。她说，当时传得较为邪乎的说法是我已完了。看她当时说话的神情，一点不像是开玩笑。
朱晖、建法、凯雄他们在建功、绍俊走后，为早点让我住进病房，跑上跑下，像接力赛似的同医院联系。大概六点左右，医院给安排到神经外科，住进了三○八号一个大病房。我也记不清了，是到了病房，还是刚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我就交由了主治大夫孙永权先生，结识孙大夫，我成了他的病人，他成了我的朋友。
进了六个病床的大屋，大夫很快把我全副武装上。插上吊针，吸着输氧管，胸口有心跳和血压的测量仪，从里到外的监视器，防范随时可能的不测。这些“行头”，让来探视的朋友，想象着我在生死鬼门关上挣扎，见面后不忍多看。自发病后，我头痛迷糊，时好时坏，痛时难耐，就昏昏沉沉的，也睡不着，没了思维。稍好一些，又很清醒，谁跟我说点什么，谁谁来了，都很明白。晚上，李辉、应红听说了，急急过来，带来饮料、食品。应红心细，说我应多喝鲜果汁，她当即到附近的商店去买西瓜汁，好像没有现成的，她又到一个大宾馆买了。正好我嘴里不是滋味，很解渴，喝了个痛快。后来，李辉、凯雄家里的水果大多都成了我的口福。潘夫人曾莉还专门买来一个榨汁机。她的刚五岁的小儿也知道，是为了有病的王伯伯。
到了晚上，约是七、八点时分，安排停当，几位弟兄们被劝走了。可建法说他也没有什么事儿，要在这里守夜，他明天回沈阳，要在这里帮忙一下。可我爱人齐小光不同意，我不知她如何说服建法的。被说服后，回去了，可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在我住院的近一月内，他三次从沈阳来北京，令我感动。
送走了他们，吃了药，想眯呼一下，可也不成。邻床的有几人是车祸外伤，要么因呼吸机发出声响；要么因疼痛难受，大呼小叫高分贝。还有，六个病人加上陪护的，十多人一屋，空气浑浊不堪，冬夜寒冷，不能开窗透气，只好痛苦地忍受。稍好一些，就思考自己这莫名其妙的病状。我是怎么了，得这个病，可没有一点征兆呵！
是的，之前可没有什么感觉。细想也就是稍早前，头上总觉得有些痒，还以为是头皮脏，要洗头，或者偶在下午有点头胀，再就是自己的血压十五年前略有点高，这些年，也没有发展，就没在意，这也并不能构成突发暴病的原因。而大夫说，这类病因现在也不详，也许早就有了病灶，没有发作，目前还说不清，可能与身体条件有关。是不是一个富贵病呢？也不像。但对于我这样的，平时不太注意自己身体的人，也敲了一次警钟。孙大夫说，这样的病很普遍了，他一年也接触过数十人，已趋于低龄化。就在我之前，孙大夫接治过一名十七岁的男孩，那孩子没有能治好。这些话是当时孙大夫对我的几位弟兄们说的，是齐小光后来转述给我听的。我自发病一番折腾到现在，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要说，对这个飞来的劫难，有些后怕，但却没有那么多的顾及，总以为，自己的命运之绳，早在阎王老子那里，人不可违抗。我这样的唯物论者，大事不糊涂，对自己放宽一点，搞点唯心迷信也罢，所以，对这次得病，也就随天意顺其自然了。
听着邻床大喘气的呼吸声，我有时也烦躁，头痛仍一阵阵的厉害。晚上，小光也多次给我喝水、喂药，从血压和脉搏上观察我的动静。稍稍好些，就看她伏在椅子上，并没有睡，也不好睡。想来，一个人病就得有多少人的侍候，人得病就那么的突然，一个人救治了，可也有人为之要辛苦付出。人活着是容易，还是艰难？人有了病活着是好是坏？不好说，人有时是最为脆弱的，早上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下午就成了医院里囚徒。人之肉身，生之宿命，似不可测定。
然而，想得最多的是——我这样子，惊动了众人，麻烦了兄弟，吓坏了亲友。有人说，在本命年时容易有个小灾小病，可是算来，我刚过了生日，与本命年少说还有一年，就这样的不可理喻。看到身上那副装束，冰冷的器械、长长的管子、闪着蓝光的监视器……听那夜半沉寂中一声声凄厉的喊声，我的头剧烈疼痛，心有紧张，倒不是有死亡的恐惧，人早已在这大半天的折磨中，没了精神，也不知命运何往。自进了这病房里，喝了点果汁，算是进食，见了这些平时里最为熟悉、亲近的哥们朋友，还有何不舍的。当然，也不就以为从此运交华盖，命犯不幸了。
胡思乱想也容易过活，夜深了，头还是隐隐的痛，实在忍受不住就大声地喊，哼哼，发出声音也挺怕人的。稍好，也再寻思这病状，觉得医生的药是不是还不够劲，让人睡不了，也平静不了。如此这般，重复地胡乱思想、重复地喊叫。也可能是用脑过度，也可能是病灶的放松，一会儿似睡非睡的，也做起梦来。朦胧中，好像大脑有一条虫子，钻进去，兴风作浪，让人不得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