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他的文章里，首先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红学”派别，进行了评论。其中有一派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这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蔡在《石头记索隐》里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事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又说：“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除此外，还有附会派、隐射派等。胡适认为他们都是牵强附会之说，要了解红楼梦，必先打破这种无稽之谈。由于这部小说是一部个别作家创作的，知人论事，得先从作者下手，考订曹雪芹个人和他的家世，进而研究“本子”问题。他认为：《红楼梦》后40回不是曹之手笔，而是高鹗之续貂。开初只有80回，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后，才有120回本。至于版本他认为当以“程乙”本为尚，他说：“程伟元的120回本红楼梦，即是这130年来的一切印本《红楼梦》的老祖宗。这本子发行之后，程不满意，又作了一次改订，故世有‘程乙’本流传”云云。胡适的考证先后发表五篇文章，自认为：“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蔡元培也说：“今胡先生对于前80回著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与后40回著作高兰墅之略历，业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按：王谓读此书，当知作者及其年代，似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无人考究，则大不可解者也）毛泽东1964年在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关于版本，胡适所考证的还是有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否定了他订的“程乙”本 ，改用了“程甲”本，重新印行。除上述两部小说外，胡适先后对《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镜花缘》、《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等十余种古典小说进行了考证。从1920年到1933年，14年之间，他以“序言”、“导论”等不同方式为上述小说写了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他说：考证的目的“并不是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此可见，他研究古典小说还是为了宣扬他的主张：实验主义。从结果来看，成绩是不小的。黎锦熙在他的《国语文学》序云里称赞说：“他的这种考证的工作和成绩，称得起前无古人。”事实正是如此，他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有冲击“史家成见”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前人和同代人未曾提供的学术成果，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有陈独秀、钱玄同、汪原放等人的功绩。
由于胡适等人的提倡整理国故的风气大开。1921年11月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为主任，招收研究生作专题研究，先后设考古、歌谣、风俗等研究室。次年2月18日开第一次委员会，到会委员有蔡元培、***、马裕藻、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顾孟余；蔡为委员长。会议讨论成立后之各项事务；图书、规划、人员等问题，并公推胡适为“北大日刊国学号”（后改为“国学季刊”）的编辑主任。编辑部人员除当然委员外，又增添刘文典、单不庵、郑奠等人。会议中讨论研究人员时，蔡提出要有国内外学者；沈认为应打破学系，不应以学系为限；胡提出国学门以文字为别，研究数学史可请数学史家。钱认为只能问程度，而不能问资格；蔡说：照我们未毕业生办法，必须限制有成绩；胡补充说：未毕业之学生及校外学者。（意为只问成绩，不论资格）……3月13日，内部讨论会，出席者有沈兼士、顾颉刚、胡文玉、黄仲良、楼幼静五人。具体讨论购书、管理、书目、报告、告假等问题。后来讨论《国学季刊》出版事时，决定文字要横排、封面请周豫才拟，并请蔡元培题签，标点符号要完备，附英文提要等等。
胡适拟了一个整理国故的计划。他说，我们承认不曾整理过的古书是不容易读的。我们没有做过一番整理的工夫，就不能责备少年人不读古书。因此我们发起邀集一班朋友，想要把有价值的古书整理出来，每一种成为可读的单行本。接着报告他的方案，他说，我们所谓的整理，含有六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一）校勘。（二）必不可少的注释。（三）标点。（四）分段。（五）考证或评判的引论。（六）索引。这是一般整理原则，谈到具体工作，落实到人时，他提出第一批整理书目及人员安排如下：诗经（俞平伯）、书经（马幼渔）、论语（郑奠）、孟子（朱希祖）、诸子文粹（刘文典）、论衡（刘文典）、史通（朱遏先）、韩愈（郑介石）、欧阳修（单不庵）、崔述（顾颉刚）、清代经学大师文选（沈兼士）、唐以前诗（沈尹默）、唐诗（沈尹默）、词选（胡适）、戏曲选（顾颉刚）……共33部书。从上所述，可见其规模之大，但计划容易，付诸实现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由于种种原因，《国学季刊》一直拖到1923年才得出版。这其中的过程可由钱玄同给胡适的信看出，钱说：“老实说能整理国故的人，比能研究文学、哲学、科学的人少得多。根本上是由于我们向来不懂得国故，尤其是不会整理国故的缘故。”可见稿源也是个问题之一；但时局动乱，经费欠缺当是主要的原因。
1923年1月《国学季刊》终于出刊了，封面由鲁迅设计，字是蔡元培写的。这期刊载了：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萧梁旧史考》、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王国维《五代监本考》、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等文。胡适在“发刊宣言”里，对近300年来研究国学的工作进行总结，认为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古物方面很有成绩，但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因此，这300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对此现象，胡适说：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300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于是他提出三点意见，谈国学的整理方法：（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过去的文化历史。（二）有系统的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三）用比较的研究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上述是他整理国故的经验，成绩究竟有多大？后来他回忆说：“收获多多，耕者寥寥。”所谓多多者，从他个人的收获来说，在他口述自传里他总结了如下几条：（一）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神会和尚是个大骗子。（二）老子比孔子更“老”，孔子确向老子学习过。（三）并不要打倒孔家店，宣称自己是尊孔派。（四）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一条是古文文学，另一条是白话文学。（五）再谈谈中国思想史。在《诗经》里写训世诗的诗人们是真正的思想家。（六）中古期宗教。道教抵制佛教，犹如“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一样。（七）骈体文有欠文明。骈文是文人学士们不愿与平民同起同坐的死文字。（八）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北宋以后称为“现代阶段”。事实确是如此，收获不小。就从北大范围来说，参与整理古书的教授也不少，而且都有不同的成就；当时还择优录取了校内外的本科毕业生入研究室，继续深造；并设助学金与奖学金以资鼓励。第一批研究生有罗庸（有奖学金）、张煦（有奖学金）、郑天挺、段颐、曾载，及高师的高荣魁、王道昌等八人。第二批有容庚、陈锡襄等五人。第三批有商承祚、董作宾、周怡然、杨定宇四人。指导教师，本校之外聘请了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人担任。这份《国学季刊》由于时局和经费人员变动等原因，中间曾停过几次，但仍坚持下来，一直办到1950年。在该刊七卷二号上，郭沫若还发表了他的大作《中国奴隶社会》一文，这时的主编为罗常培。由此可见，这个作为北大的代表刊物，对发展我国的学术文化无疑是有巨大贡献的。其次，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下，开展了考古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研究、风俗学的研究，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这些学科的带头人，为我国学术的发展立下了大功。然而，由于形势的发展，时代的要求，不允许人们去钻故纸堆。从这方面来说，整理国故也有其不良的影响。当时，吴稚晖也说：“照他那样整理（国故）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又说：“别人可以整理国故，适之先生却不当整理国故，这怪他自己不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来一个特殊的地位呢？”陈西滢那时还是个青年人，他也说：《胡适文存》引他走上新路，可胡适自己又回头去编哲学史，整理国故去了。他认为胡的地位不当在这里，应该引导青年前进才是。由此可见，胡适提倡考证在学术上虽有一些成绩，但却误使许多青年跟着他走，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而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这种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同年，北大教授刘文典承诺整理的《淮南鸿烈集解》先后完成。他想请胡适作一篇序，并要求用文言文来写，但不知胡适答不答应。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征求同意。他说：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胡与刘是同乡，又是同岁的人，看到他人成绩，自然高兴得很！于是破例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序，略谓，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而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也。总账者，向来集注、集传、集说之类是也。辨各家之同异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华，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若商家之终岁结账然，综观往岁之盈折，正所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胡并表扬说：刘治此书，最精严有法，与前人之说，乐为之助证，而不欲轻斥其失。后来，刘又致函胡适，请他向蔡元培推荐一番。他说：典想请你把拙稿送给蔡先生看一看，并且代典吹几句。因为我之做过校勘的工夫，素来无人晓得，淮南子虽是汉朝人著的书，却比先秦诸子还难弄些。典去年初做时，就有人听了冷笑的。你现在“逢人说项”当时“冷笑”的人，见了我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所以我想蔡先生如果不看一看，未必就能相信典能办得了这件事。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你总该不会见笑罢……从这封信里，可看出他们老朋友之间关系是十分亲密的，说话直率有趣；同时也反映出那时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了学问，不为人知也是很难受的，希望别人能当一当伯乐
此外，在这年里，胡适还为云南徐嘉瑞著的《中古文学概论》作了一篇序。他称赞这部书是一部开先路的书，说他大胆地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1000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是很不错的。徐虽不是北大的教授，但他的书也是在整理国故的风气下编撰出来的，因此也应当算是整理国故的一点收获。所以胡适说：“收获多多，耕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