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元旦，胡适由上海乘船赴香港，这是他第一次南游，应香港大学邀请，去接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其次是到广东去参观讲学。之前港大校长韩尼露曾访问北京，以办学事向胡适求教，胡适因不甚了解华南教育情形，故向他推荐了北大教授陈受颐、中大教授容肇祖，说他们对“华南教育情形甚熟悉，当有适宜之计划，供韩校长参考。”当时香港大学拟以名誉博士学位授与他，但被胡辞谢了。胡适说：“余不过一空谈论者，怎敢接受此种光荣之学位，故希望将该学位授予一位实际之科学家。”这当然是谦虚之词。后来，香港方面旧事重提，胡推辞不过，故有此行。
1月4日早晨胡适到达香港，在码头上受到热烈欢迎，迎接的人很多，其中有港大教授科士达、华侨教育会主席陈铁一，及港督和广州教育界的代表多人。此行在香港住了5天，作了五次讲演：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其中6号那天，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欢迎会上以《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为题讲了半个小时，后来竟出了大乱子，使胡博士在广州成为不受人欢迎的人。李宗仁晚年忆及此事时取笑说：“胡适在广州吃彆！”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胡适在讲演中表扬了香港当局对文科教育的改革，与此同时批评了广东的读经政策，为此闯了大祸。据新闻报道：胡适在讲演中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他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又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的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胡适的这篇演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舆论反应强烈；广东当局对这两段话更是恼火，于是对胡适表示极大不满，并有逐客之意。胡适当时还不知道，在香港玩得还蛮开心的，游览了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赤柱等地，特别是香港的夜景使他赞叹不已！1月7日，香港大学举行集会授与他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接受35个名誉博士的第一个。当天他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江冬秀，谈到在港的情况及感想，他说：“香港是一个海岛，风景好极了，非常使我诧异。”“今天下午是香港大学给我学位的日子，行礼在下午，所以上午我稍有空闲。”并称：此间的人待我很好。昨天我在“华人教育会讲演，听的人是三四百中国中小学教员，讲完后他们抢着拿一册子来叫我签名字在上面做纪念，又拿许多纸来请我写字。我的手都写酸了。但我心里觉得很感动。”最后很有感触地说道：“南方少年人对我很好，中年、老年人当然对我很客气。”他还说：“西洋人是能体谅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给我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1点开始。所以我在港5天，比较很从容，玩了不少地方。”
按原订计划，8日晚胡乘船离开香港，次日晨抵达广州。说也奇怪，来欢迎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及教授朱谦之与地方法院陈达材等几位老朋友。场面十分冷落，更奇怪的是到后即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胡适看后感到诧异，不知说的是什么？后来到了旅馆休息。吴康派人送了一封信说，“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适这时才知道是什么事了：因为报上已经登出消息说，西南政务会议开会有人提起胡适在香港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云云。但胡适还不知道广东当局将如何对待他，现在却明白了。于是他说，“既来之，则安之”，并请陈达材陪他去见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看他有什么话要说的。当天，陈便带他到省府去见这位粤军总司令。见面后，陈很不客气地对他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公）、岳（飞）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接着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后来转到如何“做人”，声音更大了，他说：“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由。胡适静听他把话说完，然后才很客气地答复他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胡适把其中的道理叙述了一番，但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这位司令官虽然没有进行反驳，但却把中国教育骂了一通，说什么“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毛皮、都没有‘本’”，“都是亡国教育”等等。二人如此这般地会晤了一个半小时，结果是不欢而散！胡适回到旅馆后，吴康又遣人送来了一封信，其实是一篇逐客令，略谓：
鄙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即邹鲁，中大校长）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宣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胡适看过来信后，认为中大的演讲既已不能进行，爽性把岭南大学及其他学校及团体的讲演也干脆取消，在广州玩两天再转道梧州未尝不可。
胡适原计划是由广州返航北还的，不料到广州后却发生了突然事件，使他不能在广州从容游玩与讲学。但事有跷蹊，意外地接到广西白崇禧与黄旭初的庚（8日）电，请他到广西一游，电云：“顷闻文旆远游，已抵羊城，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这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胡适正处在尴尬进退失据的时候，广西当局来请，这是何等的好事哟！故欣然应邀前往。
1月11日，胡适在西南航空公司常务委员刘毅夫的陪同下飞到梧州。在此受到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热烈欢迎；该校中教职员有许多是中国公学的老朋友，所以玩得很开心。当晚出席广西大学的欢迎会，马君武致词说：“胡博士游桂过梧只留一日，我们如不赶此机会请他演讲实在是我们的损失，希望胡先生尽量发展自由言论。”胡适也作了答词，表示十分感谢！次日在梧州中山纪念堂以《中国再生时期》为题作公开演讲，他说：“几年以前，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曾有函约讲学之事，当时个人北方事务纷繁，一时未易分离。现在得有机会至此，并承马先生命讲题，就是《中国再生时期》，在今天得和诸位谈谈。”接着他解释“再生时期”，即是文艺复兴的意思，但他认为这个翻译不甚恰当，应当译作“复活”或“再生”为好。下面便从中古文化发展讲起，说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经过多次复兴运动，但结果都没有成功，原因是缺乏新的科学。最后指出，中国近二三十年各方面的改革是有成绩的，这是中国文化再生时期，其前途的进展可与欧洲的再生时期的洪流相比，并鼓励大家努力奋斗，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胡适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后，即乘飞机离梧赴邕。到南宁机场时迎接他的有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及广西省府各厅长、各军政人员，场面之热烈与到广东时形成鲜明对比。当晚白崇禧大摆酒宴欢迎胡适，并力劝他在广西多参观几天，到各地去走走，看看广西的建设。主人盛情挽留之下，胡适将行程作了改动，决定在广西住上12天。这时罗文干与罗隆基已因事到南宁，所以他们一起畅游了武鸣、柳州、桂林等地。在这12天里胡适作了八次演讲，讲题为《中国的再生时代》、《治学方法》、《元祐党人碑》等，所到之处皆受到热情欢迎。胡适玩得很痛快，对广西的风土人情及其社会改革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广西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第三个印象是治安。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精神，这些他认为都是很好的。24日由桂林乘飞机经雷州赴粤，在机上曾作记游诗一首，题为《飞行小赞》诗云：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凌云无碍。
从他的游诗里可看出胡适广西之行心情是舒畅的。当然“卖膏药”（罗文干形容他的演讲是卖膏药）费劲也不少，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中嗓子都叫哑了，还得继续讲下去。不过这也是一种乐趣！总的来说，一切顺利，挽回了在广州失去的面子。当时《大众日报》上有一则报道，标题为：“时价不同，桂大捧胡适，马君武请他‘多用口’！”。由此可见其内容之丰富多彩及其热闹场面了。
胡适到香港后与在那里等候他的罗尔纲家属们会齐，26日乘船北返。这时罗在他家工作，此行有帮他接家属的任务。他们经上海回北平。此间，胡适广州受阻的事新闻界议论纷纷，社会上的一班守旧分子借机攻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牢房里很关心此事，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写文章说明事实经过，以正视听。胡适采纳了陈的意见，于是他写了《南游杂忆》在《独立评论》上进行连载，后又集中起来，同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他在这本书里，忆及香港6号那天讲演时说：“我是很知道广州人对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地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我特别把‘一个新文化中心’说的很清楚，但笔记先生好像不曾做惯白话文，他轻轻的把‘一个’两字丢掉了，后来引起了广州人士不少的醋意！”至于后半段批评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政策这段话，胡坦白地说：“这段笔记除了‘风起云涌’四个字和‘尚且’二字我决不会用的，此外的语气大致不错。”并称：读经是陈济棠先生的政策，我公开反对，他是不肯轻轻放过的。于是我这篇最浅近的演说，后来引起很严重的反对。综上所述，胡适这次在广州吃闭门羹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显然，这是一场新旧文化斗争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从这出闹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权是多么仇视新文化
同年，《胡适论学近著》出版，其中有一篇5万字的长文《说儒》颇受学术界的议论。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对“儒”字及“儒家”学术思想的发展作了考证和解释。首先他根据《说文》对“儒”字的解释，认为“儒”字的原意是柔、弱的意思。经过考证，他得出结论说：“儒”是殷代的遗民，他们的职业原是殷民族里主持宗教的教士。后来周灭殷，但他们的身份仍未改变，还是殷遗民中的传教士。在他们的生活中仍保持着殷民族的传统文化，如衣冠、治丧、相礼、教学等等。这些文化有一部分，后来已融化到周文化之中，如“三年之丧礼”就是一例，但从整个文化来说殷文化是落后于时代的。胡适认为：孔子和老子都是属于殷遗民中的传教士，而老子比孔子年纪大。《史记》云：孔子适周，将问札于老子，说明孔子是老子的学生。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以软弱为美德。这些思想在孔子《论语》一书仍然保持着一些，但由于时代变迁，孔子把原来“儒”的思想发展了。一个消极的“儒”（以老子为代表）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儒”（以孔子为代表），说明文化是在相互影响和不断向前发展的。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认为：孔子之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600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趋势，他知道那个落后的殷文化是无法抗拒先进的周文化的，所以他大胆地冲破民族的界限，提出“吾从周”的口号，同时还提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学习方法。所以挽救了“儒”的衰败，使原来持消极人生观的“儒”，改变为持积极人生观的“儒”。旧儒主张，“犯而不校”、“报怨以德”。新儒则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于是弱儒变成了强儒，这在历史上是个进步。从上所述，不难看出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是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孔子是宋国人，殷人之后裔，他看清了大势所趋，不保守，公然提出“吾从周”的主张。言外之意，显然是在告诫人们说：孔子都能“从周”，我们为什么不能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呢？因此这篇文章除了在学术上作出许多新的见解外，在文化方面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胡适在“五四”时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鼓励人们向旧文化开战，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后来逐渐变化从否定走向肯定。在这篇文章里就反映得非常明显，他说孔子的贡献有二：第一，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第二，把柔儒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后来又补充说：“孔子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通过教育这条路，孔子和儒教终于征服了中国，主宰了千百年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理想”。从这段评语中可看出他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及其对儒家思想之崇拜。因此，他说：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子（仲尼），一位是王安石（介甫），一位是张居正（江陵）；并称“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说儒》一文发表后，学术界纷纷发表评论。孙楷弟当时看了这篇文章，感到非常好，他写信给胡适说：“尊著礼拜五晚回来倒在床上，用一点钟的工夫一气读完，快乐极了，并且倾倒的了”，认为：“这一篇鸿文是以精深的历史研究证明了一派哲学的来历始末，虽然异曲同工（指与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此著尤为气魄沈雄、高视卑察，实非一般少儒所可及。”并称：“依我个人私见，此文在近几年中谈历史、谈学派的文章当为第一。”其次，贺麟在1944年写《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里也对这篇文章略有评论，他认为：“这篇文章的态度似比较客观，复引起许多有唯物史兴趣的人从职业或出身而去解释孔（子）、老（子）、墨（子）三家的思想背景”。以上两家的评论，可代表肯定方面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