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济南、福州、重庆、昆明等地爱国学生、教师、职工都参加了这次斗争。国民党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于5月18日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企图以暴力来镇压学生运动，宣布禁止游行与请愿。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发表文告，宣称：“近来各地学生，时有越轨骚扰之行动，及违理逾分之要求，旷废课业，相习成风，假游行请愿之名，为扰乱治安之举，甚至占夺车辆、阻碍交通，扰乱秩序，如此干法乱纪，必非我纯洁的爱国青年学生之所为，而显受反动之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蒋的这个谈话显然是掩盖其发动反动内战的事实真相，把学生的爱国行为污蔑为扰乱治安，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胡适认为蒋的文告是不公平的，因此第二天他在对记者谈话时，指出：蒋的文告之“立言不太公道”。他说：“学生还是青年人，青年人在一个困难之环境中，感觉苦恼为必然现象，推究多数学生之心理，以此种原因为最公道之说法。”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治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回溯历史汉、宋、明、清、辛亥革命如此。在国外1000年前，伦敦、巴黎大学即有学生干预政治的事。1848年全欧普遍发生政治运动，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有学生参加。反而言之，如国家在政治上了轨道，能使人满意时，当然不会有学生干预政治的现象发生。换言之，彼时的学生对于政治也决不会感到兴趣。”但就目前学生干预政治问题，他明确表示：“学生可以研究政治批评政治，或者索性走出学校去参加政治，地上或地下都可以，但不可以牺牲学业的罢课方式来干预政治。”其次，对政府逮捕学生的事他是不赞成的。他说：中国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不能满意的。他主张对于青年人应该给予合理的自由，并称到现在还有不合法逮捕的事是一种遗憾。胡适以上谈话，在报上刊出后甚得舆论的好评。陶孟和致函胡适，赞称：“所见公平、正确、直言无忌，不逊当年，曷胜钦佩”云云。（见于日记1947年5月22日）胡适的意见，当然不能扭转国民党当局的既定方针，所以他们还是独断专行，在全国各地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5月22日北平又有数十学生被打被捕的事件发生，于是学生罢课又延期到26日。后来，“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宣布：根据当时情况，为了积蓄力量并考虑到各校教授的劝告，经学生们协商，决定取消“六二”示威游行，但决定“六二”为总罢课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内战纪念会，追悼为内战牺牲的将士及为争民主而遇难的战士，同时向当局抗议捕人事件，要求撤销那反动的《临时办法》。学生们自行取消大游行的这个决定，使惊恐不安的国民党政府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胡适对此也表示非常满意。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赞扬学生此举是有理智的行为，他说：“看最近两星期的表现，北平青年还是有理智的。5月18日街头讲演，到20日的游行，和本周的复课，虽然其中标语，说话有刺激感情的，但大部还是理智的帮助制止了感情，很少有轨外行动。”并称，北大现在课室、图书馆、试验室都有学生在埋头苦干，学校当局很得安慰。希望继续保持理智的态度。另方面他对北平当局改变策略对待学生也表示谢意，他说：“这两星期以来，一方面与学校当局合作，一方面保护青年安全，做成‘疏导政治’。例如20日游行，地方当局并未说不许可，让他们的烦闷感情有所表现，公诸社会和全世界，虽然有几个小问题使罢课延长了几天，但可证明疏导政治之效。”接着他又再一次谈了他对学生运动的一个历史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意时，而且又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要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所以他认为青年对政治表示，不可完全抹杀。说到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他说：若没有客观环境，就没法理解几个或几十个人便能号召使几千人的学校去参加罢课游行这一事实。因为牵牛到水边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难了。所以他建议国民党当局，可以与学校合作，水来了不要挡，疏导他，没有害的让他们发泄，发泄完了以后，大家仍以学业为重。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适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来对待这个问题：他一方面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另方面又反对罢课，而学生运动离开了罢课示威游行又怎么能成其为运动呢？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反对学生运动，与官方站在一条战线上。所不同的是政府采用暴力手段来对付学生，胡适反对这种作法，他主张用诱导的办法，即所谓的“疏导政治”，让他们发泄，其目的二者相同，都希望学生不过问政治，埋头读书，不要危及他们的统治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是帮了国民党的大忙了。所以在学潮平息后，教育部长朱家骅打电报给胡适，对他表示十分感谢，电云：“主席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由此可见其中之奥妙了。
自此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算是暂时平息下来了，但一些局部地区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1948年春，国民党因内战失利，政权不稳，怕学生造反，于是在学校中肆意逮捕。当时，北大政治系学生邓特2月3日突然在三院至红楼途中失踪。三日后才知道是被特务捕去了，警方公布他的“罪嫌”是“受华北学联领导，替共匪宣传”。这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污蔑。为此，2月14日北大学生自治会及人权保障委员会的代表去见胡适，认为邓特同学“罪嫌”不能成立，且身患重病，应由校方进行无条件保释，并要求胡适对政府非法逮捕，蹂躏人权出来主持正义。胡适当场表态说了对同学被捕的事情，他有四个原则已交训导处去办。四个原则是：
1.如有同学被捕，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2.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同学加以优待。3.被捕同学罪行若轻由校方保释出来。4.被捕同学罪行若重，请求移交法院办理。同学们认为，四个原则看来很好，其实非常空洞。于是提出一些疑问来与胡适争辩。胡适说不服学生，只好表示说：“我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话虽如此说，后来邓特还是被校方保外就医了，胡适答应向最高当局抗议，但案情未结，仍在警方审理中。由于国民党非法逮捕学生，并加以严刑拷打，在社会上又掀起了一场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
3月28日，北平各大学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欢迎天津同学的营火会，到会者超过1万人。为了反迫害，华北八大学重申他们联防的誓言，即“一校被迫害，八校支援；一人被摧残，全体营救”。表示了同学们愿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决心。次日北平各报登出查禁“华北学联”的命令，宣称：“北平警备司令部27日奉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学联会’为共匪所策动之组织，应立即依法严禁。”说明反动派已经开始行动了。29日华北学联发表声明，严厉驳斥反动当局的无耻诬蔑，并号召华北学生“提高警惕，加紧团结，英勇地起来击退反动的逆潮，保卫自己”。在学联会的号召下，北大、清华、师院、燕京、中法等校于4月3日起罢课三天，抗议国民党当局查禁华北学联。之后反动派更加疯狂，5日竟派大批特务拥进北大，撕毁学生的壁报，而贴上“反罢课、反迫害”、“打倒华北学联”等反动标语，并闯进红楼抢劫文件、资料、书籍等物，然后呼啸而去。特务们的暴行，引起了学校教职员工的极大愤怒，之后，学校里不断出现罢教、罢研、罢工的斗争，支援学生，并要求政府调整待遇，保证“不虞饥饿”的自由。这样反迫害与反饥饿的斗争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反动当局甚为惊恐，于是他们更加紧镇压，到处逮捕学生。之前，2月3日南京教育部曾有密电致胡适，要他对进步学生查明上报，实际是开黑名单，电云：“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近日赴匪区受训学生甚多等情，希详加调查、严予处分具报”。胡适哪能干这种事情。相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被捕的学生，他是无不尽力营救的。比如，那时北大学生孟宪功因共产党嫌疑案被捕，经河北高等法院判决，送最高法院审判。胡适认为此案若经特种法庭判决便成定案，不得上诉或抗告。因此，他希望此案仍在河北法院解决为便，于是他写信给南京最高法院院长夏勤，请求将此案拨回地方法院处理。他在信中说道：“我私人甚盼贵院能对于此案有所挽救。若蒙早日准予撤销原判，发回原法院更为审理，那就是我们最盼望的事。”从这一事实，可看出胡适对被捕的学生还是表示一定同情的。
4月7日晚，北平警备司令部认为华北学联仍在活动，于是找北大临时负责人秘书长郑天挺去谈话，强令北大交出柯在铄等12个同学，否则即进行逮捕，郑当场表示拒绝。回校后将学生名单交罢委会处理。该会及时发动群众，在民主广场把12位同学围护起来，教授们也表示抗议。后来这12位同学在全校师生的护卫下，终于未被逮捕。但特务们并不以此罢休，两天后又串到师院恣意行凶，捣毁实验室，打伤学生，并逮捕8人而去。这消息传出后，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北平各校学生6000余人，齐到新华门向国民党北平行辕请愿，要求放回非法逮捕的同学。同学们在行辕门口写上大标语：“南京开国大，北平杀学生”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这场斗争一直坚持到深夜，后经校方负责人即师院黎锦熙，北大郑天挺等人出面多次交涉，最后终于迫使警方释放了师院被捕的8位同学，并许诺停止传讯北大的12位同学。学生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动派弃恶从善。这是因为南京在开伪国大，上方有令，为了粉饰太平，在“国大期间，慎重处理”而已。之后他们改变策略，利用所谓“群众力量”，动用了御用的工会、农会、商会，并组织一部分右翼学生于4月1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北平市学生民众清共大会”，并举行“反暴乱反罢课肃奸请愿团”的游行。后来他们游行到沙滩，狂呼“打倒共匪老巢的北大”、“打倒华北学联”、“推翻民主墙”等反动口号，并围攻北大学生，冲进宿舍捣毁门窗家具等什物。暴徒们的反动行为，激起了全市各院校师生的无比愤怒。12日北大全体教授发表《罢教抗议暴行并呼吁保障教育安全宣言》，宣布罢教7天以示抗议。并致胡适一电，向他报告事件经过，要求“政府惩罚凶手，严令地方当局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教师们的行动，有力地支援学生运动。师生团结在一起，这使得反动派更为恐慌了。胡适在南京对此次学潮极为关注，特别是对特务们捣毁师院与北大尤表愤慨。当他收到教授会的电报告，便走访国民党教育部与青年部，提出质问，并表示要回北平处理校务。后因国民党当局正在开“国大”，一再挽留才留了下来。
同年5月9日，胡适参加过“伪国大”后回到北平。这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处在人民解放军围歼之中。在此之前，国民党曾在北平组织“临大”、“临中”，以此来诱骗东北学生，但当东北学生来到后，却没有地方安插。于是他们又改变主张要把学生送去军事训练，进行审查，合格者才可转入他校，不合格者便拨去当兵。国民党的这种反动措施激起东北学生的极大愤怒，因此在7月5日那天，有5000余东北学生到市参议会请愿，结果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9位同学死亡，37位同学受重伤。第二天大批军警包围学生住处，又捕去37名。国民党当局还诬蔑这次事件是受“奸党”操纵，称学生为“暴徒”。
反动派一手制造的这次“七五”血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事后有记者去访问胡适，当时北大学生代表也随同前往。胡适说：“东北同学捣毁参议会，证明学生们的感情是极冲动的，因此也造成了官方的小错误。我不希望北大的同学们多事。”接着他问学生，是否你们又要来多事了？学生代表回答道：同学们是基于同学们的立场来支援东北同学的，决不是多事。胡适最后表示：“你们要发表宣言是对的，要追悼，要求善后，不继续逮捕也是对的，希望你们用冷静的头脑做下去。”胡适的谈话当然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后来北大学生不顾校方的劝阻，还是参加了北平各校学生举行的大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与全国学生战斗在一起，为迎接人民的解放而作出贡献。
胡适自任校长以来，对爱国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地不断发生感到难以应付：他一方面不敢得罪国民党政府，另方面又怕管束太严触犯了学生；左右为难，又加之学校经费没有着落，于是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表示要辞去北大校长的意思。朱接到他的来信后，深感不安，旋即致电慰留，态度十分恳切，电云：“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即弟可放兄，而总统与翁兄亦必不能听兄高蹈；北大同人闻之，将更惶恐。故此实不可能之事，只有万恳顾念大局，勉为其难。傥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后来傅斯年也写信劝他不可有这种想法，并称：“北大一辞即垮”，希望胡适继续干下去。胡适对此事反复考虑过，最后还是决定坚持下去，为国民党政府在教育战线上守住北平这块重要的阵地。然而，人民要求解放的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后来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胡适对此束手无策，只好望洋兴叹了。同年8月在病中有记者去访问，虽乐于接谈，但“对当前纷乱之政局，不置一词”。由此可见，胡适那时的心情是比较低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