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十字军山，是西柏林时代大学生和外国人聚集的一个区，所以有许多小咖啡馆开在老房子的底楼。它们没那么多小布尔乔亚的繁文缛节，也没那么多十全十美起来让人不能呼吸的情调。你走进去，向酒保报了你要的那份喝的，接下来，晒太阳，和邻座搭讪，看野眼，写明信片回家，算账，读莎士比亚，偷偷抠指甲缝里的脏东西，想干什么干什么。咖啡馆的一面，是大开的窗和门，朝着运河，金色的遮阳棚被太阳照得透明，熏风习习，有时候只是自由得倒不知道先干什么才好，让人好喜欢。
墙是意大利黄，桌子和椅子是老木头的，墙角堆着当天的报纸，一准有《南德意志日报》。成天都有食物供应，来来往往的人，大都是住在附近的大学生。德国大学里有一类人，一个学位接着一个学位读，就是不想真正走上社会工作。有时候一个头顶秃秃的人，抱着一大堆纸进来，从口袋里摸出烟丝袋，用张裁好的小纸卷起来，放在嘴上吸着，然后要一大杯啤酒，边喝边在纸上划，那就是学生。你判断他该有个20岁的儿子了，他还称自己为“男孩子”。
也许是柏林在冷战时期有四十年成为孤岛的历史，所以到现在柏林人在时髦上，还有些和整个德国不和谐，一种时髦，常常是席卷整个欧洲的，可到了柏林就改了招数。柏林人有自己的一套审美观。年轻人喜欢穿破衣服，颜色旧了的汗衫，膝盖剪开了的粗布裤子，光着脚穿回力球鞋，左脚穿蓝的右脚穿红的。不可思议地就从大街上走过来，一耸一耸，怡然自得地走进来，舒舒服服地在桌子前坐下来，和已经在等着的朋友响亮地亲个嘴，怪而有趣。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矮个子女人远远地走进来，她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黑色的，穿了一身虎皮花纹的短衣裙，脚蹬一双高跟鞋，还涂了一张血盆大口，稥着那张嘴拉过椅子，一身的风尘打扮，可就是没有风尘女子那种破罐子破摔的自卑。她实在是粗俗的，可样样粗俗到底，非常地道。她正大光明地吃沙拉菜，喝干邑酒，在酒杯边印上通红的大嘴巴印子，自然流畅，一气呵成。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人丑到了底，反而美起来了。
到了下班以后，在夏初的时候，天色金红，空气里充满了从冬天里解放出来的温暖的阳光气息，柏林开始了最美丽的漫长黄昏，一直要到9点，天才会慢慢黑下来。下班以后的人不急着回家，而是到咖啡馆里先喝点，说点，放松一下自己。那时咖啡馆里每张桌子都是满的。
男人染了头发的，女人剪了寸头的；黑色的汗衫和黑色的粗布裤子，非洲风格的大花裙子，印度的棉布长衬衫，南美的背囊；同性恋的女子握着手，大男人哈着腰，小心翼翼跟在小孩子后面端着冰激凌；鸽子在人的脚边散步，摇摇晃晃像大肚子女人，孩子们吵着，一桌子的男女突然哄然大笑；一对情人在说着什么，男的是白的，女的是棕色的，两只不同肤色的手在桌面上抵死缠绵，像瑞士卷；一对从日本来的旅游者小心翼翼地尝德国忌司，好像在吃毒药；还有人，在阳光里大叉着长腿坐着，把一大杯金色的啤酒搁在大腿上，十分沉醉地在想什么，或者呆呆地什么也不想，眼睛在金红的天光里成了淡灰透明的玻璃珠；从外面走进一个黑发女子，棕色的皮肤像是假的一样，脖子上挂满了饰物，她张开嘴就唱，那是支西班牙歌曲，热烈而无赖，让人听着觉得自己心里不安分起来；而另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剪着整齐的齐耳金发，在长桌的一头端坐不动，哗哗地写着长篇大论，那张脸严肃得像居里夫人分离出镭的那一刻。
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人人都在长长的黄昏里从自己的角色里走出来松一口气，享受片刻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当然不是办公室里能想象的，也许也是在自己家里做不到的事，必须到一个可以不拘怎样的人都可以被接受的地方，什么也不想，信马由缰，这样的地方，就是一家人头济济的咖啡馆。那在6世纪的阿比西尼亚高原，把山羊刺激得又叫又跳的咖啡果，在咖啡馆里散发着让人多少有点想入非非的、浓烈的、发酸的、令人兴奋的暖香，与办公室里匆匆一饮的咖啡断然不同。
有一些黄昏，我坐车路过十字军山的街头，路边咖啡座里坐满了晒黄昏太阳的人，大街上咖啡厅里坐满了会朋友的人，连面包房外只有一两张圆桌的迷你咖啡座也坐着买完面包歇脚的人，好像全区的人，都到咖啡馆里来了。只是他们不像马德里街头的人那样放肆，他们常常默默地侧着头，脸上显露着德国人一丝不苟的庄重与好奇。
黄昏时分的运河咖啡馆，柜台里加热用的蒸汽机，哧哧地响个不停，像电视肥皂剧里用的罐头掌声，一次次为一位新客人登场而响起，千篇一律的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