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1976年，我脑子里的反应首先不是时间概念，而是各种奇怪的意象：疯牛、惊马、搅拌机、过山车、山崩地裂……还有就是一些经典作家的著名思想，譬如：“一个人的智慧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智慧，无知也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无知。请注意，最伟大的头脑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他所处的时代的迷信。”总之，1976年真是一言难尽！
凡事都有因，有因才有果，谈我的1976年，先得对上一年说上几句。经过十年折腾，工业生产已近崩溃，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战线以“工业学大庆”为由，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几个月后被称做“资本主义复辟和右倾翻案风”，沾这股潮流的光我的日子开始开始好过一点了，在一吨蒸汽锤上被监督劳动近十年。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监督结束，却让我代理工段长，负责甲班整个车间的生产。车间共有三个工段，分早（甲）、中（乙）、夜（丙）三个班，其实当初把我由厂部送到车间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也不是组织下文，不过是造反头头的一句话，现在当个小工头也是他们一句话的事。由于“天津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涉及大型发电机转子，将由我们车间锻造，便让我列席这个大会。
鬼使神差从北京来了个温和的老大姐，在会场上找到我，自报家门是原《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说毛泽东亲自下令，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初复刊，许以约我为复刊第一期写篇小说。不知是大气候有转暖的趋向，敏感的文学先复苏，还是国将大变，由文学发端？抑或是一种什么预兆、藏有什么玄机？《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想登上去的文学圣殿，可我当时没有受宠若惊，甚至不敢太过兴奋，心里没底，只是谨慎地答应试试看。
当时住在宾馆里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白没黑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的头条。那时候流行出简报，编辑部寄给我的第一期简报上，选编了读者对我这篇小说的反应，几乎是一片赞扬声，其中还有叶圣陶、张光年等文学大家的肯定。但几乎同时，国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周恩来总理去世，一种被称为“中国风度”“男人的优雅”似乎一下子都没有了！“文革”把人搞得疑神疑鬼，由此想到《人民文学》生不逢时，很可能会再次停刊，连同我的小说一起被“国丧”淹没。曾出席了陈毅追悼会的毛泽东，却未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令全国狐疑，一向让百姓觉得只有一个大脑、一个步伐的中央司令部，似乎并非铁板一块。
《人民文学》继续出刊，连简报照出不误，《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影响也随之继续发酵。不知是不是受这篇小说的影响，天津市宣教组奉市委文教书记指示，让工厂给我一周的假期，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掺沙子”，帮助写个话剧，遂成立“三结合”创作组，组长是《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还有人艺的导演方沉等名家。我报到后立即随创作组到全国著名的农村先进典型小靳庄深入生活，正值深冬，可想而知北方的农村会有多冷。第二天清晨我被冻得难受就到村外的河堤上跑步，跑热了把棉袄脱下来挂在河堤的小柴火垛上，等我跑了一圈再回到柴火垛跟前，棉袄不见了。呀？这哪是先进典型，简直就是贼窝嘛！
我报告了王莘，在屋里裹着棉被等消息。村里可能也觉得这事不光彩，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去问，如果找不到这件棉袄那就是给全国的先进村抹黑，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到傍晚，村头才把棉袄送来，说有个农民早晨去赶集，看见柴火垛上有件棉袄，四周又没有人，怕丢失就先给收起来了。我觉得奇怪，去赶集的大道在河堤下面，真有赶集的人一定能看得到河堤上有人只穿着绒衣跑步，不用问就知道那棉袄是谁的，再说我跑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一个赶集的人……王莘毕竟是老同志，不让我多说反而感谢村头和那位拿了我棉袄的人。因为出了这个棉袄事件，加上我的心思根本没在这儿，在村里没待几天就回厂了。
到了3月，编辑部寄给我的简报上，读者来信就有一半认为《机电局长的一天》有严重错误。当月文化部要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编辑部想保我，试探上面对我的态度，便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文化部居然没有把我的名字砍去，看来事情还有救。我心情不无紧张地随《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施燕平走进会场，在第一天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的报告中就给了我当头一棒，他说：“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激动地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当然，如果作者勇于承认错误，站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的。”我注意到他给《机电局长的一天》定性是“坏小说”，心里愈加忐忑，“坏小说”等于“毒草”，还是比“毒草”略好一点？在这个会上做出决定，让我在《人民文学》上公开作检查。
那个年月虽然明知一公开检查，就等同于政治上被枪毙，无奈编辑部多次派副主编一级的人物到天津劝说，苦口婆心，我感觉到他们是为了我好，并许诺我在发表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我虽然写了“坏小说”，却并没有“倒”。于是我很认真地写了检查，自以为已经狠狠地触及了灵魂，给自己上纲上线也够高的了，寄给编辑部后却不能令他们满意。我不知是编辑部这一关就过不去，还是编辑部的上边不满意？检查一改再改，老是过不了关，后来从来津帮助我“提高认识”的另一副主编刘剑青口中知道了上边要求我上纲上线到什么程度。那等于让我自杀，我不干了，索性等着被枪毙算了，且一时压不住火当场说了句以后在京津文化圈流传甚广，并被批判我的人反复引用的粗话：“真是哑巴叫狗×了有苦说不出来，我一不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顶大还回生产一线被监督劳动，还能不让我干活！”这句话一传开，从编辑部到天津宣教组都知道了我态度不好。5月初我接到了最后一期简报，上面清一色地批判我炮制了“大毒草”，并为其定性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替走资派翻案”……编辑部不再找我，而是由天津市宣教组的头向我传达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的指示：“你必须公开作检查，你写不好由编辑部替你写，如果不作检查你以为还能在车间干活吗？”我心里一激灵，反问他：“你什么意思？还要抓我？”那位姓孙的头不吭声，旁边站着个跟他一起来的人插话：“这个不好说，你自己琢磨吧。”
1976年5月9日晚上，妻子有临盆的感觉，我将7岁的儿子反锁在家里，骑自行车把妻子驮到医院，顺利产下女儿，随即返回家熬好小米粥，灌在暖水瓶里，让儿子睡下，继续锁好门，将暖水瓶挂在车把上急忙往医院赶。赶到医院门口被一人拦下，让我立刻去市委，说王书记在等我，《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带着替我写好的检查等我签字，还说他的一个同事到产房做我妻子的工作，叫她帮着劝说我同意这个检查……我一阵怒火攻心，骂他不是东西，我妻子刚生产，经得住你们这么吓唬吗？今晚除非你带警察来抓我……我越说越气竟抡起那一暖瓶小米粥向他砸去，那小子早有提防，躲闪及时只伤到了一点腿脚。我跑到产房，妻子已经吓坏了，旁边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还在跟她絮絮叨叨……产妇最怕惊吓，一受惊吓奶水就下不来了，那个年月物质极度匮乏，没有奶水孩子大人都遭罪了。我当时的表情大概相当恐怖，只喊了一声“滚”，她就哧溜一下出了产房。我劝慰了几句妻子，她则让我别跟上边闹得太僵，得考虑她们娘仨……我冷静下来直心疼那个暖水瓶和一瓶小米粥，在那时侍候月子这就是好东西了！妻子产后还滴水未进，只好回家又重熬了一瓶。
以后的状况确如我所担心的一样，能想到的办法全试了，妻子的奶水就是下不来。我每天耳朵都支棱着，听到哪儿卖牛奶或来青菜了，骑车就奔过去。幸好我在工厂还是三班倒，当时也确实觉得天津市很小，全市几个主要的副食店，我几乎每天都能骑着自行车转一圈，但十有八九都会空手而归，真苦了我的女儿。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寓意《机电局长的一天》巍然不动。其实怎么可能巍然不动？第二天市里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一个门口没有悬挂任何牌子的地方，宣教组的头和北京来的两个人在等我，经介绍其中一个竟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因挑战大人物批评俞平伯而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李希凡。是他代我写了检查，并亲自读给我听，听得我一阵阵后脊梁发冷！读后宣教组的头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不同意不都得签字吗？我签上自己的名字后，二话不说就离开了。
很快《人民文学》发表了这个检查，同时还有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铁锨传》。我和编辑部都认为这件事到此就该画句号了，殊料大麻烦才刚开始，且不断升级。首先是相关方面对我和我的小说的态度变了，从天津市宣教组传出的风声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一开始我以为是被李希凡和编辑部骗了，后来才觉得连编辑部也被于会泳或更大的头骗了，曾两肋插刀替我上纲上线起草检讨书的李希凡冲着主编袁水拍拍了桌子：“人家写了检查还要批，你们说话不算话，叫我怎么向天津市委交待？怎么向蒋子龙解释？”袁主编大概从文化部得到了什么指示，口气更硬：“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就得批！”
当时国内的文化类刊物不是很多，凡我在报刊门市部能见到的，都展开了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围剿，甚至连离我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的长文。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这一切都说明相关方面的确下了指令，乃至有过统一的部署。我仍在车间里三班倒地抓生产，也不敢去主动打听消息，只在歇班的日子到处踅摸牛奶和青菜时路过报刊门市部，进去匆匆翻翻各地报刊，获得一些各地批我的信息。
最令我想不到的竟然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刚进工厂的作者（1960年）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那个时候天津市主管文艺的宣教组下面，有个具体管事的部门叫创评室，此室的人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戴在胳膊上，以示自己也是造反派，好与对方在政治上显得是平等的。奇怪的是那三个内蒙古的造反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后来市宣教组一个劲将他们往工厂推，他们也就真的找到了我的工厂，被大门口的工人造反派一拦，没说几句话就拔头向后转了。工厂的掌权派理由很简单，我们厂的人我们自己会解决，用不着外人来多管闲事。这实际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保了我，我若被那三个内蒙古造反派带走，就生死难料了。所以我对工厂一直有很深的感情，至今感念不忘。我还曾被关过十几天牛棚，因我只是“黑笔杆子”，犯的是路线错误，跟造反派没有私人恩怨，可以坐在耐火砖上写检查，耐火砖上面还可以垫稻草袋子。而对一个犯流氓罪的“坏分子”，那些被戴了绿帽子的人总想置他于死地，牛棚的看守又对他的犯罪细节感兴趣，就让他坐在冰块上写检查和接受造反派没完没了的审讯。这个人后来大小便失禁，下半身瘫痪。
那三个内蒙古造反派后来又进京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声色俱厉地宣布：“不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揪出蒋子龙批倒批臭就不撤离编辑部！”我是在《文艺战线动态》第31期上见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上还有这样一段话：“1976年3月18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邓小平，把主人公霍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影射，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象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则根据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演化来的，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丢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路上参军，就叫王大路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原型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彬，他原是团中央书记，曾是胡耀邦的上级，偏巧也是“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人还多。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作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伯承，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毁掉一个人。
先在天津最堂皇的剧院——中国大戏院召开对我的全市批判大会，过去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来津，只在这个戏院演出。我不知是该感到荣幸，还是该觉得亵渎了那个舞台，对不起前辈艺术大师。据工厂派去参加批判大会的代表回来传达说，会上呼喊“打倒蒋子龙”“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一百多次，其中发言最有“水平”的是曾经跟我一起参加“三结合”创作组的话剧团专业编剧。随后是工厂的批判会，召集上早班和正常班的人参加，共计7500人。听起来声势很大，真正在会场坐到底的我看连一半都没有，许多人到会场打个晃就回家了，等于放半天假，说起来还是沾了我的光。工厂对这一套似乎有些疲沓，前几天连朱德委员长去世全社会都无声无息。他可是曾经威震天下的“朱总司令”，当年提起来都是“朱毛、朱毛”，给人的印象也是个忠厚长者。身处国家领导层的顶端，还能让人觉得是个厚道人，非常难得，却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走了，谁还对批判一个“烂秀才”有多大兴趣？顶多是其他车间的工人对我的臭名有所耳闻，却未见过我这个人，借着这个批判会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刚开场时他们从大礼堂两边的过道排着队从台前绕一圈，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只好向看我的人行注目礼。大会主持人不管不问，也没有对我动手动脚。
祸不单行，几天后唐山大地震。我被震醒后下意识地将两个孩子从床上抓起来掖到床底下，见震动越来越强烈，已感到我住的老楼喀吧喀吧地摇摇欲倒，又从床下夹起两个孩子向楼下跑，慌不择路将右脚的大拇趾趾甲踢掉，竟全然不知。随后在黄河道路边胡乱搭起一个抗震棚，一家人总算有了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由于饥饿，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彻夜啼哭，我抱着她整夜在马路边上溜达。地震后别人都可以不上班了，我自知身份卑微不能不去。第二天到工厂一看，全面瘫痪，厂里看不到几个人，交换台的电话员却正在找我，总机接到军队的紧急电话，让我寻找一位老首长的女儿甄影颖。影颖在唐山当兵，本来休假到七月底，因为刚提干非要提前归队，27号下午我刚送走她，28号凌晨地震，父母就联系不上她了。幸好我们厂里就有火车，我通过火车司机的关系，搭乘往地震灾区送食品的火车，在震后的第四天好歹到了名义上的唐山，眼前一片废墟，原来的唐山已不复存在。没有了建筑便失去坐标，好不容易找到影颖所在的部队，我心中的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找到埋葬她的地点，在坟前立了一块木板做记号，匆匆搭车回津，向她的父母报信。
谁料一周后，我自己也死了一回。工厂要恢复生产先得检修被震坏的设备，回家不得休息，上班还得带头苦干，在检修24米热处理炉时一脚踩空从上面摔了下来，瞬间只觉得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无痛苦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正往医院疾驰的救护车上，守在旁边的厂医说我福大命大，正好掉在几个装炉件的稻草袋子上，若稍偏一点摔在铸钢的炉件上，很难想象是什么后果。医生的话让我一腔苦涩，“福大命大”是不敢指望了，若能扛过《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一关，或许能算得上“命硬”。不久，毛泽东主席去世，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不知这个国家没有了伟大领袖今后将怎么办。
各单位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集体站在四边加了黑纱的毛泽东遗像前默哀，放哀乐。哀乐一响就会有人落泪、哽咽，甚至哭出声，我很想随大流掉几滴眼泪，但内心惊虑不安，怎么也挤不出眼泪，又不敢像别人那样假哭，只好低头静默。全厂的追悼大会就更隆重，明确宣布全厂停产，生产第一线的三个班的工人全部参加，但牛鬼蛇神除外。我眼下虽然实际上干的是工段长的活，却还不敢说自己就不是牛鬼蛇神了，因为刚对我开完了全厂的批判大会，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等反而好长时间没有挨批判了，牛棚也早就拆了。车间的头头对我不错，不能让他们为难，在召开追悼会的时候车间要留值班的，我便主动要求留下值班，头头们痛快地答应了。事后《人民文学》的编辑来信告诉我，追悼会那天，编辑部先开批判会，承认《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大毒草”，并作了批判发言的，才可以去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
国家如同机器，当机器失控时极容易酿成大事故，在国家出大事故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人最容易先被碾碎。因我是惊弓之鸟，遇事先往坏里想，忽略了另一句经典：物极必反。国家大势竟陡然转轨，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工厂恢复党委领导，老干部落实政策，重回领导岗位，全厂各车间开始起用老的生产骨干。各级造反组织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大大小小的造反头头该抓的抓、该管的管，其他的作鸟兽散，不等人下令便纷纷离开各个“总部”，从哪儿来的又回到哪儿去，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迅速隐身于群众之中。
我却没有重回厂部，而是被任命为锻压车间主任。记得刚上任没几天就险些出事。一次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车间参观，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高空劈下，只差一点儿就把亲王的随从的脑袋给开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爬上30多米高的车间顶部，一块一块地亲手检查玻璃。另一次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来，6000吨水压机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技术不错，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当过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的纪登奎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转嫁责任，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有故障随时修，但有许多年被当做修正主义的东西丢掉了。”纪登奎摇了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制度一定要跟上，该建立的建立，该恢复的恢复。”
制度可以恢复，人却回不去了。无论工人还是干部，人还是那些人，却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也包括我自己。原有的洁净、信仰、忠实都变味了，即使没有全部丢失，也大打折扣。因此我常常心生晦暗，瞧不起自己。无论是跟自己相处，还是跟社会的关系，都跟原来不一样了。其实，社会又何尝没有被伤及五内？若想痊愈恐怕难了。即使还有那一天，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2016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