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蒋子龙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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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面对收割

为出版《蒋子龙文集》整理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感到我正面对着的是一次人生的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翻开不久前出版的《蒋子龙文集》,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碴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的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所刺激,他的风格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别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9年到1983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大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自1984年至1989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轰轰烈烈、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199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