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毓老师讲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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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自序:毓老师,让大家都知道!

恩师爱新觉罗·毓鋆说:“著书立说太多了,能存在的,必有德。”又说:“廿六史每一朝代都有《艺文志》,所收录的书那么多,但传世之作有几本?有几人?古人能留下一句话,也就不容易了!”

古人能留下的一言半语,大抵持之有故,足以垂训后人,或作惕俗警语,像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有些耳熟能详的名句作者不能说有德,却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

宋代宰相赵普功在谋国,历史上有名的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进入赵匡胤卧帐中,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称帝者有两人,一个是赵匡胤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匡义,另一个是赵普。赵普可说是宋朝唯一的开国元勋。《宋史·赵普列传》说,赵匡胤称帝,曾带赵匡义微行到赵普家,赵妻行酒,宋太祖尊唤“嫂夫人”。赵普当了宋太祖、宋太宗二帝宰相。淳化三年,拜太师,封魏国公,宋真宗追封韩王。

不过,后世认知的赵普却非立功或立德,而是立言,因为赵普说了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可很少人知道,赵普其实没有说过这句话。

《宋史》记载,赵普少时学习做公务员(吏),没有读过什么书。赵匡胤启用赵普做宰相,觉得一个宰相不能没有学术,劝赵普多读书。赵普听话,晚年手不释卷,每回到宰相府,就打开箱子取书,读书一整天,隔天临朝断事,处决如流。赵普死的时候,家人打开书箱,原来读的是《论语》二十篇。因此,正确说法,赵普晚年虽勤读《论语》,可没有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查考出处,源自宋代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书中记载,赵匡义称帝,续任赵普为宰相,赵匡义问说:“听人家说,你只读过《论语》一部书,是这样吗?”赵普对说:“臣这一辈子所知道的,实在只有《论语》这一部书。过去我用它的一半辅佐太祖安定天下,现在打算用它的一半辅佐陛下治天下。”

稗官野史通常都附加故事趣谈,比正史吸引读者。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结义,比《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引人入胜,中国人相信《三国演义》故事,多于相信《三国志》史实。

中国人读古书,大抵从读《论语》开始,赵普读《论语》不值一谈,《鹤林玉露》的记载一看即知是故事趣谈,专制时代,赵普虽然贵为宰相,胆敢当皇帝的面,说要用半部《论语》帮皇帝治天下?但这种可能犯下欺君大罪、不畏杀头的说法,饶富趣味,加上清朝末年翻译和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复写的文章《救亡决论》说:“从此天下事多,吾以半部《论语》治之是矣,又何疑惑?又何难哉?”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名言常被提出来。

1971年,我进入“天德黉舍”,成为毓老师书院讲学的第一班弟子,听毓老师讲《论语》。毓老师讲学,不同于传统教学。传统教《论语》,像似是在追悼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孔子(孔子生于约公元前551年),至圣先师孔子离我们好远好远,我们这些在孔子卒殁两千五百年之后的学子,在圣人面前十分卑微,只能顶礼膜拜,读《论语》最大利途是将来或许可以写硕士、博士论文,甚至能以教《论语》这门学问为业。

毓老师初时讲授《论语》,从早上八点讲到十二点,中间没有休息,听课弟子忘了时间。他那有别于传统的讲法,拉近了我们跟孔子的距离,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仿佛就在眼前,毓老师形同孔子,正向我们这些听课的弟子讲授他的人生哲学《论语》。

毓老师讲学立场十分清楚,学问要能用,他讲的是“实学”,他要我们多读古书,因为智慧没有今古,孔子的智慧高明到极点。

我个人在“天德黉舍”读《四书》,还读其他经书。读了三年,开始在社会上拼搏求生,我确信毓老师的训勉,智慧不分古今,学问要有用才算学问,但脑子总怀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正确性:时异事异,时变势变,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果真能治理今日天下吗?

三四十年的颠沛流离、死生困穷中,我换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最后十年的从政生涯。2008年,我离开政坛,立即前往台北市温州街的“奉元书院”(“天德黉舍”在解严后易名)请见毓老师,毓老师嘱咐我每周一天,从高雄搭高铁到台北,进行面对面教学,从早上九时到正午十二时,叮咛我赶快将不明白的问题提出。第三次,我请教毓老师对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看法。

毓老师的训勉,如暮鼓晨钟,他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七个字,孔子治天下只有四个字:‘为政以德。’现在为政者失民心,就因为缺德。”毓老师大概因我个人曾经从政,又引《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振聋发聩说:“足食是对内养民,做好财经;足兵是对外,做好军事国防。主政者能足食、足兵,再加上有德有信,这就是最高的领导统御术。智慧岂有新旧,想通即智。何必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话就可治天下。”毓老师还说:“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以为仍多了,一章即足。必做活学问,贵精不贵多,一章明白就足以治国平天下。真读通《论语》、能用出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论语》任何一章参透,都可以成事。”

毓老师还给我出了一道考题:“《论语》哪一章,两岸用得上?”我当然只能红着脸请毓老师指点,毓老师说:“《论语·宪问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少以‘仁’许人,何以却以‘仁’称许管仲?两岸要用战争解决?中国东西没有用上?因为不懂,看管仲‘九合诸侯’的成方!九合,实际只有八个,有八个成方,必知其所以。对两岸问题要辩证,然后裁剪成方用上,试一试。两岸的病体,可以裁剪成方用,但要以灵活为上。找材料麻烦,但最为重要。不知材料,就难以用上。”

毓老师这一教诲,我十分惶恐,读《论语》三十多年,我从未想过《论语》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有什么关系?毓老师虽一再提撕古为今用,但我终当《论语》是一门学术,不曾想过取书中智慧运用,我甚至连第二篇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都没读通,实在有负毓老师的苦心栽培。汗颜无比,我当时骤下决心,好好深读《论语》,最起码要读通第一章。

毓老师百年一过,视力和耳力有些不灵便,若要向毓老师详细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口头面报不易,我又谨记毓老师的教诲:“中国思想是靠行的,不是靠讲的。”于是,我决定将《论语》第一章三十二字的读后心得写下来。

我知道自己所写出的《论语一章》并未达到毓老师的读通标准。毓老师曾说:“‘学而时习之’,人人会念,没人会行。”我只是依照毓老师平时教导的三个治学原则撰写:一、依经解经,还孔子本来思想面貌;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条理一贯撰写;三、毓老师说他的治学独门绝活、不传之秘是“一字一义”,毓老师特别重视引申义。

2011年元月下旬,我将《论语一章》的初稿装帧成书,恭呈毓老师,请赐点拨。不意,就在付梓前夕,3月20日清晨接获毓老师长辞噩耗。师恩难报,赶到毓老师灵堂之前,正是黄昏,我的脑海出现一只长鹤唳天西去的景象。我将《论语一章》的出版日期定为毓老师与世作别之日,并于毓老师发靷那天(4月10日),将新书恭置于毓老师的灵前。

《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影响后人不大,但《三国演义》的武夫关云长却成了中国人奉祀的“关帝圣君”,满人取资这本书,打败了大明王朝,建立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江山;“半部《论语》治天下”非史实,而是创作故事,我以此话题请示毓老师,蓦然醒悟《论语》跨越古今的实用性,就像毓老师说:现在人缺的就是一个字“德”,有德就能服人,而主政者若能对内搞好财经,让百姓富足,对外搞好国防军事,再加上取信于民,这不正是人民的希望、治国之道吗?《论语》在今天何其智慧、实用!似乎可以说,赵普那句争议性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启示了我请教毓老师的话题,赵普算是我的知遇恩人。

《论语一章》出版后,我在半年内续完成了《子曰论语》,并在“奉元书院”成立大会的十月,出版了《子曰论语》两册,诠释《论语》的全部章节。但这并不是我有心向毓老师报告我已读通了《论语》。我在撰写《论语一章》时,参阅了许多相关书籍,用脑去思去想,我续写《论语》他章,变得十分快速。毓老师说:“读书要持之以恒,摸着墙慢慢走……以一经做碉堡,然后点线面展开,必然有得。”毓老师开启了我读《论语》的门道,我禀遵毓老师垂训,以《论语一章》做碉堡,摸墙前行。

《子曰论语》出版后,我继续前行,半年内又完成出版了《长白又一村》(大陆简体版易名《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礼元录》(简体版易名《毓老师说》)、《说孟子》、《中国哲学史:祖述篇&孔学篇》、《先秦诸子学》(二册,已定稿,即将出版)等书。

我之所以快速写书并出版,不是说,我已读通了这些书,而是从撰写《论语一章》并遵奉毓老师的谆谆教诲,得到一个很宝贵的治学经验:一个学者读多少书,得到多少智慧,其实很难检验;下笔为文,白纸黑字才见真章,才能检视自己的不足处,自己的读书境界若何,自己的缺失处,应该再读什么书。我因而融合了读书和写作,每天固定写三千字,自我检视读懂了多少书。当然,功力不足写书,可能会造成自己的笑话,但毓老师鼓励我们要多下笔,尤其要多写长文,不要写短文,也不要怕批评。毓老师还训勉门人弟子不要怕挫败,得勇于接受试练,《易·乾卦·文言》解释九四“或跃在渊,自试也”,人要一再考考自己,才有飞龙在天的机会。有些人站在悬崖深渊边,不敢自试,一再踌躇,终而坠崖沉渊。

三四年不停自试写书,直到写成《中国哲学史:祖述篇&孔学篇》和《先秦诸子学》,我才知道毓老师所谓的“读通《论语》才能真懂六经”。毓老师说:“《论语》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十三经读完始懂。八岁读《四书》,八十岁也读《四书》。”又说:“读完《五经》(毓老师有时说‘六经’或‘十三经’,指传统经书)始明《论语》,《论语》是结论之语。”原来《论语》是“六经的结论之语”,要读通六经,才能明白《论语》。也就是说,所谓的“读通《论语》”不是光读了一本《论语》,而是要读通六经,毓老师才会说:“真读通《论语》,能用出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毓老师也因读通《论语》,实用《论语》,一贯六经,才能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仅历久弥新,而且玉润珠圆。

毓老师讲学,妙解击蒙,大开生面,一个三十多坪(一坪约3.3平方米)的地下室讲堂,曾经挤满了两百多名学子挥汗听课。现在大学老师开课,大多有自己的著作,学子可以用来自修,补充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但毓老师讲学六十多年,学宗“述而不作”的孔子,自己并未写下任何文章。个人写定《子曰论语》后,发现《论语》一书大多不是孔子讲解六经之义的文章,而是弟子记录老师平时言行及与弟子相互答问的文章。因而仿照《论语》的成书方式,恭录编集毓老师的言行记录《礼元录》。

毓老师之学重实用,实用当然要易知易行,讲学要讲到听者能懂,毓老师称赞慈航法师讲唯识学,老太婆听了都会笑,他还说:“讲学通俗最难,讲完应叫听者都懂,作一大堆注才懂,非孔子之志”,“向学子讲学,不是大师;跟老百姓讲学,才是大师”,“《易经》《春秋》要讲得老百姓都听得懂”。

不过,毓老师所谓的“通俗”不是“讲白”,他说:“每一个字都有来源,都有生命,都有深意,这就是大;用今人短浅眼光,看几千年大人物,把典籍翻成白话文了事,就是小。”因此,毓老师所谓的“通俗”是“通神”,把深奥精粹的古文改用今人语言表达,让百姓都听得懂其中的经义,而非将古人智慧书说得简单肤浅。

一般认为,读不太懂的古文哲理较深奥,今人所用的白话文较平白粗浅。其实古文和白话文各有表达用语,精妙的白话文不一定不如古文,像孔子的“诲人不倦”,毓老师说得通俗,境界却不输孔子原文:“学生糊涂、蒙昧之时,沦为放牛班,孔子仍不放弃。”毓老师更进而说“君子不器”:“君子不器,自己不能只当个小用的小器皿,君子也要‘不弃’,不放弃自己,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孔子说“有教无类”,毓老师说:“孔子不知道哪块云会下雨,只要是云,就等同视之。”

我们读古书,常不自觉、习惯性地和古人产生不易跨越的距离,像一提到尧、舜,就自然尊称为古代“圣贤”,足以为今人效法,“圣贤”两字没有亲切感,毓老师有意通俗化,称尧、舜是“为人类服务者”,而《论语》第一个句子“子曰”,毓老师直言“我的老师说”,尧、舜、孔子似乎就在我们眼前。

《礼元录》初定稿,我请几个师兄校正,有师兄要我考虑,多加注解,我回说已遵奉毓老师力求行文通俗教诲,写得够白了。

《礼元录》的编撰,个人修订十次,原以为书中所记的毓老师教诲,应该可以了然于心。大约一年后,即将印行简体版,我重新检视《礼元录》,惊觉毓老师讲述的某些智慧学问,通俗易读,具备基本中国之学的人好似都看得懂,其实只是读懂每一个字,但整个句子的深意,我虽易稿十遍,却没能悟得实质启发,譬如毓老师说:“《四书》言人之尊严。”

《四书》有大人、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善人、士人、豪杰、英豪等称呼,又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伊尹、柳下惠、子产等圣贤名字,即在为人立标杆,使一般百姓可以效法,而《四书》中所论的仁、义、礼、智、信、忠、恕、让等德目,即是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应有的修为。

《论语》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勉弟子学成悦乐君子。《论语》末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提示君子人要知命、知礼、知言。《论语》从头到尾都言人,而“君子”就是“有尊严的人”。毓老师以简单扼要的“言人之尊严”,揭示《四书》要义,似乎难再有更言简意赅的说法了。“《四书》言人之尊严”,毓老师这一体悟,用通俗语言说出,今人看得懂,却不易深悟。古今用字有明显差异,今人读古书,若说是为了做君子,会有文绉绉、不合时宜的感觉,我们若依毓老师的教诲说,读古书是为求做人的尊严,而君子即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容易被接受。遗憾的是,毓老师有些话说得越通俗,境界却越高,我们越容易轻忽。

以“元”字为例,毓老师说“元是一切生之本,我们要尊生、慰生(或‘卫生’)、荣生,所以要‘奉元’,我们因而叫‘奉元书院’”,但毓老师后来越说越通俗,我们反而不易听懂:“‘元’就是要点了那一点”、“‘元’是种子”、“‘元’是生生本体符号”。

台中静德君在《礼元录》出版后,从师兄魏元珪处得到此书,专程南下高雄看我,提问了一些相关毓老师的学术思想,而后大约两个月南下一次,谈两三小时,买了一背包的《子曰论语》《长白又一村》《礼元录》,送给同好。他去东北时,也带了一些我写的书送人。去年夏初,他到北京,专程带了一套书到毓老师创建的满族研究院,向毓老师磕头。祭拜后,他拿了两个十元硬币当圣筊,掷后一个十元硬币滚进布幔内,他爬进去取出一看,两个十元硬币一阴一阳,他兴奋地说:“毓老师听到了!”

静德君告诉我,他的桌前摆了三本语录——《毛主席语录》《蒋公嘉言录》和《礼元录》,他每年都要到满族研究院叩头。

静德君未见过毓老师,只是读了毓老师的语录和传记,但他显现出的景仰热情,令我动容,深觉自己此生列入毓老师门墙,得到毓老师亲自点拨教诲,那可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福分。

毓老师在一百零四岁(2009年2月)上完最后一堂课《孙子兵法》,平日便不再接见学生,而对问学已告一段落的老学生,三四十年来也很少单独见面,只在每年开春年初一、初二,打开书院大门,从早上八点分批接见老学生。许多老学生把年初一、二当成每年的大事,像2011年年初二当天,毓老师见了一百三十名老学生。

毓老师辞世前三年,允许我每周回书院一次,请益三小时,几位学长向我表达羡慕之情。我遂有一个想法:我有幸得此机会,有责任细想这段难得的时光,回忆向毓老师请示了些什么问题,得到什么宝贵的真文。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毓老师创立“奉元书院”说:“不能叫台湾一地的人懂奉元,应该让全天下人都奉元。”毓老师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他的读书经验和讲学内容是人类文化遗产,而毓老师百年生命淬炼的绝学更应公之于世,让未受教毓老师的学子都知道毓老师的拯世真文和不传之学。于是,我写了这本《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简体本名为《毓老师讲学记》)。

《论语·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毓老师学孔子“四忧”,略作文字更易:“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学之不讲”是孔子、毓老师的“四忧”之一,毓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忧不能保存中国文化,曾说:“我死不死不管啊,三十年之后,必要有人能接着讲书。我也不怕死,就是为子孙忧。”毓老师担心后学未能接力讲下去:只有一棒接一棒,讲学如接力接着讲,中国之学才不会断绝。

《礼元录》出版后,“奉元书院”出版了《奉元讲录》五本:学长许晋溢笔记《毓老师讲中庸》,学长陈絅笔记《毓老师讲孙子》(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孙子兵法》)、《毓老师讲学庸》(简体版分开为两部书,名为《毓老师说中庸》和《毓老师说大学》)、《毓老师讲论语》(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论语》),学长陈明德、沙平颐、刘昊笔录整理的《毓老师讲庄子》(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庄子》)。感谢几位同门学长为毓老师所做的努力,《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多处引用,特表谢忱。

由于毓老师一再训诲,讲学要通俗,让大家都听得懂,《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书中的古字和虚字尽量减少,如“子曰”,有些地方就直书“孔子说”。

毓老师说熊十力夫子接了孔子的棒子,是第一棒,他接了第二棒,所以讲毓老师的学问,必得讲熊夫子的立说。熊夫子写书用字凝练苍劲,现代人欣赏可能有些吃力,个人为示尊重、引用他的思维立说,以原文为准。熊夫子宗述孔子,受王夫之影响甚大,王夫之著作不易阅读,个人引用时,部分作了较易阅读的解说语译。

说理当然要做客观叙述,但为了让毓老师之学较轻松阅读,本书有时采行第一人称主观叙述观点,不免加了些许个人的粗浅认知和体悟。

一般语译古文,先写古字原本,再括号语译。本书为方便阅读,有时直接语译行文,再括号原文,有的引文只语译相关部分,某些引文也采节录引用。

毓老师生于1906年重阳后一日。永怀师恩,《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择于2015年毓老师百秩晋十冥寿付梓发行。感谢师兄吴荣彬百忙中为本书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