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一章为孔子幼年，有时行文称“孔丘”，此章后概称“孔子”）在母亲颜氏照料下，长得又高又大，就像父亲孔纥般。孔子长九尺六寸（周制一尺合于今制19.91厘米，折算下来，身高约今天的191厘米），上身长、胳膊长，下身较短，体格强壮，筋骨劲健。
孔子虽身长体壮，性情却十分和顺。三岁的他，在双亲教导下，已能背诵先祖正考父的三十一字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
于是，鬻于是，以余口。”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叙孔子的幼时生活，只有简单一行字：“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好像只是轻描淡写孔子幼少年岁十分乖巧，喜好搬弄一些礼器祭器，其实祭器俎豆对孔丘一家意义重大，是孔子进取行健的根源。
孔家最重要的物件就是祭器俎豆。或许孔子的记忆深处，父亲曾抱他抚触俎豆、尊爵，他从小就特别喜欢把玩这些祭器；礼法上，妇女在祭祀时，要辅祭，帮助夫君，以彰显夫妇之别。颜氏配合夫君行礼、周旋动容、揖让进退。孔子稍长些，有了母亲的教诲，学来十分专注。
孔子成长的年代，许多孩子风行斗鸡赌博，或找漂亮的公鸡羽毛做鸡冠，比较谁人威风神气，孔子却不喜欢斗鸡游戏，他不时走往太庙。
周朝国祚八百多年，从周武王革命推翻殷纣，建都镐京开始，到周幽王被杀，镐京失陷于犬戎之手，今人简称为“西周”；从周平王迁都洛邑，直至秦朝统一天下，今人简称“东周”。“东周”又分两个时期，从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十四年（前722年）至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前476年），即鲁哀公十四年的二百四十二年间，称“春秋时代”；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的二百六十年间，称“战国时代”〔《战国策》有《东周策》和《西周策》。周考王（前440年—前426年在位）封其弟揭于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于巩（今河南省巩义市），因在王城之东，号“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号“西周”。“东周”与“西周”在历史上并存，而且都在“战国时代”的周朝后期，《战国策?东周策》因而有“东周”争战“西周”的章节〕。
周武王灭殷纣后大封功臣，封周公旦于曲阜，为“鲁公”，但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旦派长子伯禽代替，就封于鲁。武王死后，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王六年（前1110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前1109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周公后来遭流言中伤，曾奔逃到楚地。周公死后，真相大白，成王命鲁国得以郊祭文王，《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春秋时，鲁弑三君），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鲁国因而有天子礼乐，以褒扬周公之德。伯禽代父就封曲阜鲁国时，带来天子专用典籍、礼器，以及太史、太卜。
鲁国在伯禽励精图治下，领土不断扩增，孔子诞生时，除了原有都城以外，又有十八个以上的县邑。鲁国的国力仅次于晋、齐，与郑、宋、卫不相上下，除了正崛起的秦国之外，强于其他各国。
因而，古代鲁国的国都曲阜不仅是鲁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春秋时代各国的文化中心。曲阜古城规模方正，鲁宫建于城中心。鲁君一家和三桓都居住在鲁宫中，鲁国的太庙也设在这些宫殿中。由于鲁国可用天子礼乐，周礼在鲁宫保存完备，许多古代典籍也最齐全，春秋时代各国的著名学者都来鲁国，观看当时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周代礼乐制度和上古文献。
每一个国家都有太庙，供奉开国国君和历代国君的木主神位。鲁国的开国国君是周公。周公死后，伯禽在周成王十四年（前1102年），建立鲁太庙祭祀（“周公庙”前身）周公，太庙内放置了各种祭祀礼器、金人、鼎及欹具。太庙大殿有“周公姬旦尊位”，墙壁的字，是周公给儿子伯禽的训勉：“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白话意思是：有地位的君子不简慢他的族亲，不使大臣怨恨自己不被听信，老臣故人若没有发生严重过错，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孔子曾引述，见《论语?微子篇》）
太庙是国家权力、尊严、礼仪、文化的象征之地，国家如发生战争等大事，国君要和重臣在太庙谋议计策；古代国君对有德的人颁爵位，对有功之臣赐俸禄，必定在太庙中颁爵赐禄，表示自己不敢专擅。
心岸有声，历史巨涛撞击产生共鸣和回声。心眼之间，一条泉流续起古往今来、人海浮生。平常时候，太庙不开放供一般民众参观。不过，鲁宫广场、太庙附近不时聚集一些讲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儒者，和一些受过贵族四教，却因时局不安、周室不振而流落在外、以讲学为生的士人。
《礼记?内则》说：“六年，教之（子）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六年数与方名”，孩子六岁，教导数目和方向名称；十岁学书计，学习文字书写和计算，从早到晚实习少年事奉长者的礼仪。所以，六艺中的“礼”不是《礼》书，“书”也非《尚书》。
“周官”有“儒”者这一身份，以六艺之能得到人民尊重，并借此身份谋生。阙里在曲阜内，位于鲁城西南区，最大的优点是离鲁城很近。孔子在孔母的督促下，生活在曲阜的传统文化气氛中，自然接触到比较完整的周朝典章文献、礼仪制度，容易求教一些儒者，对礼仪有更深层的了悟，像祭器、饮器，孔子知道勺子的容量是一升，爵的容量是一升，觚的容量是三升。用爵献酒，用觯回敬。献一升，回敬一升，就相当于一个豆了。吃一豆肉，饮一豆酒，这是一般人的食量。
再者，宗庙祭礼，为了敬神，特别把种种祭品都改个比较典雅庄重的名称，这些名称专用于庙祀所宣读的祭辞当中：牛称作“一元大武”，猪称作“刚鬣”，小猪称作“腯肥”，羊称作“柔毛”，鸡称作“翰音”，狗称“羮献”，野鸡称作“疏趾”，兔子称作“明视”，干肉条称作“尹祭”，干鱼称作“商祭”，鲜鱼称作“脡祭”；水称作“清涤”，酒称作“清酌”，黍米饭称作“香合”，大黄米饭称作“香萁”，穈子米饭称作“明粢”，稻米饭称作“嘉蔬”，韭叶称作“丰本”，盐称作“咸鹾”；玉称作“嘉玉”，长短宽窄合乎制度的丝织品称作“量币”。
射箭的靶子未射前要以酒、脯、醢祭祀。箭靶叫“侯”，有深意，祭辞就是敬告诸侯不要心存不轨：“你们这些有功而安分的诸侯啊，不要像那些不安分的诸侯，不到王这里朝会。有些诸侯不安分，所以张开靶子用箭射他们。安分的诸侯有充足的饮食，祝他们子子孙孙做诸侯，赠予他们百福。”（《周礼?考工记?梓人》：“惟若宁侯，毋若或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
在礼仪之邦成长的孔子，不只心仪“周公之才之美”，也听到了当时一些贤人的名字和事迹，像是齐国的晏婴、吴国公子季札、郑国子产、晋国的韩康子。
孔子求学不仅多学，而且能思辨，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孔子自己有主见，不会人云亦云。
以郑国子产执政为例。孔子九岁时，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郑君授子产政事，子产从政一年，人民用歌声骂他：“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出自《春秋左氏传》，李长之（注：李长之(1910-1978年)，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山东利津人。1910年10月30日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为免于晋国和楚国交相侵陵，十四个诸侯国在宋地参加宋国大夫向戎所发起的“弭兵会议”，订立了和平盟约，互相约定不诉诸武力为国策，这使得鲁、卫、郑、曹四国，维持了四十年之久的和平，孔子在三四十岁以前，可说是生活在无战争威胁的太平日子中。这个氛围感染了孔子，使得孔子尔后思维开放，心胸宏阔。）译：提倡节俭，提倡节俭，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整顿军事，整顿军事，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谁杀子产，我们心甘情愿。）
子产执政三年，郑国百姓改口称赞：“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李长之译：我们子女，是子产教育。我们田地，是子产开辟。子产可别死，死了谁继续？）
孔子十岁发生一件言论自由争议的事。有郑国人在乡校议论执政者，郑国大夫然明建议子产捣毁该乡校，禁止国人异议，子产反对压制舆论的做法，给予乡校人士批评执政者的权利。
孔子长大思索这件事，曾感动地说：“从这件事看，谁要是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并进而观察子产，称赞子产是“君子”，因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篇》）
孔子观察子产、学习子产、思索子产，甚至欣赏子产撰写公文的方式，先要同事裨谌起草，又让世叔讨论修改，然后交子羽修饰，最后自己再进一步润色（孔子称赞子产处理公文的步骤，即使在今天，都可以成为公文撰写模式：起草、讨论、修饰、润色）。
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孔子六岁的那年夏天，小国鲁国是礼乐之邦，礼不只表现在个人的仪节进退中，也彰显于社会群体的生活中，古代礼节仪式不外乎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种。孔子三岁丧父，长大目睹寡母的艰辛茹苦，又牢记先祖正考父的谦卑祖训，为人处事和顺，加上个人求知欲强，敏而好学，不仅不耻下问，而且审问，对礼仪、礼文、礼节都审慎求问。孔子不是向一位儒者学习，而是尽可能向每位儒者求学，跟从这些儒者学礼学艺。孔子对礼的娴熟很快地传开来，曲阜不少关心礼的人们都知道有个陬人的儿子知礼。
孔子不只知礼的仪文，他还从一些未入吏门的士，学得当时的“官书”《诗》《书》《礼》《乐》，他牢记《诗》《书》《礼》，又对音乐显示高度的学习兴趣。孔子个子高大，丹田有力，喜欢唱歌，听人唱得好，必求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也合唱起来。孔子还会玩乐器，他能击石制的磬、弹七根弦子的琴与二十五根弦子的瑟。
孔子不是只学文，六艺中的射艺和御艺也都精熟。
曲阜城里每年都会举行各种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神灵的庆典，从国君到臣民都前往参加祭祀和饮酒的活动，有的还参加国君主持的选武士射箭比赛。这些社祭大多在春、秋二季举行，在州序（养老地方）进行乡饮酒和乡射礼。春祭社礼祈雨求五谷丰登，秋祭社礼庆五谷丰稔，向神报功，如果春祭又是腊祭时，男女都来参加盛会，杀牲祭飨，载歌载舞。
孔子常常在矍相（在山东省曲阜市城内阙里西）的园圃射箭，欣赏他射艺的人站在一起，像一堵长墙一样，他以“君子之道”来说射箭的真义：“射主中，不主贯皮，因为射者之力不同等。君子重礼让，没有什么可争的。只有在比射的时候，不能无争。古礼，射箭时，人须走向堂上去射。上去时，还要对比试的人谦逊一回，作一个揖。箭射过以后，仍作一个揖，走出堂来。胜负已定，负者饮罚酒，这就是‘其争也君子’。”
孔子也擅长御车，他后来曾告诉门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篇》）孔子的执御，不只是御车，也有御国之意。
孔子多才多能，固然迫于身世低贱，另方面也因自身好学，才有出色的成绩，他不讳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而孔子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也自我评荐说：“吾十有五而（‘而’，能也）志于学。”孔子不客气地说自己十五岁时，已能立其学。
孔子十五岁这年，是鲁昭公五年（前537年），鲁国上层政治发生重大变化，鲁国公室权力遭架空，“三桓”四分公权，正卿大夫的季氏选择公权其中二分，占据鲁国大半个国家的权力、资源，其余由孟氏和叔孙氏分占。鲁国军政权力操纵在季氏手中，鲁国国君昭公所依靠的收入只是三桓提供的一些贡物。
“三桓”说的是鲁桓公的儿子。鲁桓公有四个儿子，长子是鲁庄公，庄公的后裔便成为鲁国之君。次子是公子庆父，他的后代称为仲孙氏（亦称孟孙氏）。三子是公子牙，后代叫叔孙氏。四子是公子友，后代叫季孙氏。
鲁庄公是春秋时代鲁国列君中，数一数二的国君，他曾率领了一千乘的甲车，三万名的士兵，支持齐桓公尊王攘夷，《诗经》有赞美他的诗。
不幸的是，鲁庄公一死，鲁国便开始了一连串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逆伦失德夺权情事，最后由公子友平定局势，公子友先后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可说是三朝元老。公子友，本名季氏行父，后氏称他为季文子。季文子安定了鲁国，是鲁国的功臣，但在他执政的时候，三桓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三个卿大夫窃夺了君权，又是鲁国的罪人。
鲁国国政掌控在三个卿大夫司徒、司马、司空手上，这三个卿大夫爵位成了后世三桓的世袭之位，季氏权力最大。
孔子的真正人生应从十七岁开始，而最早对他指名道姓、称赞他的是三桓的鲁大夫孟厘子。
《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章的重要，不只孔子揭示孝道基础在“无违”，且说明所谓“无违”，是无违礼，生、死、葬，都要以礼，孔子还无意中提及一个关涉孔子周游列国的鲁大夫孟懿子，而这个向孔子问礼问孝的大夫弟子孟懿子及鲁人南宫敬叔，何时向孔子拜师及师生情谊，事关孔子的生平。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躬，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
于是，鬻于是，以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世家》的记载十分明确，鲁国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吾即没”，亦即孟釐子病危前遗言自己的嫡长子孟懿子，在他死后，向年少好礼的孔子学礼。孟釐子还特别叮咛，向孔子学礼，还要跟鲁国人南宫敬叔一起前往拜师。这段文末还有小注记：“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鲁周公世家》也说：“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季武子卒这年，孔子十七岁。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应该在孟釐子死后不久，就向孔子学礼，孔子收徒大约在二十岁前后。
但后代有些学人认为孟釐子卒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孔子年三十四岁，而孔子授徒宜定为“三十而立”的三十岁。
这些学人，采行这说法是根据《左传》记载的其中两段相关文字：一、《昭公七年》传文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下引弗父何的鼎铭，内容和《孔子世家》大抵相同。二、《昭公十一年》：《经》曰：“仲孙貜会邾子，盟于祲祥。”《传》曰：“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修好，礼也。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历史所写的书，《春秋》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一部断代的编年史。《春秋》取四季的二季（“春秋”本为编年之通称，指孔子所作而言则为专名），《史记》说《春秋》一书“约其文辞而指博”，简严极了。《春秋》的传，现列十三经中的有三种，《公羊传》与《穀梁传》为今文，释《春秋经》书法的义例；《左传》为古文，详述《春秋经》所记的事实。
《左传》的记载，宜先思辨查明《孔子世家》的“孟釐子”，是否即为《左传》的“孟僖子”，一般学人都认为“孟釐子”即“孟僖子”。后文记录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是两兄弟，孟僖子生这二子，故事十分离奇，说是泉丘人有个女子，梦见她的帷帐现出孟氏的家庙，她就奔向孟僖子，她的邻女跟她一同去，在清丘之社盟誓，说：“有了儿子，谁也不能抛弃谁。”孟僖子叫她们帮助她的侍妾薳氏，从祲祥回来就在薳氏那儿住着。泉丘女生了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她的邻女没有儿子，就叫她养敬叔。
《左传》记载孟懿子、南宫敬叔的出生近似神话。孟懿子、南宫敬叔若生于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孔子年二十一岁，孟釐子怎么可能在四年前病危时，就预知四年后会生下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再者，《孔子世家》记载的孟懿子是他的嗣子，而泉丘女生下孟懿子、南宫敬叔，还要去侍奉他的侍妾薳氏。且《孔子世家》明载“鲁人”南宫敬叔，说明二人非兄弟。故而孟懿子的父亲当以《孔子世家》所载“孟釐子”为准，南宫敬叔是孟釐子所信任的人，年纪可能大于孟懿子，《左传》记载不值采信（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说“僖”是“小心畏忌”，“釐”是“质渊受谏”、“有罚而还”，“僖”、“釐”不同，但《史记?晋世家》记载曹公对重耳不礼貌，曹大夫“釐”负羁劝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僖”负羁。齐大夫陈乞，谥“僖”，史称陈僖子，《史记》作“田乞”、“田釐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孟懿子的父亲是孟釐子，《左传》作孟僖子）。
《左传》所谈的“孟僖子”和《史记》的“孟釐子”叙述不一，我们当以《史记》为准。因为《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经文说“春王三月丙戌，仲孙貜卒”，鲁昭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18年，孔子已三十四岁。孟釐子不可能在十七年前“即将死也”，直到十七年后才死，所以《左传》所谓的“仲孙貜”不是孟懿子的父亲孟釐子。更何况孔子在三十岁相鲁君见来访的齐君，三十五岁就带弟子前往齐国。
孟釐子称道孔子是知礼的达者，这当是曲阜人的公认，赞说孔子的祖先从弗父何将君位让厉公，以及正考父佐三君得三命，且鼎铭之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应该是孔子向曲阜人所述的祖德宗功，孟釐子辗转得知，而这正是孔子往后所谓的“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孔子以继志述事来展现他的孝道，孟釐厘子看出孔子这年轻人知礼。
十七岁，孔子的知礼达孝不只表现在他的渊博知识上，也表现在他的具体行动中。这一年，天愁地惨，孔子痛彻心扉，生他、养他、一手拉拔他长大的母亲颜氏千万不舍地作别人间，永辞爱儿。
《论语》及其他相关孔子的古籍，都没有叙述孔子对含辛茹苦的娘亲感情，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弟子曾子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篇》）理解了悟一个人只有父母丧亡时的悲伤最见真情。就这句话，我们可以体会至孝的孔子，在他即将成年前，苍天不佑，丧失慈母，反哺未能，那种痛断肝肠的天丧之痛，当是锥心的煎熬。
就在孔母死后一年的练祭时（父母死后一周年的祭礼叫“小祥”，也叫“练祭”），一个长得高壮、形貌有点像孔子的人出现，名叫阳货，是季氏的家臣，他私下向孔子说：“季氏将邀宴士人，你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我不知道，如果邀请我，虽然仍在衰绖，也会前往。”阳货接着说：“你大概认为不会这样吧，季氏宴士，没有邀请你。”
阳货是季氏的掌权家臣，邀请孔子不是难事，阳货为何利用孔母练祭之日来祭拜，并私下告诉孔子，颇有挑拨孔子和季氏的意味；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阳货已经注意到孔子，并有意拉拢，他应是继孟釐子后，另一个赏识孔子的权贵人物（《史记?孔子世家》有另一说法，说孔子还居丧时，季氏飨士，孔子前往。阳货嘲笑说，季氏飨士，没邀请他）。
孔子为母亲服丧满了二十五个月（三年丧不是服满三十六个月，而是两年又过一个月），举行大祥祭后，又过了五天，开始弹琴。古礼大祥祭之日，要鼓素琴，告诉人民，丧亲哀痛终须结束，有所节制，但还不成声调；十天以后吹笙，才能吹成歌曲。
除服不久，孔子二十岁。礼始于冠，本于婚。依礼要加冠成年，用以表明被加冠者以后将以继承人的身份替代父亲为一家之主。三次加冠后，要请贵宾郑重地给他拟定个表字，幼年称名，成年就称他的表字。孔子父母已不在，仍要行冠礼，未加冠不得在外与成人行礼。孔子请来大哥孟皮，自己举行冠礼，在加冠之后撤去为冠礼而陈设的各种器物，打扫家庙而祭告亡父。祭告完毕就去拜见伯叔，最后设醴来酬谢为自己加冠的正宾及其助手。
古礼是在加冠后，请正宾拟个表字，这就是“成人之道”。正宾要祝辞，冠者要答对。正宾的祝辞是：“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保受之。曰伯某甫。”〔礼仪已经齐备，在此良月吉日，宣布你的表字。你的表字无比美好，适宜英俊的男士拥有。适宜就有福佑，愿你永远保有。你的表字就叫“仲尼”（译文参考彭林译注《仪礼》）〕古人的表字加“伯、仲、叔、季”排行。孔子排行第二，所以“仲尼”的“仲”是排行，正宾只取一个“尼”字，孔子可能和正宾商议给自己取“尼”的字，“尼”合“丘”，即“尼丘”，纪念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下他。
寡母去矣！天宽地广，人海辽阔，孔子却孑然一身。孔子要继续求学，先得求生求存，维持生计。彼时的儒者，利用六艺过日子，知礼成名的孔子大概在成年，就开始收了几名学礼的弟子，包括孟釐子的儿子孟懿子和一个鲁国人南宫敬叔。
母亲死，三年除丧，孔子已近二十岁。孔子没有父母安排，成年后除了谋生外，也得处理一件自己的人生大事。古人加冠后，男当娶妻。脑海深处不忘先祖是殷人宋民的孔子，经过明媒撮合，娶了宋国女子亓官氏（“丌”，“其”的古字，《墨子》书“其”皆作“丌”，唐代有“丌官”，“丌官”是复姓）。
就像孔纥有后的喜悦，孔子隔年即有了长子（有学人认为孔子二十岁得子，但孔子二十加冠才娶妻，个人因而认为孔子二十一岁生鲤）。有了后代继志述事，可以告慰九泉的双亲，当然，也应周知亲朋好友。孔子得子后，大概他的弟子南宫敬叔上告鲁君。鲁君遣人送来一条大鲤鱼（《晏子春秋》最后一章说，晏子死后十七年，一次景公请诸大夫饮酒，以射靶为乐，明明射偏了，堂上诸大夫齐喝彩，景公气得变了脸，思念起直言劝谏的晏子来。臣子弦章说，这是诸臣认为你景公喜好听阿谀的话，景公于是当场送弦章五十车鱼。古代国君大概有赐鱼风尚）。荣君之贶（贶音kuàng，赐予、加惠），孔子因而命他的长子名“鲤”。孔鲤排辈为老大，“伯”和“孟”是排序居长者，孔鲤成年就字“伯鱼”。
孔子连造士受召的资格都没有，大儿子孔鲤在他二十岁左右出生，何以一国之君鲁昭公会派人送来一尾大鲤鱼致喜，可能原因就是有权贵人物向鲁君言说。孔子二十出头，已收孟懿子、南宫敬叔为徒，应是合理推论。
南宫敬叔姓南宫，“敬”是谥，可知南宫敬叔也是大夫。《史记?孔子世家》说：“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礼焉。”古代“人”与“民”有别，“人”是有地位者，《史记》特别载南宫敬叔为“鲁人”，即重其位。南宫敬叔善交，他能说动鲁哀公帮助孔子给车子西行洛邑问礼，他在鲁桓公、鲁釐公庙失火时，还指挥救火，可称贤士。南宫敬叔这个鲁国贵族子弟拜孔子为师，对孔子有相当大的助益。孔子可能通过南宫敬叔，安排进入鲁国的太庙观赏。
太庙有专门有司负责祭器、乐器等礼器的导览解说，有些外头不容易见到，一般人不明白的特质、用途、用法。孔子难得进入太庙，不愿走马看花，草草一游，他逮得机会，问得深入仔细，几乎每一件礼器都提问。观游后，有个有司就不以然地说：“谁说那个陬邑人家的儿子知礼，如果知礼，怎么每一物，每一事都要问。”孔子听了，淡淡地说：“这就是礼啊！”
孔子的修学之方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即“审问之”，才不至于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收了大夫儿子为徒，最大意义，不是因而得了贵族门生，而是因南宫敬叔得以认识鲁昭公和季孙氏。
孔子虽收了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为徒，但孔子那时生计仍然艰困，尤其婚后又有了儿子和女儿，只收几个门徒，不足以维生，或许是世袭司空的弟子孟懿子或南宫敬叔，先后替孔子安排了“委吏”和“乘田”两种工作。“委吏”如现在的基层委任事务官，古时候所谓的“有司”，主管仓库，“乘田”则是主管牛羊放牧蓄蕃之事。这两种小基层公务，孔子做来轻松，没有一点成就感。孔子十五岁就志于学，于是向南宫敬叔说，希望能够到洛邑看看周初的文物风情。南宫敬叔说动了鲁君，给了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童子，西去洛邑问礼。《史记》虽说是鲁君帮忙，还须经过季氏同意，孔子故而说：“季氏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出自《孔子家语》，意为：自从季孙赠我千钟粟，我又转送缺粮的朋友，我和朋友间的关系就更亲密了。自从南宫敬叔为我提供了车马后，我的道更加容易推行。所以，我讲的道虽然可贵，必须有时机才会被人看重、有形势才能实行。）
南宫敬叔让孔子得以西去洛邑观赏郁郁周文，并问礼老子，对孔子未来影响甚巨。
周文王先祖太王古公亶父，受狄戎侵扰，在岐下周原站住脚跟，后来伐纣，立朝镐京，即今日陕西，为了国防安全，东方需要设立屏障，于是命周公前往洛邑（今洛阳附近）建新都。成王七年，成王前往洛邑慰勉周公，《尚书》有《洛诰》一篇，记载周公与成王的君臣应对。
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王城于是迁到洛邑。孔子若要接触周朝的礼乐典章文物，就要到洛邑。孔子因南宫敬叔的帮忙，得以到洛邑，见到周王城的守藏史老彭。
《礼记?曾子问》曾子问道：“古代天子诸侯出师，必定要重载迁庙神主随行吗？”（《史记?周本纪》说“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伐纣载文王木主，曾子因此问夫子）孔子回答说：“我听老聃这样说：天子驾崩，诸侯去世，就由神职官长太祝取出各庙神主集中藏在太祝庙，象征祖先们为国有凶事而聚会，这是合乎礼的。合祭于太祖庙时，就由太祖迎接高祖庙、曾祖庙、祖庙、四祖庙的神主，合食于太祖庙，凡是依神主出庙或送神主回庙，必定警戒，禁止闲人通行。”（原文：“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孔子所引老聃的师行必迁庙主的说法，非一般专家所能作答，只有像守藏史这种人才知道这种师行迁庙主之礼，所以孔子问礼的对象应该是《论语》中所说的“老彭”，名聃，字彭，尊称老子。
《礼记?曾子问》的孔子闻诸“老聃”叙述，还有三处：
一、曾子问孔子，出葬的柩车已牵引到路上，突然发生日食，送葬之事要不要变动，孔子曾请教老聃，并引了老聃的说法。
二、曾子问孔子：“按常规说，八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之葬，叫下殇，在住家园圃挖坑掩埋，这是路近的做法，假如墓穴逢远该怎么办？”孔子再引了老聃的说法。
三、子夏问孔子，为父母守三年丧，但遇到国家有战争，不能逃兵役，理当如此吗？孔子又引老聃的说法。
以上四例孔子皆曰“吾闻诸老聃曰”，孔子闻知老聃的，都是丧葬之礼，绝不可能是“五千言”（指《道德经》）的话，而是孔子从周室守藏史得知的话，周室守藏史名叫“老聃”。
周朝的守藏史掌管天下重要图书典籍，孔子披阅博览未见的古圣先贤要籍，并从书中汲取智慧，故能在晚年删定《诗》《书》《礼》《乐》，并作《易传》《春秋》，集大成。
孔子请益的守藏史老子是一位谦虚知礼的长者。《史记》说老子在孔子告别时赠言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用财物，仁德的人送人用言辞。我非富贵，只好盗取仁人的名号，就说几句话送你：“一个聪明又能深思明察的人，却常遭到困厄，几乎丧生，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识见广大的人，却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由于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后果。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属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本身。”）
这个以言相赠的周朝守藏史，以“仁”这个字赠孔子，而如何“为仁”呢？守藏史提出了“孝悌”之道：“为人子者，毋以有己”，即“孝”，事亲之道；“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即“悌”，事长之道。
“仁”是中国之学，《论语》最重要的一个字，即“仁”，孔子后来以“仁”统摄诸德，“仁”字在《论语》出现一百零九次，孔子向弟子说仁，弟子向孔子问仁。《论语》首篇第二章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行仁之本，行仁以孝悌为本，虽是孔门弟子有若说的，应该是有若引孔子之说。
孔子问礼于守藏史，礼以行仁，孔子后来告诉他的弟子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行仁不只要行孝悌之道，也可以从克己私欲、复存本心之礼着手。
因此，这周室守藏史相赠孔子的七十五字，概括了孔子早期教学的主要内容。孔子以守藏史为师，守藏史是一个知仁知礼、尽忠尽孝的君子儒、中国仁学的传播者。
这个周室守藏史为谁？《史记》说是“老子”，“子”是尊称，“老子”是“老姓”的一位贤者。不过，因为就在孔子讲学相近时间，也有一本著作五千言的书，叫《道德经》，说是老子所作，因而也称《道德经》为《老子》。
五千言《道德经》作者老子，姓李，名聃，非姓老，五千言之言，畅说绝仁弃义、礼为乱之首，和孔子问礼的守藏史思维大不同，可是司马迁却将孔子问礼的守藏史老子和《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混同为一人，而作了不合史实的叙述。
《孔子世家》明确记录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孔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老子送孔子的是仁义之言。
奇怪的是，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说老子是“老聃”，不仅把周室守藏史说成五千言《老子》的作者，且创作了一个神灵精怪的反礼人物：“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司马迁写老子，好似分饰阴阳二侠，道家的老子如高深玄妙的武学大师，使用的功夫变幻莫测，风雷隐隐，神出鬼没，有如天上神龙。
或许就是司马迁有意使弄，道家信徒总是宣称《老子》比《论语》早出，他们的教主老子是孔子之师，他们不重视《史记》的另一史实，真有西周守藏史叫“老子”，名“聃”，字“彭”，是孔子学礼、学仁的心仪老师；他们不在乎事实真相“五千言”的真正作者姓“李”，名“耳”，而非周室守藏史（姓老、名聃、字彭）。
孔子回鲁后，并未忘记这“老姓”的守藏史老子，认为这个守藏史虽然没有创作，只是传述中国之学，但确是值得钦佩效法的贤者、君子儒，孔子希望自己能以这位守藏史为学习榜样，《论语》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私下希望能和他比肩看齐的这位“老彭”，就是孔子问礼的“老姓”贤者，名“聃”，字“彭”（古人尊敬长者称字而非名，孔子故而不说“老聃”）。“老彭”非老姓和彭姓二人（后世学人常怀疑“老彭”为一个人的姓名。《大戴礼记?虞戴德第七十》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就记载了殷代有个贤大夫叫“老彭”），而是孔子问礼、启迪孔子哲思的周室守藏史。
洛邑为东周京畿之地，礼乐之都。孔子时，洛邑最有名的礼学大师是老彭，音乐大师则是苌弘。孔子不只问礼于老彭，也问乐于苌弘。
孔子西行洛邑，除了问礼老彭，问乐苌弘，还观赏了周朝太祖后稷庙和宣明政教的明堂。
孔子在周室洛邑，进入太祖后稷的庙前。庙堂右边台阶前有铜铸人像，嘴巴被封了三层，铜像背后刻有铭文：“这是古代说话谨慎的人。警戒啊！不要多言，多言多败；不要多数，多数多患。安乐时一定要警戒，不要做后悔的事。不要以为话多不会有什么伤害，祸患是长远的；不要以为话多没什么害处，祸患将是很大的；不要认为别人听不到，神在监视着你。初起的火苗不可扑灭，变成熊熊大火怎么办？涓涓细流不堵塞，终将汇集为江河。长长的线不弄断，将有可能结成网。细小的枝条不剪掉，将来就要用斧砍。如能谨慎，是福的根源。口能造成什么伤害？是祸的大门。强横的人不得好死，争强好胜的人必定会遇到对手。盗贼憎恨物主，民众怨恨长官。君子知道天下的事不可事事争上，所以宁愿居下，知道不可能总居于众人之先，所以宁愿在后。温和谦恭谨慎修德，会使人仰慕；守住柔弱保持卑下，没人能够超越。人人都奔向那里，我独自守在这里；人人都在变动，我独自不移。智慧藏在心里，不向别人炫耀技艺。我虽然尊贵高尚，人们也不会害我。有谁能做到这样？江海虽然处于下游，却能容纳百川，因为它地势低下。上天不会亲近人，却能使人处在它的下面。要以此为戒啊！”（原文参见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后续孔子讲话，本处为直译）
孔子静立金（古代铜称“吉金”）人前思量，“无多言，多言必败”，智者必谨言慎行。
孔子也观赏明堂。《大戴礼记》说，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用茅草盖屋。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诸侯尊卑和政教的地方。明堂四门的墙上有尧、舜和桀、纣的画像，画出了每个人善恶的容貌，并有关于国家兴亡告诫的话。还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成王背对着屏风，面朝南，接受诸侯觐见的画像。
孔子对天子宣教的明堂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明堂亦是天子接待来朝的天下诸侯之处。诸侯当然不能设明堂，鲁国也不能，但鲁国太庙的规划如明堂。
孔子在画像前徘徊仰望，向跟随的人说：“这是周公能使周朝兴盛的原因啊！明亮的镜子可以照出形貌，往昔的事情可以用来了解今日。君王不努力沿着国家安定的路上走，而忽视国家危亡的原因，这和倒着跑，却想赶上前面的人一样，难道不迷惑吗？”
孔子在明堂看到周朝文物的丰盛，由衷佩服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他也看到周公的盛德，他想念梦见周公之道。
孔子的思想进入了第一个时期：从周。肯定周朝丰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