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事出突然，阎锡山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事，响应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二十日），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成功。从此拉开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序幕。
武昌起义犹如一团烈火，迅速燃遍中华大地。湖南和陕西在同一天首先响应，十几天后，江西也揭竿而起。
辛亥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清廷。山西地处京畿，而陕西的起义又从侧面威胁到山西，这就使得清山西当局更为恐慌不安。因此，调任山西巡抚的陆钟琦（进士出身，顺天宛平县人，前为江苏布政使）一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召集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四十三协协统谭振德以及布政使王庆平、提法使李盛铎、提学使骆成骧、劝业道王大贞、巡警道连印等高级官员会商对策。而在此之前，陆钟琦因对同盟会的活动早有所闻，就予作防范，又是修理城墙，又是召见留日学生和到各学堂去视察，并且，以视察新军为名，统计官兵无辫人数，还着人搜集同盟会会员名单，准备一网打尽（刘存善：《山西辛亥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陆钟琦等还认为新军不可靠，为防不测，应该将其调到省城太原以外驻防，立即调回旧军巡防队两旗（每旗300余人）到太原驻防，守卫巡抚衙门和弹药库等要害部门。山西管辖的巡防队约有6000人左右，分为前、中、后三路，前路驻临汾，担任河东及上党地区各州县的防务；中路驻大同，担任韩信岭以北，外长城以南地区的防务；后路归绥远将军节制，担任口外各旗的防务。各路巡防队原则上每路7旗，除此之外，还有太原巡防队。从地理位置和防区上来看，这调入的两旗巡防队，显然是从中路抽调的，其力量也是相当薄弱的，可是，这两旗人马，也未能抵达太原，因为当他们行至忻州时，太原起义已经爆发。
与此同时，陆钟琦想出了另一对策，就是把他儿子陆光熙（字亮臣）召到太原，让其联络革命党人，只所以如此，是因为陆光熙是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他也知道阎锡山是同盟会员，还参加了“铁血丈夫团”，但他本人的主张与阎不同。陆钟琦想以这层关系，让其子劝说阎锡山并了解阎的意图，这实际上是一种缓兵之计。据阎锡山回忆说：陆亮臣“来并翌晨即访我谈话，见面即开口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答‘武昌事件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我们谈武昌事件，还有点太早’。他继续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和兄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即笑说‘这话说到那里去了，你今日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否可以和姚总办一起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说‘我通知他吧。’”阎锡山与陆光熙见面的当天晚上，到督练公所去见总办姚鸿发，问他亮臣是否来访过他。姚说来过了，并对阎说他和你谈的很好，是否再过几天共同谈谈，阎说请总办决定吧，遂辞出。阎锡山从督练公所回来后，赵戴文忙问他陆公子来究竟做什幺？阎说：“顶好也是想敷衍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他父亲联合大家，做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阎锡山年谱》（一），第36、41、42页）。
阎锡山对陆光熙造访目的的判断是对的。陆光熙、姚鸿发一再所说的与他谈谈，就是想稳住阎锡山等革命党人，以便实施他们运枪开兵的计划。即把山西原有的5000支德国造新枪运往河南3000支，并随带子弹（其时，已运走一部分）；再就是把同盟会掌握的两标人马调出太原，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队接替太原防务。这两项计划如若实现，将对河南和山西的革命起义造成极大的不利。然而，清山西当局的这个计划，还是被阎锡山等革命党人得知了。因为，武昌起义后，早就跃跃欲试的山西革命党人，不能不密切关注清山西当局的一举一动，并积极做好响应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按照当初同盟会决定的山西革命任务，是“俟革命军到河南境内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此为辛亥革命以前之决策”。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同盟会因种种关系，分革命任务为江南江北两部分，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地点，都主张应在江南，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革命发动后，清军不易集中反击；一方面江南有海口，容易输入军用物资和得到外人援助，并且江南的革命潮，也要比江北高。
但是，由于清当局正在加紧实施运枪开兵计划，迫使山西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举行起义。而提前起义，势必要有很大风险，因为武昌起义后，清廷即派陆军部尚书荫昌、南洋水师提督萨镇冰统海陆军竭力攻之，若山西提前起义，清政府将会为除肘腋之患，而调攻汉之全力，以攻山西。然而，若不提前起义，南方的革命将会受到更大摧残，如果趁清廷重兵南攻之机，在山西发动起义，也是对南方革命的响应。正是在这种严峻的事关大局的形势下，阎锡山遂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正如他所说：“我未遵照原定计划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即在武昌起义后，大势尚未分明，提早在太原起义，此非原定计划，乃受形势所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原来，就在阎锡山从姚鸿发那儿出来后，向督练公所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之事，已经决定赶快实行。因此，他从督练公所回来后，正在等他的赵戴文在问完陆光熙来访的目的后，对于运枪开兵一事，提出建议，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和大家商量个办法？”阎锡山认为不妥，说“革命是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阎锡山年谱》（一），第41—42页）。
阎锡山等为了做好提前起义的准备工作，先是对革命党人能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分析。阎锡山认为第八十六标的三个管带中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镛是个旗人，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镛一人囚禁起来，即无其它顾虑。骑炮营多是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剧烈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八十五标，因为标统黄国梁虽然与我私交甚好，但不是同志，他的3个管带，白和庵、姚以价、熊国斌亦然，故不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这时，赵戴文又问他：“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吗？”阎锡山说：“是，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意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的路子还有”（1968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转引自《山西文史资料》第66、67合辑，第48页）。
其次，就是尽量拖延两标新军调离太原的时间，并研究应变的措施。太原起义的前几天，即农历九月初五（10月26日）阎锡山就对从五台会馆征询同盟会员对于起义意见返回的张树帜说：兹事体大，非赖军队不为功，现有时机可乘，抚台陆钟琦令驻城外八十五标标统黄国梁带全标往韩信岭南驻扎，以御陕省民军，以此要求储蓄金及水壶、水碗、毛毯等件。按征兵规则，每兵月有储金2两，统计约有兵饷7万余两，现时库款支拙，断难如数发给。即开出军用要品，亦难一时备购，以此借口罢兵不动计。陆抚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先发制人，乘此即杀八十五标三营恶劣之管带熊国斌，纵陆抚派我全标军队出为攻打，我以同室不操戈为辞，陆抚亦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乘机复杀本标三营管带满虏瑞镛，令三营兵士勿离原驻地点，各安秩序，一面令咨议局议长梁君善济向陆抚呈明兵变情形，逼令陆抚出城，派人护送，或城南小店镇、或城北阳曲湾，令其暂住，以避危险，俟大局甫定，即护送归籍。一面到咨议局大开会议，大举都督，意不在伤一人，不毁一物，以收文明改革之效果（李茂盛、雒春普、杨建中著：《阎锡山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7页）。
清山西当局为了防止新军生变，平时是不允许新军携带子弹的，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方发给子弹。有枪无弹，自然难以举事，因此只好等待时机。
正当阎锡山等积极筹划的时候，1911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日）山西巡抚陆钟琦命令第八十五标先行出发，并且，怕整队出发，中途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而，令标统黄国梁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它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未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86页）。
阎锡山得到这一消息后，“即认为起义的时间，势不得再缓，遂决趁九月八日（农历）实行起义”，为此，九月七日，阎锡山派张树帜去一标运动，“先运动同盟会的下级军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盟会员的下级军官，以下级军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管带（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另一方面嘱咐一标见习军官高冠南（字丽江，五台人），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张树帜，“先从一营入手，因为该营奉命于九月初八出发，出发前一日才发给子弹四万粒。此时二、三两营，尚未接到出发命令，未领取子弹”。并且规定了联络暗号，若运用好后，即以电话告阎锡山“债讨起”，否则告他“债不能讨”。张树帜临行前，阎锡山还特别告诉他，“你纵然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阎锡山年谱》（一），第36—38页）。
阎锡山这样重视一标即第八十五标的兵运工作，是因为该标标统是黄国梁。黄国梁虽然与阎锡山是结拜弟兄，又同时留学日本，关系甚为密切，但他本人却不是同盟会员，只是革命的同情者，而南桂馨虽是同盟会员，在一标却屈居黄国梁之下。而一标又是首先接到命令要开拔的新军，只有把一标的工作做好了，届时，两标新军才能协调行动，形成合力，获得起义成功，否则，即使阎锡山的二标再行努力，也只会成为孤军作战，如若一标为反动军官所掌握，再向二标发起平叛围剿，那事情将会变得更糟。从这里可以看出，阎锡山对于提前举事的计划，并非顾此失彼，而是有其全盘考虑的。
事实上也证明了阎锡山对一标的积极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南桂馨将起义的决定传达给一标二营前队队管王嗣昌、二营右队三棚正兵杨彭龄后，杨彭龄找到省城警界缉探队队管李成林，要他“在29日早上六点钟前，务必把新南门打开，起义军进城时，不要让他的部下和起义军发生冲突”（郭登瀛：《参加起义先锋队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9辑），这就为起义军顺利进城铺平了道路。其次，通过张树帜对一标一营各级军官的工作，使他们打消了军队南下后借用哥老会的力量反攻太原的想法，拥护在省城举事的计划，并且，“又会本营士兵，持枪站队领取子弹，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士兵要求速发子弹，官长言子弹库汝等所知，可自行去取，遂一拥而入，任意携带”。同时在完全争取到一营后，经过工作，二营各队官也“咸谓吾辈素有此意，岂肯让人先我着鞭，卒至自失价值，遂报告本营管带姚以价，以价立表同情”。再次，确定了一标起义部队的指挥及其部署。姚以价不但表示同情革命，而且“愿自任司令事”，并当即下令该营，“前左二队攻抚署，右后二队守军装库，一营右后二队派苗文华率领攻满营”（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第87—88页）。
不仅如此，就在当天下午，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黄国梁、南桂馨等人，又在黄国梁家中开会计议起义办法，只所以要在黄国梁家商议这等大事，也是阎锡山等人对黄国梁的主动争取。会上，南桂馨提议：“我军开到河岸后，联合陕军，反攻运城、临汾、太原”。而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等“均主张在省起义，即是首府革命，影响极大，最好明早一、二营领到子弹，及时发动”（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86页）。
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又召集二标中下级军官11人在他家中开会。他首先问大家：“我们是遵命开，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阎又问大家：“一标不同情怎幺办？骑炮营有没有办法？”大家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提出一半人来”。会议进行至半夜。这时，一标有电话来，按约定暗号，知道运用成功。于是当即决定让他们回去按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正当大家刚出了阎锡山的家门，突然被瑞镛的弟弟瑞禄拦住，拉住排长李执中（崞县唐林岗人）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可是李执中却以为事情已经败露，遂跳了井（后被救起），他们返回来向阎报告此事，阎很着急，但他仍命大家随时与他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阎锡山年谱》（一），第38页）。
对于阎锡山提前起义的决定，从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员的责任这个角度讲，可以说是太原革命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应当说是阎锡山。因为阎锡山是老同盟会员，又是“铁血丈夫团”成员。自其出任一标教练官以来，就加紧了部队下层的工作，而接任标统后，更把培养骨干，提高部队战斗力，当作了将来“以图大举”的重要环节。而黄国梁虽然也是标统，握有兵权，但他不是同盟会员，仅对起义持同情态度。否则，他也许早就在一标像阎锡山那样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了，当阎锡山决定提前起义后，也就不需要阎锡山派张树帜、南桂馨等人为一标操心，对一标那样艰苦的工作了。再就是起义本身而言，它是相当冒险的事情，也是没有掌握一定兵权且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的人敢所为、首先倡言的事情。阎锡山当时就具备了这些条件。温寿泉、南桂馨虽然官职不低，但却无实际兵权，至于管带张瑜、乔煦等这些下级军官，更不可能在会议上冒然提出起义之事。因此，阎锡山在作出提前起义的决定这个问题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换言之，提前起义的决定是以阎锡山为主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