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成为父亲的思考，结论变化顺序如下：
1.青春期结束前，我认为成为一名父亲会是我生命中的固定环节，因为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范式，所以，我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细节。
2.大学期间，我意识到自己与女性无法兼容，便逐渐放弃了成为父亲的想法，因为根本无法找到伴侣。
3.我结识了罗茜，成为父亲这件事再次回归日程。一开始，我很担心自己的古怪会让孩子感到尴尬，但罗茜一直鼓励我，并明确表示希望和我有个孩子。但考虑到具体的造人时间尚未确定，这件事便被我抛到了脑后。
4.然而，一次关键性的事件改变了一切。我本想着要和罗茜谈谈这事，但在当时并不是优先事项，因为所有其他日程都尚未敲定，我自己的反应也不尽如人意。现在，因为缺乏计划，孩子的降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我却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这一关键性事件即“蓝鳍金枪鱼事件”。罗茜提起父亲的话题，把我的思绪又拉回了七周前的那一天。
那一次，艾萨克和朱迪·埃斯勒夫妇邀请我们共进周日午餐，但罗茜得去学习小组，她在接受邀约时忘记了。因此，我便决定独自前往——这是个合理的选择。艾萨克在选择餐馆时曾询问过我的意见，我的第一反应便是选择一家我曾经去过多次的餐厅，但罗茜劝我试试别的。
“你现在在餐厅的表现比以前自如多了。你又是个美食家，还是找家有意思的馆子，给他们点惊喜吧。”
经过大量调研，我选择了一家位于翠贝卡的日式融合菜餐厅。那是家新开的餐馆，我把我的意见告诉艾萨克。
来到餐厅之后，我发现艾萨克预订了一张五人桌，这有点恼人。三人间的对话可形成三组人类互动，是两人对话的三倍。如果双方彼此熟悉，其对话复杂性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但如果是五个人对话，则会形成五组共十种互动，其中四种我可以参与其中，而剩余六种我要担任观察员。共有七种互动会涉及陌生人，假设艾萨克和朱迪没有恰好邀请了戴夫、索尼娅或是哥大医学院院长。考虑到纽约的城市规模，从数据上看，这种假设不成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追踪每个人的动态变化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生失礼状况的可能性便会激增。现在的局面就是：面对不熟悉的人，在一家我从未去过的餐厅，没有罗茜的监控，提出预警。回顾以往，一场灾难在所难免。
另外受邀的一男一女在艾萨克和朱迪之前先到了。我正在喝清酒，他们走过来，自我介绍名叫西摩，是艾萨克的同事（因此他也应该是个精神病医生），还有莉迪娅，她并没有介绍自己的职业。
西摩大约50岁，莉迪娅大约42岁。我一直在努力（尽管不怎么成功）想要摆脱因为寻妻计划养成的估算他人体重指数的习惯，毕竟只要根据身高和体重就可以算出。这一次，两人的体重指数实在让人难以忽略。我估计西摩的体重指数为30，而莉迪娅为20，主要的估算根据是他们身高的差异。西摩大约一米六五（也有可能更矮一点），跟瘦削的艾萨克差不多高。莉迪娅差不多要有一米七五，只比我矮七厘米。这两个人的身形反差鲜明，简直是反驳吉恩的最好例证。他总说人们在选择伴侣时，更倾向于与自己体形相似的人。
评价他们二人外形上的区别可能是个开启对话的好话题，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也比较了解。我还得注意不要显得太过自大，应该多提提吉恩，是他启发了我。
尽管我并没有使用任何侮辱性词语形容他们的身高和体重，但莉迪娅的反应似乎相当冷淡。
“首先，唐，我们不是夫妻。我们是在餐厅门口碰上的。”
西摩似乎在帮我圆场：“艾萨克和朱迪分别邀请了我们。朱迪总是谈起莉迪娅，今天能见到她真是我的荣幸。”
“我参加了朱迪的读书会，”莉迪娅说，她好像是在跟西摩说话，而不是我，“朱迪总是跟我们讲你的故事。”
“希望是些好故事。”西摩说。
“她说你离婚之后变好了不少。”
“当双方在离婚三个月之内，不管做了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
“正相反，”莉迪娅说，“这些事才是评判他们的根据。”
根据莉迪娅提供的信息，他们不过是意外被邀请共进午餐的两个人。这么看，还是跟吉恩的理论相吻合的。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再次参与到对话之中。
“真是进化心理学的胜利。从理论上看，你们两个人不可能被对方吸引；但就我的观察，你们的行为与理论正相反；我可能需要从细节上，再次审视那些支持性数据了。”
我当然不是在正式提出科研分析的要求，只不过是在故意学科学性的语言增加点幽默感。使用这一技巧，我经验颇丰，每一次都能或多或少地收获到笑声。但这一次截然不同。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莉迪娅的脸色变得越发难看了。
至少西摩的脸上还挂着微笑。“我觉得你的假说基本是建立在无效假设之上的，”他说，“我非常喜欢高个的女人。”
这似乎算是一条私人信息。如果我与他人分享，罗茜或是其他女性在肉体上哪里吸引我，这一定是不妥当的行为。但擅长社交的人即便冒了风险，也会留有退路。
“幸好我有这种偏好，”西摩继续道，“否则我的选择面可就窄多了。”
“你在寻找伴侣吗？”我问道，“我建议您使用因特网。”尽管我通过随机事件成功找到了最完美的伴侣，但这也只能算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根本无法证明一个更具系统性的择偶办法是无效的。这会儿，艾萨克和朱迪到了，把对话的复杂系数提升了3.33，但也同时增加了我的舒适感。如果我要再跟西摩和莉迪娅单独多待一阵子，可能就要犯下什么社交错误了。
我们互相交换了礼仪性的致敬。每个人都点了茶，清酒可能是错误的选择。但此时修正似乎也为时已晚，我索性又点了一壶。
侍者送来菜单，上面印着一连串美妙的食物，这跟我对餐厅的调研结果一致。朱迪建议我们每人点一道菜，这样可以互相分享。真是个好主意。
“有什么喜欢的吗？”她问，“艾萨克和我不吃猪肉，但如果有人想点煎饺，绝对没问题。”她显然是在客气，煎饺会让他们餐食的多样性降低，这样会比其他人的少上几分乐趣。我不会犯下这个错误的。该我点餐了，我趁着罗茜不在，点了一道在以往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菜。
“请来一份蓝鳍金枪鱼刺身。”
“噢，”莉迪娅惊呼，“你竟然点了这个。唐，你可能不太了解，蓝鳍金枪鱼属于濒危物种。”
我当然知道这一事实。罗茜只吃“环保海鲜”。在2010年，绿色和平组织将南方蓝鳍金枪鱼纳入了海洋生物类的红色清单。清单上的生物都面临极大的风险，遭受不可持续的过度捕捞。
“我知道。但这条鱼已经死了，我们五个人，每人只吃一小块。这对于全球金枪鱼的整体数量不会产生什么递增效应。我们还能有机会体验一种全新的美味。”我从没吃过蓝鳍金枪鱼，听说它比普通的黄鳍金枪鱼要美味得多，金枪鱼可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我没问题，只要它确实是已经死了，”西摩说，“作为补偿，我今晚就不吃犀牛角药片了。”
我张大了嘴巴，作为对西摩反常言论的无声评价。莉迪娅接着说了起来，她的话让我有机会思考西摩是不是在开玩笑。
“在我这里，肯定是行不通的，”她说，“我不认为个人没办法改变大局。就是这种态度才让我们对气候变暖袖手旁观。”
艾萨克插了进来，他的话很有帮助，说的也是实情：“印度人、中国人，还有印尼人也都想达到我们的生活水平。”
这一点，莉迪娅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但她继续跟我说：
“我猜你也不会在意开什么车，或是在什么地方买东西。”
她的推测并不正确，她认为我是个没有环保意识的人。我确实有一辆车，但我也骑自行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是跑步。我没有很多衣服。在标准用餐体系的指导下，我基本不会产生食物的浪费。纵然在最近，我放弃了这一体系，但如何高效利用剩余的食材成了一项极富创意的挑战。尽管如此，或许我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仍算不得什么，在许多环保人士眼中，我对该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毫无吸引力可言。我不想因为这种徒劳的争论毁了整个午餐，但莉迪娅似乎和我意见相左，她完全陷入了失去理性的环保主义者模式。趁着酒劲，我也没什么好保留了。
“我们应该更多地投资核能，”我说，“通过科技手段解决气候问题。”
“比如呢？”莉迪娅问。
“从大气中清除碳元素。地质工程学。我看过这方面的材料，非常有意思。人类虽然不太擅长节制，但技术发展没的说。”
“你知道这种想法在我眼中有多可怕吗？”莉迪娅说道，“肆意妄为，大肆破坏，寄希望于有谁能跟在后边修修补补，还能借此大赚一笔。你是不是也打算按这种方法保护金枪鱼？”
“当然！现在的遗传工程技术很有可能让黄鳍金枪鱼尝起来和蓝鳍鱼一样。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造成的问题。我会志愿申请加入试吃委员会的。”
“你想干什么随便你。但我不想让我们，我们这桌人，点金枪鱼。”
人类的面部表情竟能传递出如此复杂的信息，这真是令人赞叹。尽管还没有任何总结性的指导手册，但我认为我对艾萨克表情的解读没有任何错误：我的老天哪，唐，别点那金枪鱼了。侍者过来帮我们点菜，我选择了扇贝配肥鹅肝。
莉迪娅站了起来，随后又坐下。
“你并不是想惹恼我，对吧？”她说，“你并不是。你不过是反应太过迟钝，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没错。”说出事实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也很欣慰莉迪娅没有把我看成恶人。我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反对食用养殖家禽，这没什么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或许那些刻板的人不这么想，但就当下而言，我应该是猜对了。
“我见过跟你差不多的人，”她说，“工作的时候。”
“你是一名遗传学者？”
“我是一名社工。”
“莉迪娅，”朱迪插进来，“越来越像谈工作了。我来替大家点菜，重新点。我等不及要听听西摩的新书了，他正在写的那本。跟我们说说书的事吧，西摩。”
西摩面带微笑：“是有关实验室合成肉类的，这样素食者也能吃上没有罪恶感的汉堡了。”
这个话题出乎意料地有趣，我赶忙回应，但艾萨克打断了我。
“这可不是个开玩笑的好时候，西摩。西摩的书是有关罪恶感的，才不是什么汉堡包。”
“不过我确实提到了人造汉堡。我拿它做个例子，说明这些问题有多复杂，还有我们的偏见有多根深蒂固。我们得打破陈规，我想唐刚才一直也是在表达这个意思。”
这确实是对的，但莉迪娅又开始反驳。
“我不是在抱怨这个，他有自己的看法，这没问题。进化心理学在我看来就是垃圾，但我也没揪着这点不放。我在意的是他的麻木迟钝。”
“我们需要讲真话的人，”西摩说，“我们也需要技术人员。如果我坐的飞机要坠机了，我会希望能有个像唐这样的人来控制局面的。”
要是我，一定会选择一个专业的飞行员而不是遗传学家来力挽狂澜。但我想他也只是在打个比方，向大家解释情感会对理性行为产生干扰。我把这个例子记下来，或许可以用它替换掉那个啼哭婴儿和枪的故事。
“你想要个阿斯伯格症患者来开飞机？”莉迪娅反问。
“总比那些卖弄自己都听不懂的术语的人强。”西摩回应道。
朱迪试图打断他们，但莉迪娅和西摩的争论不断升级，把我们其他人都晾在了一边，包括作为争议中心的我。16个月前，因为要代替因性爱邀约而无法到场的吉恩完成讲座，我对于阿斯伯格综合征进行了不少了解。我还因此发起了一项研究项目，有关高成就群体孤独症遗传标记的携带情况。我发现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与病症的描述相吻合，但人类通常会对某些规律性模式产生过度认同，并基于此得出错误的结论。我本人就曾多次被定义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强迫症，还是个典型的双子座。尽管我不觉得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什么负面的问题，但我也不需要被另外再贴上一个标签。不过，听人吵架比自己上场有意思多了。
“听听你们都在说些什么，”莉迪娅说，“如果说谁是真正了解阿斯伯格症的，那肯定是精神病学家、孤独症患者等。你愿意让雨人帮你开飞机？”
这种类比毫无意义，同样的事件会在几周后，在聒噪女人身上重演。我当然不会让雨人开我的飞机——如果我有的话，我当然也不希望在搭乘民航班机时，赶上一个雨人飞行员。
莉迪娅一定认为她的话给了我很大压力。“对不起，唐，这不是针对你的。不是我在说你得了孤独症，是他。”她指着西摩，“因为他和他的朋友根本分不清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症的区别。雨人和爱因斯坦——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样的。”
西摩并没有说我得了孤独症，他也没有给我贴上任何的标签。他认为我为人诚实，技术性强，这些都符合飞行员的品质要求，也是非常积极的评价。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莉迪娅总想败坏西摩的形象——这种三向互动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我能解读的水平。
西摩转向我：“朱迪说你已经结婚了。我记得没错吧？”
“没错。”
“停下来吧，已经够了。”朱迪说。四个人，六组互动。
艾萨克抬起手，点了点头。西摩显然把这一信号组合解读成让他继续。现在，我们五个人都要参与到对话中了，却没有任何议程安排。
“你开心吗？婚姻幸福吗？”我不知道西摩想问的是什么，但我想他基本上算是个好人，一直支持我，试图告诉大家至少有一个人喜欢我，喜欢到可以和我住在一起。
“极其幸福。”
“你和家人还有联系吗？”
“西摩！”朱迪厉声喊道。
我回答了西摩，这不是什么尖锐的问题：“我的妈妈每周六给我打电话，按照东澳大利亚标准时间是周日。我自己没有孩子。”
“有工作？”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是一名遗传学副教授。我认为我的工作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也有不错的收入。我也在酒吧兼职。”
“能在这个普遍宽松但时有挑战，且看重商业利益的社会里与人和谐共处，觉得人生还是挺享受的？”
“当然”似乎是最有用的答案。
“这么说你没有孤独症。这是来自专业人士的意见。诊断的一条重要依据就是感官障碍，但你现在生活状态很不错。继续享受生活吧，离那些觉得你有病的人远一点。”
“好了，”朱迪接着说，“我们现在能不能点上菜，高高兴兴地吃顿饭？”
“去你的吧。”莉迪娅骂道，她是在说西摩，而不是朱迪，“你就该把你扎进诊断手册里的脑袋拽出来，到外面看看。看看那些真实的家庭是什么样，看看你的飞行员们都干了什么。”
她站起来，抓起手袋：“你们爱点什么就点什么吧。”她转向我：“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你童年的创伤无法消除，但别相信那些又矮又胖的心理医生，他们总告诉你这没什么。帮帮我，也帮帮这个世界吧。”
我以为她又是在说蓝鳍金枪鱼的事情，但我错了。
“千万别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