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什么样？人类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由古至今，程度各异。纵观历史，在经历肉体疼痛、政治不兴、经济萎靡和精神困顿时，人类尤为焦灼地寄希望于未来，各种无妄的猜测、乌托邦的思想以及有关灾祸的预言四处流传。例如基督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代的千禧传说，伴随着第一个千禧年的结束，西方精神世界发生重大改变。而今，第二个千禧年将至，人类再次陷入宇宙毁灭的精神恐慌。以“铁幕”演说为标志，人类被分裂成两大阵营，这种分裂意味着什么？氢弹爆炸，整个欧洲的精神和道德被国家专制主义的阴影笼罩，人类的文明和自身发展将面临着怎样的前景？
我们绝不能轻视这种威胁。西方世界少数颠覆分子无处不在，在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庇护下，传播煽动性思想。只有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具有高度智慧的且坚不可摧的人类力量才能与之对抗。然而，这种力量的凝结不容乐观。因国情不同，国家差异巨大。很多地区取决于公共教育的程度，政治因素和经济情况也会对其产生剧烈的影响。以公民投票来说，能达到40%的选票就已经很乐观了。然而悲观的是，人类不善于理性和批判性反思，甚至常显犹豫不决和变化无常。通常来说，政治团体越大，情况越是如此。大的团体碾压个体身上还幸存的洞察和思考，这就势必导致教条主义和独裁暴政，即使立宪国家也不能避免。
只要人类的情绪在既定情境下不超过某种临界点，理性的争辩仍可进行并有望取得成功。而如果情绪一旦升温，超过临界点，理性的作用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口号和虚幻。也就是说，一种集体思潮会产生，从而迅速发展成一种精神流行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被理性法则仅仅容忍为反社会的因素都会浮出水面。这类个体，在监狱和疯人院里绝不是异类。据我估计，有一例显性精神病患，就有至少十例隐性病患，他们的病情虽然很少会公开爆发，但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却都不自觉地受到病态和反常的影响。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没有关于隐性精神病患发病率的医学统计。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即使隐性病患对显性病患（和显性罪犯）的比例不到一比十，他们只代表较小比例的人口数，但他们的危险性却异常的高。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集体兴奋状态，受情感判断和幻想的支配。在“集体所有”的精神状态下，他们顺应自如，如鱼得水。他们从自身的经验中掌握了这种状态的语言，并且知道如何去操控它。他们那些虚妄的想法，被狂热的怨恨所鼓噪，激发了集体非理性并从中找到温床，因为这些虚妄的想法揭露了大多数正常人隐藏在理性与洞察力外衣之下的所有动机和怨恨。因此，尽管在总人口数中占比极小，但作为传染源，这些隐形精神病患尤为危险，因为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对自我的认知相当有限。
大部分人以为“自我认知”就是对可意识到的自我的认知。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了解自己。但是，自我只了解其自身的内涵，而对潜意识及其内涵一无所知。人们总是通过常人在社会环境中对他们自己的了解来衡量自己的自我认知，而不是根据大部分被隐藏的真实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这方面，精神如同其他有生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人体构造一样，常人对之了解甚微。虽然人们生活在精神构造之中，并与之并存，但是，作为凡夫俗子的常人对其一无所知。因此就需要有专门的科学知识来帮助意识去了解那些身体已知的，更不用说那些未知的但同样存在的构造。
这种通常被称为“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的知识，大部分由社会因素决定，人们对之认识有限。因此，人们一方面带有偏见地认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家里”，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亲朋好友中；一方面凭空认定，那些旁人所说的存在的那些事情只是用来掩盖客观事实的。
潜意识，不受意识的批判和控制，在这片广阔的精神地带，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精神感染和影响毫无防御。精神感染，就如其他危险一样，只有当我们知道这个危险是什么，它将如何攻击我们，以及何时何地进行攻击，我们才有可能与之抵抗。自我认知是对于个体事实的认知，理论在这方面就毫无用处。因为理论是认知普遍有效的，它对普遍有效性的认知越强，它对个体的认知能力就越低。理论基于经验之上，具有统计性，也就是说，它制定了一种理想化的平均值，把所有其他不在平均值范围内的异类全都抹掉了，而都用平均值以概之。这种平均化方法非常有效，然而它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存在。尽管如此，但它在理论上仍是无懈可击的。那些被排除在平均值两头的异类，虽然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未在最终的结果中出现，因为它们相互抵消了。举个例子，我知道一堆鹅卵石中每块石头的重量，并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145克，但这对我了解这些鹅卵石的真实属性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有人认为，根据上述平均值，他能一次就挑中一块145克的鹅卵石，那他一定会失望而归。事实上，无论他寻觅多久，他都永远不可能找到一块正好是145克的鹅卵石。
统计法展示的是理想化平均状态下的事实，但不是经验现实下的事实。用统计法来描述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会偏离真相，产生错误。基于统计学之上的理论亦然。真相的特点往往是其个体性。由此可以认定，事实真相包含了很多规则外的特例，绝对的真相因此具有显著的不规则性。
当我们讨论用一种理论指导我们进行自我认知时，任何时候都需要记住以上的观点。以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自我认知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因为认知的对象是个体——是一个相对的特例和一种不规则的现象。因此，普遍性和规则性不是个体的特点，个体的特点是独特性。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物体，如上述分析，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是不能被了解，也不能与其他个体相提并论的。同时，人类作为物种之一，可以而且必须被当作一个统计单位，否则关于人类的普遍性就无从描述了。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人类当作一个可比较的物体来研究。因此就有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人类学或心理学，把人类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被平均化的对象，抹去了所有的个体特征。但这些个体特征正是了解人类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我要了解人类的一个个体，就必须放下所有关于人类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摒弃所有理论，而是采取全新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态度。我必须要有自由、开放的思想才能了解人类，而关于人类的知识或对人的性格的洞察都是以所有普遍的人类的知识为前提的。
现在，不论是了解个体的人，还是进行自我认知，我都必须将所有理论假设抛诸脑后。科学知识不但受到普遍的尊崇，而且在现代人眼里，它还被当作唯一的智力和精神权威。了解人类个体迫使我必须对“无上至尊”的科学知识视而不见。这其实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将自身背负的责任感去除的。如果一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医生，他不仅想要对病人进行科学分类，他还想将病人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种职业责任的矛盾令人不堪其扰，一方面要面对两种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学术态度，一方面要去了解病人。这种矛盾不可能通过择一而行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一种双向思维来解决，即边做边看，两者同时兼顾。
原则上，用科学知识进行判断的优点对于用来了解病人不利。由此来看，两种方式做出的判断很可能会是悖论。用科学知识做出的判断，个体只是一个重复性的、循环反复的单元符号，甚至可以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来表示。而通过了解病人做出的判断，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摒弃那些对科学家来说无比重要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个体的人是最高级的、唯一的且真实的研究对象。心理医生，应该尤其注意到这种矛盾。一方面，科学的训练使他接受统计学给出的事实，另一方面，他面临要治疗这些病人，尤其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病人，特别需要对其个体进行了解。治疗手段越有科学章法，病人越会产生抗拒，治疗就越会受阻。心理治疗师备感压抑，对于是否应珍视病人的个体性并据此安排相应的治疗方法心存疑虑。当今整个医疗界认为，医生的任务是治疗病人，而不是治疗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病。
医学领域的例子，只是整体教育和培训问题中一个特别的例子。科学教育主要是建立在统计学真理和抽象知识基础上的，因此，它向人类呈现了一个不真实的、理性的世界，而个体在其中只是一种边缘化现象，不发挥任何作用。其实，个体是一种非理性的论据，是现实真正的、可靠的载体，与科学论述中所说的不真实的、理想化的或者“正常”的人不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更有甚者，大多数自然科学在阐述他们的研究成果时，完全忽视人的心智这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研究中的参与，仿佛这些成果没有人的介入就可以存在。（只有现代物理学例外，它承认科研结果不是独立于科研者而存在的。）在这方面，科学在描述这个世界时也将真正的人的心智排斥在外，这刚好与“人文学科”相反。
在科学假设的影响下，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个体的人，事实上还包括所有个体的事件，无论什么，都被调匀了，概念被模糊，真实性被曲解，一切都变得概念化和平均化。我们不应低估统计世界的这种心理效应：它拒绝个体化，而趋向看到一个个无名小卒堆积起来形成集体。区别于具体的个体，各种集体（或组织）有各种名称，其中，最高级的组织名称就是“国家”这一政治现实原则下的抽象概念。个体的道德责任也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政策所取代。个体也没有了道德和脑力上的差异化，而均享公共福利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个体生活（唯一真正的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不再只存在于个体的发展，还有赖于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从外部强加于个体，用一种抽象理念的执行将所有生活的方面都最终吸引到政策之中。个体如何过自己的生活的道德决定日益地被剥夺了，被当作一个社会单元被统治，被给予衣食和被教育，根据相应的标准拥有住房，连娱乐也取决于群体的愉悦和满足标准。统治者，同样也作为社会单元被统治着，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国家教义的喉舌。他们不需要是什么有判断能力的人物，只在所属事业范围以内是十足的专家。国家政策决定什么是可以教授和学习的。
表面上无所不能的国家教义本身，被那些在中央集权的政府部门中身居要职的官员以国家政策的名义所操纵。无论何人，无论他是经选举或凭偶然而身居高位，他便不再屈从于其他更高的权威，他即是国家政策的化身，在其势力范围内自由裁断一切。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他因此是唯一的，至少是少数几个可以利用他们的个体性的人之一，因为只有他们明白如何不把自己置于国家教义之下。然而，他们更像是自己虚构故事中的奴隶。这种权倾一世总会让世人在心理上产生潜意识的颠覆倾向。有奴役，就有反抗，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开。因此，对极权的对抗和极度不信任便从上到下地弥漫于整个体系。此外，为了安顿混乱无序，群众中总要产生出一位“领袖”，而这位领袖又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膨胀的自我意识的牺牲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当个体与集体结合时，个体把自我淘汰了，这种发展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广大群体的聚结令个体泯然于众，除此之外，科学的理性主义剥夺了个体存在的基础和尊严，也是产生这种心理上的集体思维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个体丧失了自己的个体性，而变成了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抽象数字，只能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可以互换的角色。以理性的眼光或从外部来看，个体其实从来就只是那样，从这一点来说，要继续谈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似乎都非常荒唐可笑。事实上，当反面的事实如此显而易见时，你都很难想象个体怎么会被赋予如此多的尊严了。
从这一观点看，个体的重要性确实在减少，任何想要就这一观点力争的人都会在争论中败下阵来。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成员，或者他的圈子里受人尊敬的朋友很重要，这事实上只是让他看起来有些主观和可笑。如果与一万、十万乃至成千上百万的其他人相比，这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让我想起，我此前与一位有思想的朋友在人群中偶遇并有一场争辩。他突然大声对我说：“在此你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你不相信永恒：所有的一切都想要永恒！”
群体越大，个体就越变得渺小。但是，如果个体被自己的弱小无助感所压倒，感觉生活失去了意义，毕竟个人的生活不能与公共福利以及更高的生活标准相提并论，那么他就已经踏上了通往国家奴役的道路，即使不了解也不想要，他也已成了国家奴役的顺徒。一个只是往外看，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畏缩不前的人，不会与他的感觉和理智做任何斗争。但那正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被统计真理和庞大的数字所迷惑和震慑住了，而且每天都被告知，人的个体性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群众组织能代表和展现它。相反，对于不加批判的公众来说，那些在世界舞台上能露脸、能发声的大人物们，与生俱来就会引领群众运动或是公众思潮，正因如此，他们或受人爱戴，或被人唾弃。大众的建议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传达的信息究竟是负责的自己的心声，还是仅仅作为群众思想的扩音器呢？这仍然是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也难怪个体对自身的判断越来越难以确定了。责任被最大限度地集体化了，即个体卸下了责任而把责任交给了集体。这么一来，个体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功能，而反过来，这个社会功能又剥夺了个体作为真实生活载体的功能。然而，实际上，社会成了如国家一样的抽象观念。社会和国家都被实体化了，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都变得有自治性。尤其是国家，变成了一个准生命实体，人们对之充满了各种期待。而现实中，国家只是一个伪装，被那些知道如何操纵它的个体们所操控。因此，立宪国家也就渐渐变为原始形态的社会，即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每个人都必须顺从一位酋长或者一个寡头政体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