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着我的手腕往前走，我却呆呆地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手上的力度一直不小，被抓了一会儿，我的手掌竟有点发麻。最终到了一个地下仓库门口他才停下了脚步。
“这件事是真的吗？”我决定开门见山。
“果然是你，你这个偷听的！”他情绪瞬间变得高涨起来。
“我只是经过的时候偶然听到的！更何况这种事情就不应该瞒着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
面对我的质问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尽力避开我的视线，时不时搓着他那粗糙的双手。
“我……我当然知道后果，可我能怎么办？我只是个给老板打杂的，他下达命令，我只能去执行，我也需要钱去养家糊口啊！对了，你有和其他工人说过这件事吗？”他的视线又重新和我的重合，像是想让我的回答去印证他心里的答案。
“没有，我本想在员工宿舍告诉他们，但我说不出口，更何况事情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你回头跟梁老板说说，看看能不能少减点工钱？”
“不可能的！他就是个目中无人的阔少爷，他从小就靠他那凭借经商发家的父亲，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只会考量利益成本的高低，他觉得矿工的人工费高就要砍去一大半，我有什么办法去和他商量？”他摊开双手，一脸愤慨与无奈。我知道，这种想法果然是天马行空。
“那……”我不知道继续往下说些什么了。
“还好你没跟他们说这件事，要不估计我这位子现在就被他们推翻了，兄弟给个面子帮我个忙。”
我说：“什么忙？”
“你先别告诉他们这件事，这又不是骗他们。作为报答，以后我不扣你的工资，对了，还有你那个兄弟，什么三儿来着的那个，他也不扣工资，你看行不？”
我还没来得及权衡，他就往我手里塞了几张钞票，溜了。
那天下午我索性没回宿舍，我去矿山附近的草地独自度过周末假日的最后一段时光。
草不像以前那么绿油油的了。已是早春，却不见它们焕然新生的势头，一根根蜡黄着脸，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腰。和前几年的蓬勃生机一比，真是差远了。
我闭着眼睛躺着，心想：“先这样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空气里混杂着烟尘和不太新鲜的氧气，谁也不知道它会往哪个方向吹。
过了大半个月，工头被调回城里了，上火车前一刻，才告诉工人们削减工资的事情，等工人们拿好铁锹和镐头去办公室找工头的时候，屋子早已被收拾的干干净净。
工人们和山外的小草一般模样。
再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个新的工头，与其说是工头，不如说只是一个负责发给工人们微薄工资的大爷。大爷每个月按时发放工钱，每个人的钱依旧包在信封里发放，谁也不知道谁有多少钱，也没人知道我和贺三的工钱没有减少，三儿问我为什么我俩的工钱没有减少，我只是寥寥地敷衍他“只是因为我们技术好”他就不再多过问了。工人们知道工钱算是涨不回来了，索性该罢工的罢工，要么另寻出路。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段时间，每一晚刘由都会在床上骂骂咧咧，经常骂到口干舌燥才盖上被子睡觉。我有一种预感，刘由不久之后就会离开，于是我把上个月的工钱分出了三百块钱准备放进刘由的行李袋的夹层里，当我拉开夹层的拉链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平平整整的信封，上面署着贺三的名字，我摸了摸，里面也有几百块钱。
我心里不是滋味，但也做不了别的事情帮助他。我把钱放进去，拉上拉链，回到床上后久久不能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