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秋季，战争依然在进行，然而，我们再也不用上战场了。米兰的秋天异常寒冷，天色也是很早变黑。不久，便是一片灯光闪耀，沿街两边商店的橱窗给人温暖的愉悦感。店门外面还挂着许多野味，狐狸的毛皮上落满了雪花，尾巴被冷风吹起，被掏空内脏的干瘪的鹿，一副沉甸甸的样子。寒风中，鸟儿们被冻得瑟瑟发抖、羽毛翻舞。这是个寒冷的秋日，风从山上吹下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医院去。傍晚时分，我们穿过市区到医院去。通往市区的路有好几条，沿着运河的那两条却太远了，于是人们一般都会经过运河上的大桥到对岸的医院去。运河上有三座桥，走哪一条都可以。有一座桥上有一位卖炒板栗的妇人，当你站在她的炭火前会感觉暖暖的，把炒板栗装进口袋后更觉得热乎乎的。医院有些许旧，景色倒是秀丽，进门后只见一个庭院，穿过庭院，走过对面的那扇门，就到医院了。葬礼通常都是在这个院子里进行。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都到那里相聚，坐在为我们治病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关心地互相询问各自的病情。
医生走到我旁边，问：“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是的，我喜欢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一定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盖有问题，从膝盖到脚踝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知觉。医疗器能让我的膝关节像骑三轮自行车一样灵活地自由弯曲。可是现在还不行，医疗器转到膝关节的时候失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伙子，你很幸运。一定能重新踢足球，就像锦标赛选手那样。”
旁边的手术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像小孩的手那么小，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这个少校检查时，他朝我眨了眨眼，对医生说：“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曾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手。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室里，拿来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只萎缩了的手，跟少校的手相仿。那是治疗之前拍的，治疗后变得大一些了。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仔细地观察着，问医生：“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说。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又把照片还给了医生。
“该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每天还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来这个医院，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一个决意当兵。有时候，治疗结束后，我们会一起走，到斯卡拉（米兰著名歌剧院）隔壁的科华咖啡馆去。我们四人结伴同行，所以敢抄近路，从共产党人的聚居区经过。因为我们是军官，那儿的人憎恨我们。我们经过一家酒馆，里面有人大喊：“A basso gli uiciali！”（意大利语：打倒军官。）还有个年轻人，有时也和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人。他的鼻子毁了，脸上蒙着一块黑丝巾。他从军校直接上了前线，才一个小时就受伤了。医生们给他整了形，也许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家族，医生怎么也没有办法把他的鼻子矫正好。他去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的我们都不知道战争将如何发展，只知道还在打仗，而我们再也不用上战场了。
除了脸上蒙着黑丝巾的那个小伙子，我们都佩戴着一样的勋章。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得到了三枚勋章，我们几个都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的上尉，在前线效命的时间长，九死一生，所以有些超然。实际上，我们都是如此。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聚外，我们再没有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地”到科华咖啡馆去的时候，或者正当酒店里灯火通明、歌声不绝，而我们在黑暗中并肩前行时，或者人行道上行人熙攘，我们只得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我们之间某种相似之处，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我们对科华咖啡馆很熟悉，那里装潢富丽、温暖，灯光不炫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缭绕。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有几分带插图的报纸，在科华的姑娘都很有爱国心。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里的姑娘。我想，她们现在是爱国的。
开始，由于我戴着勋章，那些小伙子对我都很客气，问起我勋章的来历。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写满了冠冕堂皇的辞藻，比如“fratellanza”（意大利语：友爱。）、“abnegazione”（意大利语：克己。）等。透过这些词，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之所以能得奖，完全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自那以后，同伴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虽然跟外人相比，我仍旧是他们的朋友。毫无疑问，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那些词之后，他们就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辛才获得勋章的。没错，我的确负伤了，可大家都明白，那只是偶然的不幸而已。纵然如此，我从未感到受之有愧。但是，有时在黄昏时分，我喝得醉醺醺之后，会想象自己也像同伴们一样做过那些使他们得到勋章的事迹。在寒风瑟瑟的夜晚，路边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走，尽量沿着路灯走，这时便感到自己绝不可能干过那番大事业，我怕死。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我时常一想到死就害怕，担忧重返前线将会如何。
然而，佩戴勋章的那三个同伴就像三只猎鹰。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会把我当做兀鹰，可我不是。他们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就和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上前线第一天就受伤的同伴仍旧和我是好朋友，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猎鹰。这样一来，没人会把他看做知己。
那位少校，曾经杰出的剑术家，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坐上手术椅，他总会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语法。不过，他倒是夸我意大利口语流畅。我们轻松地用意大利语聊天。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很简单，我对它没什么兴趣了。“哦，好啊，”少校说，“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我就开始学语法，没过多久，我感觉意大利语愈发难了，语法也糊涂了，以至于不敢开口跟他说话了。
可以肯定的是，少校定期来医院，但是他根本不相信医疗器械。那段时间，我们谁都不相信。有一天，少校竟然说这些东西都是胡扯。当时，那种医疗器械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些白痴的主意，他说：“空话，全都是理论。”我学不会意大利语法时，他说我是个丢脸的大笨蛋，还说他自己是个傻瓜，白费心思来教我。少校身材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把右手伸进仪器里，让牵引带夹着手指活动，目光紧盯着墙壁。
“等战争结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准备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别出错。”
“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很想结婚。”
“你太蠢了！”他似乎很恼火，“一个男人绝不该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
“为什么不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就算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该让自己落到那种地步。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该去找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面露愤怒、痛苦的神色。
“为什么说一定会失去呢？”
“一定会失去。”他盯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器械，把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猛拍几下，“肯定会失去，”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别和我争！”然后，他对着看机器的护理医生喊道，“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去另一间诊室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不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一下电话。后来，他把门关上了。他再次回到我所在的房间时，我正坐在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朝我所在的地方走来，一条胳膊搭到我的肩上。
“非常抱歉，”他说，那只好手拍着我的肩膀，“刚才我失礼了，我妻子刚刚去世，请原谅。”
“哦……”我惋惜地说，“很遗憾。”
他站在那里，咬着下嘴唇，他说：“忘掉痛苦，太难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向窗外，后来，他哭了。“我完全无法忘记。”他哭着说，然后大声痛哭起来，又抬起头，目光呆滞，嘴唇紧闭，泪流满面。接着，他直起腰，以军人的姿态走过一排排手术椅，走了出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的时候死于肺炎，少校残疾后不能去打仗了才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没人预料到她会死。她去世后的三天里，少校没有来医院。从那以后，他再来就诊的时候，袖子上戴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挂着很多带镜框的镜子，上面贴着各种片子，展示着伤情治疗前后的变化。少校坐的手术椅前方挂着三张和他病情类似病例的片子，不过那三例都已经完全恢复了。至于医生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片子，就不得而知了。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是第一批使用这些器械的。然而，少校看后对那些片子的反应很冷淡，目光凝视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