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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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方克立主任致函程恩富主编

恩富同志:

得知您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合作,将创办《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填补国内至今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刊物的空白,十分高兴。

大约20年前,我和一些学者曾建议在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文化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外文化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提供学理支持,并且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有关主管部门也曾表示很重视,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事实上,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继20世纪80年代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盛行之后,90年代又兴起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派则借北大百年校庆鼓吹“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文化学者不得不与这两种偏颇的文化主张进行思想论战。在国际文化关系方面,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理论,表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思想论争也相当激烈。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又影响和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1]不同文化道路选择和争论的实质,反映的正是不同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绝非小事。从以“文”化人、化物、化事的角度来说,它也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方方面面。

对于文化的本质、作用和地位,文化的历史生成和演化规律,文化发展中的传承与变革,文化交流中的碰撞、选择与融合,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善用辩证思维,才能给予真正科学的说明。这就是我们要着力阐明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集刊提出的两个办刊原则非常好,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向,二是要坚持学术第一的高标准,文章要有学理性,鼓励学术创新,尤其要支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理论。

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十分丰硕,不仅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般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得到了证实,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为其增添了许多鲜活的内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以及郭沫若、侯外庐、张岱年、冯契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化理论创造,都需要好好研究和总结,更不用说对大量现实文化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思想引领了。所以,即将创办的这本集刊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理论、历史、现实等维度上都有很大发展空间。只要坚持上述办刊原则,有效团结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不断巩固和扩大核心作者群,这个集刊是能够办好并且办出较高水平和鲜明特色来的。它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确实反映了文化事业和文化理论发展有此迫切需要。我相信若干年后,它就会成为国内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刊,并在与国外同类刊物的交流中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很遗憾不能参加本月24~25日在威海召开的“世界文化论坛中国分论坛: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在此略为表达我对即将问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的一点期盼。

方克立

201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