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
1.社会主义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什么？
2.“现代化”对中国女人意味着什么？
1949～2009年，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新中国的成立和成长整体性地改变了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妇女解放”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在个人经历和妇女研究双重基础上回顾“甲子”。有幸，我的人生经历与新中国妇女发展同步，我的“走向女人”启动了妇女研究的崭新里程。因此在这里，我将经验性的叙事放在甲子年的大背景上，看新中国女人的解放路径：如何走？走到了哪里？我喜欢这种穿越式的叙事方式，在我看来，个人经验对抽象的理论表述有校正作用，可以有效地避免将历史脉络和鲜活的生命感受湮没在孤立、分散、单调的统计数字中。
两个阶段：成就与代价
半个多世纪来，从中国妇女解放历程中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承接苏区传统，在革命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妇女整体性地被塑造，与历史上的女人划开鲜明的界限——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解放”。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女性生活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在与国际女权运动接轨的同时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发展”。[13]
历史上的女人属于家庭和男人，男尊女卑，生育（特别要生男孩子）是女性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相形之下，新中国妇女之“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家庭中人”成为“社会中人”。国家出面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这与西方妇女以个体身份逐一进入社会的历程很不同。其二，国家通过政治运动和行政干预推行“男女平等”，使之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4]中华民国的早期立法也曾承诺给妇女平等权利，少了意识形态基础和强有力的政治干预，雷大雨小，却也凸显出了中国妇女解放在立法起点上的“超前”性质。[15]
50年代是妇女解放的黄金期。今天中国妇女获得的社会权利，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60年代以后，频繁的运动和困窘的经济两面夹击，社会上妇女解放的“有利因素”受到抑制，潜隐在私领域中的“不利因素”逐一显现出来。[16]高调门的政治口号与恶劣的生活质量形成强烈反差，严重制约着女性个体的成长，让“妇女解放”的质量大打折扣。[17]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妇女问题铺天盖地，女性发展逐渐脱离了主流意识形态轨道，显现出两个特点：其一，主体意识觉醒，力图从“社会”中分离出“自我”，从“男女都一样”的宣传造势中分离出“女人”。其二，民间团体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破土而出，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妇女“被塑造”的群体形象——这两个特点都是在社会性解放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成果，也是反叛。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妇女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此前，以妇女教育为主体的“启蒙”占主导地位，突出了社会主义体制背景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土性质，与西方女权主义不同轨道不同策略。此后，中国妇女发展与国际女权运动接轨，西方女性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全面结盟，成为引导妇女发展的主流因素。
社会主义给女人带来什么？
社会主义曾经是我们的生存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女人不再藏身于父权制家庭而是全面生活在“社会”中；由此，中国妇女与历史上的女人、与其他国家的妇女之间划了一道界限：自出生起，我们属于社会；自入学起，我们进入社会。“社会”于女人曾经非常遥远，非常奢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新女性的梦想在新中国变成现实，先验地决定了妇女生活的基本品质：信赖革命，依附于社会主义；努力融入社会并期待社会认可。从中国妇女角度看，无论社会主义运动是否落潮，都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或冠以“失败”。当一个弱小的女性生命能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站立而不是沉溺、一个民族的女性群体能够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左右逢源，你怎么能用一个“失败”去概括它的全部功过？对新中国妇女而言，“失败”是不真的结论；相反，在妇女解放方面，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妇女在短时间内从“家庭中人”变成“社会中人”，[18]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广泛的平等权利，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而不是女权主义思想的体现。“解放”像天降甘霖，为日后女性个体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比较西方女权运动，新中国妇女解放具有三种优势。
在思想上：社会主义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合法的意识形态基础，省去女性个体为争取女权劳心劳力，可以将时间和精力直接投入社会工作，50年代（不到10年）中国妇女社会参与的速度和程度是一个明证。
在法律上：平等立法超前于广大妇女的公民觉悟和女性意识觉醒，从起点上就跨越了女权主义的单一性别战线。女人的社会认同需求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对女性个体的社会参与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行动上：通过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推进男女平等，使得妇女权利的获得有可能僭越普遍的公民权利，妇女解放程度可能超前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它的力量和成就远非一切女权运动能及，因此也超越了任何形式的女权运动。
这些特点日后成为中国妇女发展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呈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扶助强化了女人的社会意识，迅速缩小了男女两性的历史差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基本保障，免去了女性个体的孤军奋战，使得知识女性有可能与妇女群体保持距离而超前发展。而其“劣势”却是隐形的，潜藏在女性人生道路上：自我意识缺失，女性主体缺位，城市妇女的社会待遇高出所有男性农民，知识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一般职业妇女，因此，有成就的女人总想与“妇女”划清界限……妇女群体利益被割裂了，不同阶层不同追求不同轨道，其解放程度完全受益或受制于国家政策，与女权运动没有关系；女性个体发展则主要取决于文化程度，与其是否具有女性意识毫无干系——可见，新中国妇女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妇女处境不同，在“女性主义”方向上缺乏感同身受的共识——这种差异鲜明地体现在三种基本关系中。
首先是妇女与国家的关系。新中国的第一部大法是《婚姻法》（1950年），废除女人对家庭对男人的依附关系。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宣示在一切领域“男女平等”，随即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女权运动始终位于社会边缘和国家视野之外；通过政治干预实现的妇女解放决定了新中国妇女的命运：女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从入学、就业到生育，无不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
继而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因素直接影响个人命运，个人成长道路直接受制或受惠于群体命运。这个群体可以是“中华民族”，受国家政策制约；可以是“工人”或“农民”，受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也可以是“单位”——“单位”可以是城市职业妇女的工作岗位，也可以是农村妇女隶属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它把妇女带进“社会”，取代了传统家族的权威地位，成为妇女的靠山，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父权制基础。
最后是女人与家庭的关系。当代中国，尽管夫权家庭的权威性已经被父权性质的国家取代，尽管女人早已自食其力并且分担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但革命的锋芒并没有深入进到私领域中的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女人在社会上撑起“半边天”，在家里仍然沿袭传统的性别角色，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去个性化”的同时“去女性化”，迫使“个人”和“女人”最终退守家庭——家庭成为封存个性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最后堡垒。
中国妇女解放即群体性的“社会化”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因此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女人像中国妇女这样，与国家、与民族、与社会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致使其社会意识远在个人意识之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女人像中国女人这样“女性意识”极其淡薄，其个人发展的愿望远在妇女解放之上。鲜明的“社会性”在收获成就的时候也携带着先天的弊病，在女性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或难以抚慰的伤痛：“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我们学做男人，刻意与“女性”划清界限乃至最终丢失了自己；女人将对家族对男人的依赖转向对社会（主义）、对国家、对单位的依赖，有了自食其力的经济条件却缺乏自主自立的主体意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特别是在情感上，仍然长久停留在旧时代。父权文化传统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原封不动保存下来，至今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难怪改革中稍有风吹草动，总有男性学者假“社会”之名动员妇女回家。妇女的“进步”和“解放”一览无余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其代价则隐身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每个女人以自己的人生去逐一偿还——我们没有料到，正是这些代价，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兀然凸显出来。
“现代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现代化”的作用相当于“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冲击，对曾经的社会主义是补充，也是一个必要的校正。就国家而言，“现代化”是走出封闭，走向世界；对民众来讲，是走出贫困，走向富裕的生活。在中国大陆，它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内容：政治走出封闭走向法制，经济走出“大锅饭”走向繁荣的市场，思想走出禁锢走向开放……它对女人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女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一时无暇过多顾及妇女，改革的大车像要甩掉女人！
社会主义“大锅饭”曾经是中国妇女的就业起点，一旦取消，“下岗”和“回家”似乎势在必行。198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突出了爱情的地位，把“精神”需求置于“吃饭”之上，暴露了男女两性的个体差距，也动摇了在“小锅”里共同进食的婚姻基础，生出了“秦香莲”、“第三者”和弱势女性的家庭危机。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妇女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不少女人开始抱怨改革；但她不会抱怨现代化。现代化给女人带来了许多实际的好处：食品多了，家电多了，服装多了，化妆品多了……大大改善了女性的生活品质。
与社会主义革命相比，现代化的好处体现在每个女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与改革带来的社会压力形成鲜明对照。福祸参半，形势逼人，要么自强自立，要么一败涂地——获得解放的女人选择了迎难而上：妇联组织及时调整角色，由动员妇女参与社会转向呼吁社会关注女人，明确了“为妇女做事”的女性立场，开始为解决妇女问题寻找现实可行的办法。[19]妇女民间团体破土而出，自助自救，有效地缓解了妇女在改革中的具体困难。[20]知识女性在高校建立妇女研究机构，从事学科建设并推动女性教育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妇女发展。[21]女作家最早发出了女人的声音，从80年代“自我意识”觉醒到90年代“私人生活”的张扬，将“女性”和“个性”的标签不由分说地贴在了“现代化”大车上。
改革三十年来，比较50年代社会主义解放妇女，中国女人在获得解放的基础上走过了一条更为艰苦曲折的道路：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在社会中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到“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再到“女性群体意识”觉醒（每个女性都应该为“我们”的发展尽心尽力）……直到今天，将女人的觉醒化作自助互助的实际行动，借“现代化”西风与西方女权运动接轨，在社会性解放的起点上共同“走向女人”。
我们今天走到了哪里？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中国妇女发展是一个重要契机，以“民间”和“本土”为主流的“妇女研究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1994年筹备会议期间到1995年会议召开前后，国家和国际社会两种力量同时作用于中国妇女，在“女人”名下交流合作，却抱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目的。
中国的愿望是“走向世界”，妇女变成国家的脸面，先于其他社会群体在全球化轨道上领跑。中国政府因此空前关注妇女问题，对妇女发展困境给予必要的扶助，力图以“中国妇女解放”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短时间内，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缓解性别落差，例如：各级政府必须保证女干部的适度比例[22]，关注女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23]，陆续出台多项法规保护妇女权益[24]，通过“双学双比”帮助农村妇女脱贫[25]，全面实施资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26]，在计划生育中开始关注生育健康问题[27]……所有这些，非政府行为不可，在生存底线上托住了迅速滑落的妇女群体；同时，抑制了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民间活动[28]，为日后妇女领域的“后殖民化”扫平了道路。
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目的完全相反，基金会携带着西方理念和女性主义坦然进入大陆，以“世妇会”为平台，推动了中国妇女“入世”即“全球化”的进度。国际援助通过两种渠道作用于女界：一是请出去，支持精英阶层的知识女性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二是项目资助，扶助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通过各种名目的培训，顺利地完成了话语、理念和方法的全面输入——无论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对长久处在学术边缘的知识女性和一时断源的民间组织都是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一向被人看作保守的妇联组织和在学界被人忽视的知识妇女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快，成为后殖民化的主要载体。
1995年以后，中国妇女界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学术论坛被西方话语垄断，民间团体被国家控制，体制内的职业女性自行其是旁无他顾，女性研究者在内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纷纷与国外合作，做“项目”去了。在诸多项目培训中，“社会性别”（gender）引领风向，一时成为女性主义的代名词。众多“姐妹”聚集在“发展”项目名下，义无反顾向“外”看齐——本土化问题因此浮出水面。
关于本土（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两个立场，其内涵有明显的差别。
汉语世界中少说“本土”，多有“地方/本地”的说法，附着在“基层”政治层面上，相对于首都和主流中心地带，属于边缘和草根。“本土”是我们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被迫生出的地缘意识，像是一个新概念，旨在强调源自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在开放的世界中坚守自主的主体身份。
西方话语体系中，“本土化”强调的不是本土而是“化”，即西方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传播，其主体是“西方”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同理，女性主义讲求的也不是“本土”而是“本土化”，在实践中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从语言、话语到行为方式，再到组织结构，在“女人”旗下有意淡化本土因素，用“gender”覆盖一切差异性的主体意识，同当年老殖民主义在“文明”的旗帜下强行剥夺殖民地的主体身份如出一辙。
今天，新中国进入甲子年，女人与国际女权运动接轨之快之全面，令世人刮目相看。如今的中国，社会开放，人心浮躁，用脚投票，一致向外——如此态势中，守护“本土”至关重要，它对女性群体的后殖民化倾向有不可替代的校正作用。其目的不在标新立异或迎合任何主义，而是为了这里的（女）人们能够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自在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