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又是20世纪最富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一 伟大革命家葛兰西的一生
（一）艰难困苦的学生时代
1891年1月22日，安东尼奥·葛兰西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阿莱斯镇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葛兰西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在当地房产登记处当职员，其微薄工资勉强维持9口之家的生活。在葛兰西6岁时，他因卷入当地竞选的党派之争，遭到获胜的敌对派的报复。先是停职审查，次年被捕，1900年10月，在侵吞公款的罪名下，被判处5年8个月监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葛兰西一家陷入屈辱和贫困之中，葛兰西倔强的母亲马恰斯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搬到娘家吉拉扎村。她决心一人顶住这可怕的风暴。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替人缝纫、干零活，养活7个孩子，也不愿乞求施舍，遭人白眼。母亲不向命运低头、不屈不挠的精神给葛兰西以深刻影响。葛兰西后来赞誉自己的母亲，“她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她的一生向我们表明：用顽强的精神去克服那些看起来连意志坚强的男人都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多么重要”。
葛兰西自幼受着疾病的折磨，4岁时因摔落在地治疗不及时，逐渐长成驼背，并经常出血、抽风，多次死里逃生。他为此深感痛苦。为了克服生理缺陷，增强体质，他和哥哥一起动手凿磨石头，做成圆球，插上木棒，练习举重。
葛兰西从小勤奋好学并勇于实践。没钱买书，他就借书和抄书来读。哪怕是一张印有文字的纸片，一到手，也要如饥似渴地阅读。夜晚，他常常趴在大木箱上，在用残蜡制成的细蜡微弱的烛光下，为其姐妹朗诵《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孙漂流记》等名著的精彩片段。
葛兰西还自制玩具——小船、手推车。有一次，他用纸板制作的双层甲板船极为精致，以至于村里船工把它借去仿制铁皮真船。家里没有卫生设备，他就独立设计并制作了结构奇特的淋浴装置。
1903年，葛兰西以优异成绩获小学毕业证书，但家庭无力支持他继续上学。为了分担母亲的重负，他不得不辍学做工。他，11岁的小小年纪，畸形低矮的身躯，却要在地产登记处整天搬运超过自己体重的注册簿。他每天干10小时的重活，连星期天上午也不休息，常常累得周身疼痛，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少年的葛兰西亲身体验到社会的不平等，他后来写道：“我的造反本能从儿童时代就是针对富人的：因为，我在小学各门功课都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而肉铺、药店和布店老板的孩子却可以上学。”
葛兰西在两年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坚持自学了拉丁文。
1905年底，在其父被释放后，15岁的葛兰西到离家18公里的圣·卢苏朱中学上学。学校设备十分简陋，师资少且水平低，这使他未能弥补辍学两年造成的损失。家里寄给他的少量零用钱不够花，他不得不卖掉奶酪、橄榄油和面食，再用所得的钱买书和报纸。每逢节假日，母亲看到矮小瘦弱的葛兰西，总责怪他不知爱惜身体。一回到家，葛兰西马上阅读哥哥杰纳罗从都灵寄来的红色报刊，为此常常受到父亲的申斥。
1908年底，初中毕业的葛兰西来到撒丁首府卡利亚里的德托利文科高中学习。一年级上学期他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并不气馁，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下抓紧复习，并补习初中的课程。到下学期时他的各科成绩明显提高。
高二下学期，一位名叫加齐亚的年轻老师给葛兰西上意大利文学课。由于葛兰西作文条理清楚，文笔流畅，常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很快他就成了加齐亚最为器重的学生。此时，读书成了葛兰西最大的乐趣，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由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他开始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此外，还读了不少撒丁岛文学作品，如黛莱达[61]的小说，但他并不喜欢。他批评撒丁的作家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他指出撒丁岛不仅有森林、牧场，孤独的老母亲，还有为外国资本家干活的矿工，他们用奴隶般的劳动换来的不是学校和疗养院，而是棍棒和子弹。
这个时期葛兰西对克罗齐和萨韦米尼的文章很感兴趣。在他住址变更时，所订杂志改寄吉拉扎村，让其妹泰雷西娜务必将他们两人的文章剪下，放在纸夹里，留待回家时再读。
为了照顾远离家乡的葛兰西，其兄杰纳罗调到卡利亚里工作。葛兰西常随哥哥会见撒丁岛社会党领导人。1911年1月，杰纳罗当选为劳动协会执委会委员和司库，警察为此到吉拉扎村进行调查，这使他们的父母惶恐不安。葛兰西知此情况后，立即给双亲写信：“你们不要为警察调查一个人而担惊受怕……纳纳罗[62]担任了劳动协会的职务。警察注意到这个以前默默无闻的人的名字，想知道这个革命者，这个冒出来的警察的新对头究竟是谁，因此进行了调查……下次当你们再听到这类事时，请你们放心好了，还要当面嘲笑中尉和那些大胡子宪兵们。”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葛兰西为自己有一个令反动当局不得安宁的哥哥感到自豪。如果说，童年时代的葛兰西因为身受的贫困与屈辱，产生朦胧的民主意识的话，那么，中学时代的葛兰西目睹撒丁悲惨的社会现实，开始思考撒丁民众贫困的社会根源，撒丁工农群众的革命壮举，对马克思著作和社会主义读物的学习，更使他坚定了民主主义的立场。
高中二年级时，葛兰西不满20岁，他在一篇题名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作文中，满怀对中华民族的深切同情，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他写道：“有一天，传来种种说法：义和团屠杀了欧洲的传教士。于是惊恐的古老欧洲诅咒野蛮人和欠文明人，并宣布对这些不幸的人民进行新的十字军远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文明，而是为扩大贸易。英国人由于中国人不愿接受他们的鸦片，炮轰了无数中国城市。这根本不是文明！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争夺朝鲜和满洲的贸易权互相残杀。”[63]
葛兰西接着揭露帝国主义者宣扬的爱国主义的虚伪性与反动性。“欧洲人民也曾有过他们的压迫者并经过浴血奋战才获得自由。而现在为他们的解放者、英雄们竖起了雕像和纪念碑，把对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崇拜升华为民族宗教。”[64]
文章的结尾表达了葛兰西对社会革命的渴望：“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许多特权，唤起了许多被压迫者，但它只是使一个统治阶级代替了另一个统治阶级。然而，它留下了伟大教益：特权与社会差别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因此是能够被消灭的。为了消灭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正义，人类需要另一次血的洗礼。”[65]
1911年9月，葛兰西高中毕业，同年11月又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获都灵大学奖学金，在语言文学系注册，学习语言学、文学和哲学。在都灵，靠每月70里拉的奖学金根本不能生活，他不得不课余做工挣钱，但仍免不了挨饿。他因无钱买大衣，不得不穿着单薄的秋装度过严冬。葛兰西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时常病魔缠身，头疼欲裂，甚至几个月不能正常说话。但意志坚强的葛兰西在贫病交加之中，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成了教授器重的高才生。
语言学教授巴尔托利对这个不修边幅、衣服破旧的撒丁穷学生抱有厚望，学生也崇敬教授。葛兰西不仅佩服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精深造诣，还欣赏他把语言学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独特方法。以后当葛兰西为了社会主义运动不得不放弃语言学研究时，对给老师带来的痛苦深感内疚。
在都灵大学的第四学年，葛兰西开始集中学习帕斯托雷教授的理论哲学课。帕斯托雷认为，马克思主义发现“在社会内部孕育着从正题到反题这一进展阶段的物质条件”，从而超越了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尽管当时葛兰西主要还是一个克罗齐主义者，但上述解释对他产生了影响，开始摆脱克罗齐主义。
在都灵大学，葛兰西结识了同样来自撒丁的陶里亚蒂，两人经常在一起热烈讨论社会与哲学问题，成了亲密的朋友。
1913年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使葛兰西实现了从撒丁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化。
1913年3月19日，都灵6500多名汽车工人抗议大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这场斗争坚持数月，取得最后胜利。葛兰西在和罢工工人的接触中，感到与工人阶级的距离缩小了，工人的理想、信心、激情和果敢精神感染了他，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后来他在总结当时的思想收获时写道：只有了解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著作的革命意义。
同年夏天撒丁举行普选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使葛兰西认识到，撤丁的富人和穷人不是战友而是敌人，不仅北方的剥削阶级，而且南方，包括撒丁在内的反动集团应对撒丁的悲剧负责。
1913年11月，葛兰西从撒丁回到都灵不久，就与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接触，并参加了社会党。之后负责组织工人互助会，并为社会党地方报纸撰稿。1914年6月9日，都灵工人大示威，葛兰西坚决支持并积极参加。斗争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史称“红色星期”。
1915年4月12日，葛兰西通过了大学最后一门考试——意大利文学。在1915年底1916年初，葛兰西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专业，离开了大学，走向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二）从新闻战士到社会党左派
从1916年起，葛兰西经常为《人民呼声报》和《前进报》都灵版撰写随笔、新闻和时事评论。由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章一般不署名，至多只署上他姓名的缩写“A.G”。1916～1918年他为《前进报》都灵新闻专栏《防波堤下》撰写的300多篇短文，以敏锐的洞察力、生动辛辣的文笔，彻改过去该报枯燥说教的文风。
1916年2月5日，他针对都灵公立小学三年级的讨论题——“罢工者应受到正直者的谴责和鄙视”，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险恶用心——“一切人都应安于现状”，“良民的责任就是像鹅一样任人宰割，但不要出声”。[66]1916年2月17日，葛兰西就都灵商业银行小职员西尔沃拉贪污4万里拉一案，撰写了《替小偷辩护》的讽刺短文，剖析造成这一“罪行”的社会根源：“人的首要责任是正直，这很自然！但当两手空空，钱包罢工，饥肠辘辘，而大捆钞票在眼前经过时，只有英雄才能始终保证正直。”[67]接着，他指出，一个银行小职员每月只有90里拉的薪水，要吃饭穿衣，付房租和准备结婚物品，而这少于5千里拉就办不成，那又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呢？文章以“绝妙的资产阶级世界！”结尾，批判锋芒直指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剑与火的年代，年轻的葛兰西成了社会党新闻战线的一名英勇善战的主将。他目标明确，独立思考，从不屈从于黑暗势力。他说：“我是个非常自由的记者，观点鲜明彻底，从未为了讨好老板及其帮凶而掩饰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对工作有火一般的热情，但从不计较报酬，《前进报》每月只付给他50里拉工资，他从无怨言。
葛兰西从来就重视文化活动对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1916年1月29日《人民呼声》刊载了他的《社会主义与文化》，该文指出：“文化……是自我内在的组织、教育，是自己个性的确立，是高度觉悟的形成，正是由于这种觉悟，人们才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价值、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但所有这一切不是靠自发进化产生的，不是靠独立于自己意志的作用与反作用产生的……人首先是精神，即人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否则就无法解析，尽管一直存在着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创造财富者和自私的消费财富者，而社会主义为什么没能实现。人类只能逐级逐层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这种意识不是在生理需要的野蛮鞭挞下形成的，而是由于起初是一些人，后来是整个阶级对某些事实的原因，对改变这些事实的最佳手段的智慧的反思才形成的。他们从中看到摆脱从属地位、奋起反抗和重建社会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革命都要以紧张的批判工作和渗透作为先导。”[68]以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深化了这一思想，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
1917年8月都灵工人起义失败后，葛兰西被选为社会党都灵支部书记，并兼任《人民呼声》周刊主编。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葛兰西欢欣鼓舞，立即为《前进报》撰写题名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社论，坚决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他写道：“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反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布尔什维克批驳了卡尔·马克思，他们用明确的行动和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则并不像人们可能和已经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69]这里，不难发现字里行间的唯心主义影响的痕迹，但从本质上看，这是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鼓吹的庸俗决定论的清算。
一周后，针对《社会批判》杂志污蔑葛兰西用唯意志论代替决定论，葛兰西写了一篇《批判的批判》。他指出，社会主义“新一代想要回复到马克思的纯正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与现实、生产工具与意志，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历史活动中相互统一的……他们认为战争[70]并没有摧毁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改变了正常历史环境的条件。因此，人们的社会、集体意志具有通常所没有的重要性。这些新的条件本身也是经济事实，它们使生产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必然要适应这些经济事实，在俄国必然要导致专政”[71]。
如果将上述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即可看出，葛兰西并不是脱离社会存在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谈社会意识的重要性的，而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环境的巨大变化，强调发挥革命主体能动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确信庸俗决定论不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学说，而是使无产阶级无所作为，“坐等良机”的“惰性学说”。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脱离现实存在的个体、人们的意志和社会活动的自然规律，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会自发地起作用，只有当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并决心改变世界，在革命实践中应用并发展历史唯物论时，社会规律才起作用。以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又深化了这一思想。
从1918年起，葛兰西随着对《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列宁著作的学习，随着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深入研究，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种摆脱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集团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新期刊。
1919年5月1日，《新秩序——无产阶级文化评论》创刊，葛兰西担任编辑部秘书。他认为，杂志应探讨对意大利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提出革命的“具体纲领”。他结合意大利社会现实研究苏维埃经验，提出“厂内委员会是苏维埃政府的萌芽”的思想。
同年6月21日，《新秩序》周刊刊登了葛兰西与陶里亚蒂合写的社论《工人民主》。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潜在地存在于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典型的社会生活机构中”。因此，社会党人应在农民协会、厂内委员会内积极工作，使这些机构团结一致、协调统一。这意味着现在就着手创造一种真正的工人民主，为将来全面替代资产阶级国家管理与统治的功能做好准备。
正是从建设工人民主的战略目标出发，葛兰西主张对大战期间都灵各工厂成立的厂内委员会进行革命的改造。首先，他建议将选举工厂委员会的权利扩大到全体劳动者。工人、职员、技术人员，只要积极参与了生产过程，不管其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如何，也不看其是否为工会会员，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民主机构。其次，工厂委员会必须突破资本家强加的种种限制，不应局限于签订劳资协议、捍卫工人在劳动场所的权利等经济斗争领域。作为工人民主的机构，工厂委员会当前要限制资本家在工厂的权利，行使仲裁和整肃的功能，它们将来必然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
这篇社论立即在都灵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成立工厂委员会的战斗号召深入人心。1919年9月初，“菲亚特”工厂第一个工厂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这年秋天，工厂委员会运动迅速发展，参加的工人有3万多，工厂委员会纷纷成立。12月3日，各工厂委员会统一行动，在短短一小时内，竟动员了12万产业大军，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巨大威力。次年4月，都灵工人为争取工厂委员会对生产的监督权举行了罢工，9月即占领各工厂。以葛兰西为首的新秩序派是整个工厂委员会运动的领导核心，葛兰西始终积极领导、坚决支持工人群众的斗争。
在那激烈斗争的年代里，对工厂委员会、对参加议会选举以及对共产国际从社会党内开除屠拉蒂的建议的态度上，新秩序派与社会党内的改良派（以屠拉蒂为首）、最高纲领派（以塞拉蒂为首）及弃权派（以波尔迪加为首）存有原则性分歧。在与“左倾”、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葛兰西制定了列宁主义纲领——《社会党都灵支部行动纲领》。葛兰西的革命立场，受到列宁的赞扬：“至于说到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议，即载于1920年5月8日《新秩序》杂志上的向该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72]
（三）从意共创始人到意共总书记
由于轰轰烈烈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被扑灭了，社会党机会主义首领封锁了葛兰西对社会党领导核心的上述批判，这样，从内部改造党已不可能，葛兰西认识到创建一个新型的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1921年1月21日，葛兰西与陶里亚蒂、波尔迪加等人同社会党决裂，在里窝那创建意大利共产党。波尔迪加任总书记，葛兰西当选为中央委员，兼任党中央机关报《新秩序报》的社长。
在1922年3月召开的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葛兰西被派往莫斯科任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到苏俄不久，葛兰西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要他疗养。夏初，他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病。在这里葛兰西结识了病友艾乌杰尼娅的妹妹朱利娅。这位年轻秀美的女提琴手在31岁的意大利青年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葛兰西的感情真挚而丰富，他也有着初恋的羞怯、热恋的激情和离别的痛苦。1923年11月，葛兰西为执行共产国际的特别任务，告别妻子朱利娅去奥地利。他从维也纳给心爱的人写下了动人心弦的“诗篇”：“亲爱的尤尔卡，[73]我紧紧地拥抱你，双手持头，望着你的眼睛，吻过它们，再吻双唇。我感到你是那么爱我，像我爱你一样。对你的爱使我幸福，给我生活、工作的力量。我想，我们在一起，将不可战胜，并会找到粉碎法西斯的手段。”[74]
葛兰西在国外期间，意大利政治形势突变——法西斯崛起，墨索里尼上台，意共力量削弱，革命转入低潮。在意共领导层中，葛兰西最早并最正确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和危险性。鉴于此种形势，他建议党的新机关报叫《团结报》——“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能实现并维持作为最宝贵财富的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在党周围的团结，工人和农民、南方和北方的团结，意大利全体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就不能完成他们肩负的历史任务，就不能给法西斯以致命的打击。”[75]
在1924年的大选中，葛兰西当选为参议员，才得以返回祖国。葛兰西与党的总书记波尔迪加的分歧公开化。
波尔迪加这个原社会党弃权派（反对参加议会斗争）首领，在共产党内推行一条宗派主义路线，使党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害。他对法西斯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本质区别毫无认识，没有把握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新特征，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路线——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波尔迪加仍主张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葛兰西则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意共“不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是为争取民主而斗争”[76]。在决战前夕，首先应夺回失去的阵地。为此，必须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广泛联盟。他拥护共产国际的新路线，但认为首先应同社会党“第三国际”派合并。
5月在科莫举行的党的秘密会议上，葛兰西领导了对波尔迪加宗派主义的批判，科学地分析了法西斯的阶级性质，并提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路线。会后葛兰西进入中央执委会。
同年8月葛兰西当选为意共总书记。他积极参加“阿文廷”[77]抵抗议会的活动，主张立即举行政治总罢工，抗议法西斯暴行。10月，为了利用合法讲坛面对面地揭露和反对法西斯，共产党议员脱离“阿文廷”，回到议会。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颁布了特别法令。葛兰西为使党过渡到地下状态，奔波于工厂和农村的党组织之间，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他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
1925年8～9月，葛兰西起草了意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于次年1月在里昂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宣告了波尔迪加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失败。
就在意大利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时刻，苏共党内派别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葛兰西对这种形势表示担心——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会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他善于独立思考，心口如一，勇于直言。1926年10月14日，葛兰西以意共政治局名义，起草了一封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既表示同意斯大林多数派观点，又呼吁团结，避免对托洛茨基等反对派采取“过激措施”。
就在此月，葛兰西还撰写了《关于南方问题的提纲》这篇因被捕而未加工润色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对意大利30年来的历史进行概括，对意大利现实进行政治和社会分析。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形成动员大多数劳动者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联盟时，才能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对意大利无产阶级来说，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农民问题在意大利具有两种特殊形式——南方问题与梵蒂冈问题。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实现工农联盟。
在国内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同志们劝说葛兰西到瑞士组织意共的国外中心，遭到他的反对。他认为领导者应留在意大利，和工农群众一起同甘共苦。
1926年11月1～3日，意共指导委员会在热那亚附近的瓦尔波切维拉召开秘密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德罗兹通报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派（斯大林、布哈林）和少数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斗争的情况。当葛兰西前往会议地点时，被警察扣住并强令其返回罗马。11月8日，正当他着手组织反法西斯全国总罢工时，在家中被法西斯警察逮捕。
（四）囚徒—真正的人—理论家
1926年11月20日，葛兰西从狱中给远在苏联的妻子写了第一封信。“我最亲爱的尤尔卡：你曾写信说，我们俩都还年轻，还能企望一起看到我们的孩子们长大成人。现在你要牢记这点，每当你想到我并把我和孩子们联系在一起时，你就要坚信这点。我相信你和往常一样勇敢坚强。为使他们健康成长，为使他们完全无愧于你，你应当比过去更勇敢更坚强。”[78]
5天后，葛兰西与其他被捕的共产党议员离开罗马柯利监狱，先被流放到乌斯蒂卡岛，其后多次转狱，历经艰辛，备受折磨。
1928年5月10日，当葛兰西知道即将开庭审判时，首先想到这会给母亲带来的痛苦：“最亲爱的妈妈，我是个政治犯，并将被判刑，但我永远不会为此感到羞愧。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信念献出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因此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我多么想紧紧地拥抱你啊，亲爱的妈妈，使你感到我是多么爱你，并安慰你，是我给你带来痛苦，但我又不能不这样做。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有时，子女为了保持荣誉和人的尊严，就不得不给他们的妈妈带来痛苦。”[79]葛兰西一贯反对把革命者与苦行僧混为一谈，而是把对革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与对自己亲人的挚爱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连自己亲人都不爱的人，不可能热爱集体、献身革命。
1928年5月28日，法西斯特别法庭开始审判葛兰西等22名政治犯。在法庭上，葛兰西大义凛然，怒斥敌审判长：“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应由我们共产党人去拯救它。”6月4日，审判结束，法西斯当局以所谓“阴谋反对国家，煽动内战和阶级仇恨，进行颠覆性宣传”等“罪名”，判处葛兰西20年4个月5天的监禁。
7月19日，葛兰西到意大利南部的杜里监狱服刑，敌人能剥夺他的自由，却不能摧毁他的钢铁意志。葛兰西把监狱当作特殊战场，继续战斗。
葛兰西身陷囹圄，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外面的斗争。1930年，当他得知3名意共中央领导成员因对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持有异议被开除出党时，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时常利用放风时间对难友们进行政治教育。为了让被托洛茨基迷惑的同志幡然悔悟，他提出了简明、深刻的口号：“托洛茨基是法西斯的娼妓”。他反对大多数共产党难友的宗派主义立场，与狱中唯一的社会党人佩尔蒂尼[80]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葛兰西向佩尔蒂尼表示，不赞成把社会党人看作社会主义的叛徒。葛兰西在复活节请他一起品尝家乡寄来的烤小猪。当佩尔蒂尼离开杜里监狱时，葛兰西送他一本书留念，并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题词。这一切引起共产党人的反感，他们没有理解葛兰西细腻的心灵和博大的胸怀，他们向党中央报告说葛兰西已经脱党，他为此感到非常痛苦。
除了受到战友们的中伤和诽谤外，葛兰西与妻子朱利娅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罪恶的法西斯剥夺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权利，从被捕起他们再没有见面，长期的分居，朱利娅的患病，加之政治因素的影响，使他们之间产生误解。但葛兰西对她的爱始终如一，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谅解对方。为给妻子准备圣诞节礼物，他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制成木质裁纸刀。
像野草一样朴实的葛兰西，“热衷于追求相互关系中的坦率和诚实”。他反对妻子将他被捕入狱的事实向孩子隐瞒，认为这有损于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无益于他们的成长。
葛兰西的幼子远在异国苏联，他只能通过照片看着孩子们成长，通过书信与他们促膝谈心。他收到大儿子德里奥寄的小鹦鹉羽毛和小花，是那么欣喜欢乐！他又是那么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自己艰辛而难忘的童年：撒丁岛奇异的蜥蜴，月夜偷苹果的刺猬，用带洞的砖在海里捉鱼的小伙子，他幼年亲密无间的伙伴——小狗……
葛兰西比自由人更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他写信让亲人寄给他一些花卉种子，种在狱中一块4平方米的土地上，看它们生根、开花……
受伤的麻雀飞到他的窗前，他小心翼翼地替它包扎，精心护理，使其痊愈。康复的麻雀在他手上跳来跳去，啄食面包屑，和他开玩笑，成了他的狱中伙伴。
在狱中，葛兰西从未以领袖自居、高高在上。他积极参加难友们成立的公共食堂的帮厨工作，怀着愉快而“好奇”的心情切削土豆，择生菜，做兵豆汤，当跑堂，乐于干“大人物”不屑一顾的日常小事，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
葛兰西还把监狱当作课堂。在乌斯蒂卡岛，他领导组织了政治犯文化补习学校，并亲自教授历史和地理，同时他自己参加德语班学习。他的德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将《格林童话》中的不少故事译成意大利文。为了阅读列宁的原著，早在莫斯科时就学会俄语的葛兰西，在狱中能用俄语流利地背诵普希金的《村姑小姐》。一向酷爱文学的葛兰西还阅读了大量的托尔斯泰、契诃夫、杰克·伦敦等作家的名著。
葛兰西没有忘记敌审判长气急败坏地狂吼：“我们要使这个头脑20年不能工作！”1929年2月，当条件刚刚允许他工作时，他立即拟定了理论研究计划，向亲友索要所需的书刊资料。他要总结十几年的斗争经验与教训，做些带有“永恒性”的工作，探寻马克思主义的革新之路，使敌人的妄想彻底破产。
敌人的残酷迫害，狱中阴暗潮湿的环境，发霉变质的食物，使得葛兰西本来就很虚弱的体质更加恶化：有时彻夜不眠，有时大口吐血，有时高烧不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为了达到“慢性杀害”的目的，又不给他以应有的治疗。不仅如此，敌人还阴谋利用葛兰西的病痛诱他变节，说什么只要向墨索里尼递交请求宽恕的申请书，就可获释。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但坚贞不屈的葛兰西从不作无谓的牺牲，无损于革命气节又有权要求的条件他从不放弃。他申请订书订报，拥有笔、纸、墨水和单人牢房，从而在物质上保证了理论研究工作的进行。
像刀剑一样坚韧的葛兰西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从1929年至1935年写就了一部《狱中札记》。这部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狱中札记》共计33本，长达2848页，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这是他为自己建造的非人工所为的纪念碑。
1937年4月27日，身受法西斯残酷迫害的葛兰西突发脑出血，在罗马奎济萨纳医院逝世，时年46岁。
葛兰西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不仅受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爱戴，还受到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士（甚至其论敌克罗齐）的赞扬。这不仅由于他英雄的业绩，还由于他伟大的人格与崇高的品德。
在葛兰西逝世后十年——1947年，《狱中书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这部书包括葛兰西从狱中寄给家人（妻子、儿子、母亲、姐妹，哥哥、妻姐塔吉亚娜）和朋友的218封书信。[81]此书以其朴实无华的文风、真挚热烈的感情、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著名文学批评家克罗齐赞誉它是意大利现代文学的杰作。《狱中书简》当年荣获“维阿雷焦”文学奖。
同年，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开始分6卷陆续出版——《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文学和民族生活》《民族复兴运动》《过去和现在》，立即在意大利引起强烈反响。
从1954年开始，葛兰西的早期著作——《青年时期著作集》（1914～1918）、《防波堤下》（1916～1920）、《新秩序》（1919～1920）、《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21～1922）和《共产党的建设》（1923～1926）也编辑出版。
20世纪60年代，随着葛兰西理论著作的广泛介绍，他作为思想家的形象才得到公认。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研究葛兰西的热潮。今天，葛兰西的思想遗产越来越受到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们的普遍关注与重视。
二 葛兰西的哲学思想
葛兰西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狱中札记》第1卷——《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中。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一）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研究；（二）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三）对《社会学通俗教材》[82]尝试的评注；（四）贝内德托·克罗齐[83]的哲学；（五）经济学札记。这里，尤以中间三部分最为重要，大体概括了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倾向与特征，表明其哲学思想真正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一）《反克罗齐论》
19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84]的努力，历史唯物主义在意大利得到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大利的影响。但是，贝内德托·克罗齐在20世纪前十年形成的“精神哲学”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主导地位，克罗齐起着某种“精神教皇”的作用。为了确立无产阶级在思想阵地上的领导权，葛兰西认识到彻底清算唯心主义的现代形式——克罗齐主义的必要性。他决心效仿恩格斯写一部《反克罗齐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抓住克罗齐的历史唯心论这个要害进行分析批判，并对历史唯物论有新的阐发。
在克罗齐庞杂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历史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他本人后来把“精神哲学”改称“绝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学的方法论”。在他看来，一切实在皆历史，一切历史皆实在。但他所说的实在只是精神，即是说一切实在都是精神，历史是精神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总是“普遍的”，即概念的历史：“没有一个事件，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小事件，不能作为普遍的事件来考察、实现和区分。在最简单的形式中……历史是通过判断，通过个别与一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来表现的。”[85]这样作为历史判断特点的东西——用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给个别历史事件下定义，也就成了历史本身的特点，历史等同于历史判断。克罗齐还强调历史的主词不是古希腊、古罗马，也不是法国、德国，而是文化、自由、进步等抽象概念。这实际上等于用抽象的“水果”概念代替了苹果、梨、桃等具体的水果。
葛兰西指出，为了把握实际的历史进程，需要确定一定的概念，但历史运动与反映它的概念应历史地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葛兰西认为，克罗齐用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代替了具体历史事件，就用观念否定了实际历史。“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86]
接着，葛兰西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揭露克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思辨性。他指出，克罗齐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机械地、随意地实体化，从而脱离了它的经济基础。克罗齐使上层建筑独立存在，用上层建筑的历史代替了实际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这样，在这个思辨的历史观中，出现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观念，精神成了现代上帝的代称。他一针见血地说，“实践哲学是实在的历史观，没有任何超验和神学的残余……而克罗齐唯心主义的历史主义还停滞在神学—思辨的阶段”，“它不仅存有超验和神学的残余，而且就是刚刚摆脱最粗陋外观的彻头彻尾的超验和神学”。[87]最终说来，这样的历史，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甚至就是克罗齐本人的思想发展史。葛兰西讽刺克罗齐就像拉·封丹笔下那个自命不凡的苍蝇，以为他的“绝对历史主义”的高论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
葛兰西进而坚决抨击了克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范畴的攻击。克罗齐污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是“隐匿的上帝”，是新的形而上学——用经济解释一切。葛兰西尖锐地指出，如果思辨地理解“经济”范畴，那克罗齐还有道理，事实恰恰相反，不能思辨地理解它，而应历史地考察它，“结构[88]作为现实的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关系的整体，作为客观条件的整体，可以并应该用语言学的而不是思辨的方法来研究”。[89]葛兰西认为，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历史过程，而不是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的、僵死的东西。
克罗齐还污蔑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神学二元论。对此，葛兰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经济结构脱离上层建筑，相反，是从它们内在的联系、必然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它们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忽视和排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践哲学并不排除伦理—政治的历史，它批判只把历史归结为伦理—政治历史的做法，认为这是不合法和随意的。”[90]
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批判可以见出：有的西方学者说葛兰西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优先地位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早在1918年他就认识到，理想、精神的“本质在经济、实践活动中，在生产与交换的制度及关系中”，“理想得以实现，并不因为它逻辑地与纯粹真理、纯粹的人道相一致，而是由于它在经济现实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及成功的工具”。[91]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他反对对此作庸俗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是在庸俗决定论泛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最后，葛兰西还把克罗齐与黑格尔作了比较，颇有见地地认为克罗齐是对黑格尔的反动。他指出：黑格尔那里是矛盾的辩证法——“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92]，历史是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运动，是绝对观念在其矛盾推动下的发展。而在克罗齐那里，矛盾的辩证法成了差异的辩证法，他抱怨黑格尔“把对立扩展到精神与实在的形式，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无限性——循环，而产生假的、恶的无限性——无限的发展”[93]，从而把对立辩证法改造成差异辩证法。结果，精神按不同的环节——艺术、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即“美”“真”“益”“善”四个范畴发展着；它们不能单独存在，只能在整体中得到活力，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对立；没有一种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扬弃，只存在循环运动。这样，克罗齐就阉割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部分——矛盾辩证法。社会矛盾得以表述的方式（虽然是在观念辩证法中曲折的不自觉的表述）也就不复存在了。葛兰西写道：“克罗齐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就是所谓差异辩证法。实际需要区分对立与差异……因为只有对立才有辩证法。还有待考察从黑格尔向克罗齐、金蒂莱的运动是不是后退，反动的‘改革’。难道他们不是阉割了黑格尔哲学中最富实在论、历史主义的部分？”[94]
难能可贵的是，没有机会读到列宁《哲学笔记》[95]的葛兰西，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上独立地得出与列宁相近的结论。正是由于辩证法构成《逻辑学》的最高成就和实质，列宁才赞誉“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96]
葛兰西还联系法国大革命做出具体分析。黑格尔用思辨的方式在其哲学中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他所进行的战争。而克罗齐的《欧洲史》从1815年维也纳和会写起，对法国大革命只字不提，这样就肢解了历史，使历史失去实际内容。因此，主要的是应把克罗齐的历史主义再颠倒过来，使它站立起来，用脚而不是用头走路。
在批判克罗齐唯心史观的同时，葛兰西高度评价克罗齐哲学反对一切宿命论，重新估价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甚至认为“现在，必须像实践哲学的首批理论家[97]对黑格尔思想所进行的那种去伪存真的工作一样，对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也要进行同样的去伪存真。这是历史上唯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使实践哲学得到应有的恢复，并能把它（由于‘通俗化’和直接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恢复生机）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从而解决当前斗争的发展所提出的最复杂的任务，即创造一种完整的新文化”。[98]
葛兰西这番话是针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讲的。从伯恩施坦的经济唯物主义到布哈林的机械论，从屠拉蒂的庸俗决定论到波尔迪加的教条主义，使葛兰西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严重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因此，葛兰西主张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不只是反对思辨哲学的论战，而且也要有反对实证论、机械论以及实践哲学的被歪曲了的形式的论战。”[99]可以这样说，他对机械论、形而上学、庸俗决定论的批判构成其哲学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
（二）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异议
1933～1934年，葛兰西认真研读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撰写了批判性的笔记和评论。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于1921年在苏俄出版，第二年德译本问世，1925年、1927年法文版和英文版相继发行。这部书作为第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拥有广泛读者。它在20世纪20年代曾被视为权威性的理论著作。无疑，它在当时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过一定作用，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处理，它的机械论、平衡论的基本倾向，不仅影响了包括波尔迪加在内的犯有“左派幼稚病”的人们，也影响了批判其理论观点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失误同这本书不无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对布哈林的批判，也就是对斯大林和苏联官方哲学教条主义痼疾的批判。
首先，葛兰西敏锐地看到布哈林的教科书的缺陷。他写道：“当一种理论还处在讨论、论战和形成阶段，难道能够撰写关于它的入门书、手册和通俗教材吗？”[100]“如果某一确定理论还没有达到其发展的‘经典’阶段，任何使它‘教材化’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它的逻辑体系只是表面的和虚假的，正像‘通俗教材’那样，主要是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机械排列，尽管它们为着成书的需要有个统一的框架，但它们之间没有内在联系。”[101]应该说这不仅切中布哈林的教科书要害，也是对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苏联哲学界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病的准确诊断。
葛兰西不同意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独立的、相互封闭的概念体系加以叙述。他指出，“‘在通俗教材’中缺乏对辩证法的论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实践哲学分为两部分，即政治历史理论——他认为这是社会学，即根据自然科学（实证论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方法构建的理论和本义上的哲学，即哲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庸俗）唯物主义，在批判机械论的大讨论之后，‘通俗手册’的作者似乎对哲学问题的提法没有多大改变。他在伦敦召开的科学史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继续坚持说实践哲学一分为二。历史—政治理论和哲学，不过他不再用哲学唯物主义的老字眼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称呼它了。”[102]“本书及其作者全部错误的根源正是在于企图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学’，一是系统哲学。离开政治历史理论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103]。”[104]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布哈林被处决的同一年——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却沿用了布哈林的体系安排。斯大林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105]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被提到首位，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仅是它的派生物，是低一层次的理论。
同布哈林、斯大林的观点相反，葛兰西认为：“以实践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恰恰是哲学的具体历史化及哲学与历史的同一。”[106]在他看来，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里，才能消除任何机械论和一切迷信‘奇迹’的痕迹”。[107]由此可见，葛兰西着重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紧密结合，是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把握的。
同把辩证法仅看作方法论的肤浅看法（布哈林和斯大林）相反，葛兰西认为“辩证法是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哲学”。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完成了辩证法与哲学革命的联系，他写道：“只有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一种完整的和独创的哲学——它开创了历史和世界思想发展史的新阶段，它超越（超越的同时汲取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旧社会的传统表达方式——才能充分地、从根本上认识辩证法的作用与意义。”[108]，相反，布哈林把辩证法与政治历史理论分开，“这样提出问题，就再不会认识辩证法的重要性与意义，就把认识论和历史学及政治学的精髓贬低为形式逻辑的一个分支和一种入门的经院哲学”。[109]葛兰西认为，在辩证法即认识论中，“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一般概念融为有机整体”，[110]因此，它不能作为方法论而同运用它对历史、经济及政治问题的解释分开。
葛兰西不能容忍把辩证法作为某种形式逻辑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截然分开。他指出朗格[111]的《唯物主义史》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庸俗唯物主义解释的根源，正是这本书把辩证法“仅看作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是将它本身看作一种逻辑学，一种认识论”。[112]葛兰西反复强调辩证法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这种看法与列宁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完全一致。
布哈林同朗格、普列汉诺夫一样，没有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此，他对反映论的理解还停留在费尔巴哈直觉唯物主义水平上。布哈林写道，“没有物质，精神就不可能存在，而没有精神，物质却可以满不在乎地存在着”，“精神，是具有特殊组织的物质的特性”，“假如人们有办法按照原样重新把那些物质的元件拼凑好、安装好，就好比像把一个拆散的钟表重新装配起来一样重新装配一个人，这时意识就可以马上恢复：就跟钟表修好了就马上嘀嗒地走起来一样，人的机体刚一复原就可以开始思想”。[113]这里，可以看出，布哈林完全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意识，看不到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革命意义，不了解认识过程中主体能动性的作用。
葛兰西注意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意识和认识过程，坚决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仅把意识看作是对物质的机械反映的形而上学观点。
首先，他反对把那种“开天辟地”时的原始自然界看作认识的对象。他认为，实践不仅是人们认识的手段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而且它为自己“创造”认识对象，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认识主体。从现实的认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看，都受着历史条件的制约，受着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葛兰西写道：“在科学中探索在人之外的实在性，从宗教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理解，只能是某种悖论。如果没有人，宇宙的实在性意味着什么？一切科学都和人的需要、活动相联系。没有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的活动，‘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混沌，即虚无。因为，实际上，如果设想人不存在，也就不能设想语言和思想的存在。对实践哲学来说，存在不能脱离思维，人不能脱离自然，活动不能脱离物质，主观不能脱离客观。假如发生这种脱离，就会坠入形形色色的宗教形式之中或毫无意义的抽象”；[114]“只有当实在与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认识实在。由于人是历史过程，因此认识和实在也是过程，客观性也是过程”。[115]
接着，葛兰西以“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说明它们是对实际空间关系的反映，但又是历史范畴。他写道：“为了确切理解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可能具有的意义，有必要看一下‘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的例子。它们从来就是‘客观地存在的’，虽然分析时只呈现为约定俗成的，即历史—文化结构。”[116]他不同意罗素的如下说法：“地球上没有人存在，不能想到伦敦和爱丁堡的存在，但可以想到空间里两点的存在——它们就是今天的伦敦和爱丁堡。”[117]葛兰西认为，没有人存在，就不能想到只是由于有人才存在的任何事物与关系，“如果没有人，北—南、东—西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实际的关系，但没有人和文明的发展，它们就不会存在。很明显，东和西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即历史范畴，因为离开了实际的历史，地球上任何一点同时是东又是西”。[118]正是由于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领导权，才能使这些概念被普遍接受——“日本是远东国家，这不仅对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对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自己也是如此。日本人根据英国政治文化可以称埃及为近东。这样，通过不断注入地理名词的历史内容，‘东方’‘西方’最终揭示不同文明整体间的确定关系。意大利人提及摩洛哥时，通常把它称作‘东方’国家，正是归因于它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化。但这些概念又是真实的，它们与真正的事实一致，它们使人们能够通过陆地和海洋旅行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使人们预见未来，使实在客体化，使人们理解外部世界的客观性。”[119]
其次，葛兰西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将主体选择、需要、价值、实践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丰富更完整。
葛兰西指出，人们只是认识自己——人们的需要与利益，如果超越这些而去思考实在的东西，就是“物自体的”“不可知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认识。他写道：“什么是现象？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还是人依靠实践和科学的利益而区分的质，即根据探索世界秩序及对事物分类的必要性而区分的质（这种必要性总与间接的和未来的实践利益相联系）。”[120]
就上述论断的实质来看，这是对20世纪20～30年代盛行的被动的、直观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的根本纠正。要知道自然现象并不是自动闯入人们的感官。人只是在变革自然时，才与其发生联系，而实践又与人的利益与需要密切相关。人们为了生存，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为居安避险，就要首先区分出与实践有关的、对人有用的东西。人们以同动物完全不同的方式，仅仅把握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的认识是一种干预，一种选择，现象是根据实践目的由主体翻译的客观实在。这就是葛兰西上述论断的真正含义。诚然，他在表述时某些概念把握不准，给人以“矫枉过正”的印象。某些西方学者，譬如，科莱蒂[121]甚至认为葛兰西像卢卡奇一样反对列宁的反映论，但我们只要联系葛兰西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来考察，就会得出他是用选择论来丰富和完善反映论的结论。
意大利的卡米思教授，在1931年11月出版的《新文集》上，表示完全赞同“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说什么这再次提出了宇宙的主观存在的问题，很发人深省。
葛兰西对这种否定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马赫主义观点，给予了深刻批判。他反问道：“难道显微镜下被观察的物质就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成了人们精神的产物？”[122]他进而剖析上述谬论的信仰主义本质：如果说“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很发人深省”的话，卡米思教授首先应思考这个问题：“就像今天人们设想的那样，科学不再存在了，而是成了某种对他们个人判断的信仰活动”，“如果微观现象真的不能视为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被观察’，而是‘被创造’，而且坠入个人纯幻觉的王国之中。还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人是否可以‘两次’创造（观察）同一现象。这已不再是‘唯我主义’，而纯粹是造物说和巫术。不是现象（它不存在），而是这些幻觉成了科学的对象”。[123]
实际上，葛兰西主张一种选择—反映论。毋庸讳言，列宁在1907年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经验批判主义等唯心主义倾向，着重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还应注意，列宁将此书副题定为“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称自己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对我们理解这部杰作的某些局限性会有所帮助。但我们不能同意西方学者全盘否定此书的观点。正是在这本著作中，列宁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提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观念的思想，但他没有展开。然而，列宁在1914～1916年撰写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弥补了此书的某些不足。因此，说列宁的认识论思想是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是没有根据的。由于葛兰西所处时代不同——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庸俗唯物论和机械论普遍泛滥，着重强调认识的主体性，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用选择论代替反映论。
葛兰西在分析批判了克罗齐的历史唯心论和布哈林的直观（庸俗）唯物主义、机械论之后，提出“实践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在“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这组札记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命、来源、体系及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大胆探索，发表了不少深刻、独特又有现实性的见解。
（三）实践哲学
在评价葛兰西哲学思想时，人们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要数“实践哲学”了。有的学者把“实践哲学”说成是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新立异的哲学路线，并据此把葛兰西与卢卡齐、柯尔施等相提并论，通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葛兰西从未有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更无独树一帜的“雄心”，他关于实践哲学的笔记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
为了避免引起法西斯当局监狱的注意，葛兰西在撰写《狱中札记》时，不得不使用隐晦曲折的语言和独特的概念。譬如，他称列宁为伊里奇，用“社会集团”代替“阶级”。当葛兰西提及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这一著作时，有意将书名改为《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和进步》。更直接的证据是葛兰西不止一次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实践哲学的两个创始人”。这就足以说明葛兰西只是把自己视为实践哲学的继承者而不是创始人，他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这一特殊环境里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
此外，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哲学，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看作几位伟大学者的综合，认为马克思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这种新世界观独特而完整，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还没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在他看来，这个时代要延续几个世纪。
葛兰西一贯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他始终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他明确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存一切事物都采取革命的批判的立场，那么它对本身也不能例外。它是开放的、前进的，不是终极真理的绝对封闭体系。葛兰西精辟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否则就不能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挑战；但他同时注意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重大意义。他写道，“实践哲学认为自己也是历史性的，也就是把自己看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暂时阶段”，[124]“如果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断言，任何认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代表着暂时的价值（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历史性），那么，在实践上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实践哲学本身，又不动摇为采取行动所必需的信念？”[125]葛兰西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慧眼准确把握理论与实践、发展与坚持、理论研究与政治宣传的辩证关系，既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又注意实践的灵活性。
葛兰西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问题。他一反20世纪20～30年代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贵族式的反动”的“权威”观点，深刻指出德国哲学的语言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语言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他没有重复通常的说法，即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是在更大的视野里，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上评价李嘉图的贡献。他说：“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了他的发现以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的时候，首先利用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大卫·李嘉图。”[126]凡是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人们都会记得马克思本人承认，正是通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总结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法则。
总之，葛兰西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形而上学地一一对应地研究，而应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对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影响。葛兰西写道：“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19世纪前半叶文化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及实践所代表的，断言这三种文化因素是实践哲学的来源。应该从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论断呢？这些运动中的每一种对应地促进了哲学、经济学和实践哲学的政治学的形成？或者是实践哲学综合地改造了所有这三种运动，即是说改造了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在这种新的综合中，我们考察实践哲学，就会发现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都以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作为准备‘要素’。”[127]
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绝对化，从历史的长河看，“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大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人生观基础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辩证化，是这一切思想、道德改革运动的结果。实践哲学与下面这种结合相符：新教改革加法国大革命——这是哲学也是政治，这是政治也是哲学”[128]。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历史），先进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愿望统一起来。
葛兰西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锐利目光察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受到歪曲和阉割的严重情况：“实践哲学的确受到了双重的修正，也就成了双重哲学结合的成分。一方面，它的某些因素，明显地或隐蔽地成了某些唯心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指出克罗齐、金蒂莱、索列尔、柏格森和实用主义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所谓正统派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种哲学，根据他们的极狭隘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比历史的‘简单’解释更复杂，当他们基本上把这种哲学等同于传统唯物主义时，还自认为正统。”[129]葛兰西联系哲学史，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两方面修正的现状，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哲学领域的战斗任务，“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与复辟的交接时期把思想生活的两个环节，即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化了，但综合的结果却是‘用头走路的人’。黑格尔的后继者破坏了这种统一，一些人回到唯物论体系，另一些人回到唯灵论体系。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更新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些全部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结果是‘用脚走路的人’。现在实践哲学也受到了黑格尔主义所经受过的遭遇：人们把它扯碎，一部分东西脱离了辩证的统一又重新回到哲学唯物主义，同时高级唯心主义文化企图把实践哲学里创造某种长生不老药所必需的东西吸收过来”，[130]“在现实中依然重现关于费尔巴哈第一个提纲中受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而且也和当时一样（虽然我们也达到更高的阶段），需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131]
无疑，这为我们准确判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正确把握“实践一元论”的真正含义指明了一个方向。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32]这里，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方面考察对象、感性，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33]。
同马克思的看法相近，葛兰西指出直观的庸俗的唯物主义“确信有一个外部的绝对不能改变的世界‘一般地’、客观地（这个词最庸俗意义上的）存在着”，[134]仅把意识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整理”，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同时，他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首先使用了“创造性的”思想概念，即首次揭示主体的能动作用，但它却充满了唯心主义和思辨的内容。由于唯心主义的“创造性”（能动性）概念表明外部世界是由观念创造的，就必然陷入唯我论。为了一方面肯定主体能动性又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避免抹杀主体能动性的机械论、庸俗唯物论，就必须“历史地”考察问题，同时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135]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元论’这一术语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与某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而恰好相反是‘不纯粹’的、最为世俗、最普通意义上的行动的哲学。”[136]
正是这段札记被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激烈的争论，招来高度赞扬或严厉批评，从而关系到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全面评价这个根本问题。
有人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综合，因此是折中主义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只要我们联系他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赞誉，对黑格尔、克罗齐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布哈林、波尔迪加的庸俗唯物论观点的批判，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他正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反对任何一种片面倾向上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的。要知道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他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137]
有人说，应在辩证法意义上、认识论意义上，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关于“实践一元论”的论述正是在题名为“认识的‘客观性’”的札记里阐发的。葛兰西写道：“在实践哲学中，关于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可以根据下面这句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里）来分析：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形式中——认识物质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认识是不是限于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根据引述的原文——还是指任何有意识的认识而言？这点有待研究，而只有用所有关于上层建筑价值的哲学理论才能研究。”[138]紧接着就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实践一元论”的论述。由此可见，葛兰西绝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即物质与意识谁为本原，谁为派生的问题上发表见解。在他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属于传统唯心主义与传统（旧）唯物主义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早为旧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直觉唯物主义）所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最高形式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的主题、出发点、基础乃至命题、范畴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诸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是全新的范畴，是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未使用过的。它所关注的问题，诸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也是传统唯物主义解决不了的。从这个角度看，新唯物主义又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
在其他场合，葛兰西曾把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称作“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而达到自己完成的并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是“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人本主义”。[139]由此可见，葛兰西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历史主义和真正的人本主义。从本质上说，“实践一元论”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社会的人为出发点，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关于人和外部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
正如马克思肯定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葛兰西也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他们更强调人是自然界的对立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的积极的关系。葛兰西指出：“人们并不是由于自己也是自然而简单地与自然相联系，而是通过劳动与技术能动地与自然相联系。还有，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积极的、自觉的，即这一关系是与每个人对这些关系的或高或低的认识程度相一致的。”[140]由此可见，葛兰西所说的“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就是指人与自然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活动，即人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统一就成了纯粹思辨的东西了。而“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就是指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当然也包括生产资料（即前人实践的产物）。这样，“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意思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而这种人类活动体现了人所特有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如何理解“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哲学”呢？我们知道，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金蒂莱把自己的哲学称作“行动主义”，说什么“思想行动是纯粹行动”，这样，自然、历史、上帝都成了（共相的）“我”的行动的产物。实际上，葛兰西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着意划清“实践一元论”与金蒂莱“行动主义”的界限，强调人的活动是感性活动、物质活动，并且这种实践活动是有着物质基础的。
我以为这才是“实践一元论”的准确含义，因此，不能从中得出“否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结论。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明确写道：“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物的世界为前提，而人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一定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141]另一段论述更清楚地说明他是把客观条件作为实践基础的：“但仅是客观条件、可能性、自由的存在不够，需要‘认识它们’并会利用它们，想要利用它们。”[142]显然，葛兰西所说的“客观条件”是指人们所面对着的外部世界，即上代人的实践改造了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由此可见，葛兰西既没有否认先于人类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但他认为对这代人来说没有意义），也没有否认上代人实践改变了的自然界是这代人实践的预先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是，在他看来，仅仅承认这点远远不够，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要认识并利用客观条件，通过实践促使它们改变。因此，说葛兰西把“自然界”或“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视为实践的从属因素，偏离了唯物主义方向，是毫无根据的。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葛兰西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在“历史”上而不是在“唯物”上。他对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很反感，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因此尝试着改造它。他写道：“显然，对于实践哲学来说，‘物质’不应在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力学等）的意义（这些意义有待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考察研究）上，也不应在种种唯物论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物质的物理的（化学的、力学的等）各种属性的总和构成了物质本身（只要不陷入康德的物自体观），但仅当它们成为生产的‘经济因素’时才被考察。因此，物质不是作为其本身，而是作为生产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的物质来考察。这样，自然科学从本质上看好像历史范畴、人的关系。每种物质的全部属性总是一成不变的吗？科学技术史证明不是这样。很长时间人们对蒸汽的机械力毫无所闻，那么能说这种机械力在人对机器利用之前就存在着吗？”[143]“实际上，实践哲学研究一部机器不是为了认识和确定这一物质的原子结构，它的自然成分的物理、化学、力学属性（那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对象），而是因为它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是一定社会力量所有权的对象，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社会关系又与一定历史时期相一致。”[144]
尽管葛兰西不赞成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但对“自然”从未提出疑义。他批判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对于克罗齐来说，只有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物理学或精密科学只是‘经验的’和‘抽象的’，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自然是某种约定的抽象，某种‘便当’等。”[145]
（四）约·狄慈根式的失误
像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上。
葛兰西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连，“散发着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气味”。并且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当提及法国唯物主义时对它进行了批判，并主张这种批判还应更彻底。因此，他从未用过‘唯物辩证法’这个公式，而是采用同‘神秘的’辩证法相对立的‘合理的’辩证法的公式，这就赋予‘合理的’一词以确切的意义”。[146]
的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包括法国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进行过尖锐的批判。然而，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则与事实不符。马克思不仅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新唯物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7]的。马克思还讲过，共产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概念的话，也绝不意味着他不同意这一概念。只要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深入研究，就会看到马克思正是在“唯物”“唯心”意义上来谈论“神秘”和“合理”的。
另外，葛兰西面对着庸俗唯物主义者，批判他们抛弃革命辩证法的错误时，有时在某些概念的把握和理解上有偏失，某些不确切的表述客观上起了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界限的作用，从而与他的唯物主义路线相矛盾。
譬如，当葛兰西批判布哈林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仅把意识看成对物质的反映的错误观点时，对“客观性”这一抽象概念含义把握不准，将“客观性”与“对客观性的证明”混用，表述欠妥，造成混乱。
葛兰西不同意“在人之外的客观性”，他是这样提问的：“怎么能肯定一种在人之外的客观性呢？谁来判断这种客观性呢？”[148]接着，他在恩格斯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在引述了“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这段话之后，他写道：“恩格斯的公式包含着正确思想的萌芽，因为要证明客观实在，需要求助于历史和人。客观的总是意味着‘人类地客观的’，它能与‘历史地主观的’完全一致，即是说客观的就是‘普遍主观的’。”[149]
显然，葛兰西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这段著名论述出自《反杜林论》。“江湖骗子”杜林借助“统一的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统一性，进而证明现实世界的统一性。恩格斯尖锐指出杜林的所谓“存在”是无差别、无运动、无变化的存在，等于虚无；并指出这一概念的实质是抹杀物质与意识的根本界限。最后，恩格斯得出了“世界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物质性”的著名结论。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自然界是在多种形式中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
至于说物质性的证明需要求助于人和历史，葛兰西并没有错。但是，不应忘记物质性（客观性）与对物质性（客观性）的证明是不同的。科学史和哲学史证明世界的物质性与统一性，但不是科学和哲学构成世界的物质性。它们只有从外部世界中抽象出来，正确反映外界的物质性，才成为科学和“头脑清醒的哲学”；否则就成了巫师的咒语和神父的说教。
葛兰西的“客观的=人类地客观的=普遍主观的”公式，从客观效果来看，就抹杀了主观与客观的根本区别。
葛兰西还把忽视人和实践的直觉唯物主义物质观同宗教创世说相提并论。应该说，他的意图和出发点都是对的，但在批判时没有瞄准靶心。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葛兰西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离开历史和实践活动而迷信客观必然性就类似宗教信仰。因为“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而庸俗决定论扼杀斗争的主动性，宣扬“红旗必胜”，如同“橡子必然长成橡树”一样，从而使斗争失败。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直觉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耻于与那些唯物主义次货的小贩们（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为伍，而重复着对唯物主义的偏见，那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则对危害革命事业、抛弃革命辩证法的伯恩施坦、屠拉蒂、布哈林、波尔迪加等宣扬的“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从而不同意“唯物主义”这一名称。
我们还应注意这样一点：葛兰西只不同意“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提出异议，反而高度赞扬。因此，与其说他对唯物主义抱有偏见，不如说对旧唯物主义和他那个时代的庸俗（机械）唯物主义十分反感。他的失误更像约·狄慈根。列宁指出，狄慈根的那些“显然不正确的词句”，“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150]
恩格斯没有因为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偏见而认为他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也没有由于狄慈根有时“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抹杀他捍卫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功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葛兰西启示我们，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思想应到其政治著作中去寻找。的确，政治家的哲学立场决不取决于对“物质”“意识”的简单表态，而要看他全部理论实践与政治活动以什么哲学思想指导，我以为这对于确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三 葛兰西的政治思想
葛兰西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尤以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最为光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也曾憧憬在意大利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德、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使葛兰西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西欧工业先进国家的革命没有继十月革命之后取得成功？
早在被捕前的1926年，葛兰西就开始初步分析西欧革命失败的社会根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具有像俄国那样的国家所不具备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后备力量。这意味着，即使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会立即在政治领域中产生反响。”[151]
在狱中，他联系意大利和西欧的历史和现状，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全面深刻的探索，形成了领导权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葛兰西提出新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探讨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一）领导权理论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是“剥削被剥削阶级的工具”。
葛兰西从阶级观点出发，也认为国家总是属于一定“社会集团”（即阶级）的，是一定社会集团的统治工具。[152]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不满足于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国家。他指出：“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行会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配备有强制装甲的领导权）。”[153]
显然，葛兰西扩大了国家概念，这是他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看来，国家不仅仅是强制机关——政治社会，还是“教育”机关——市民社会。
和马克思不同，葛兰西没有把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关系领域，而是放入上层建筑。葛兰西从西欧社会现实出发，注意到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机构在对民众的教育和精神统一方面发挥的巨大威力，把它们称为市民社会，并同政治社会一起置于上层建筑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葛兰西忽视了经济基础，而是说葛兰西鉴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善于从上层建筑分析把握经济基础。
葛兰西指出，统治阶级要维持对敌对阶级的统治，就不能仅依靠暴力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行使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换言之，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社会化运作，将其世界观灌输给被压迫人民，并使它成为大家遵守的道德规范，从而获得后者对其“合法”统治的认同。而当“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脱离”时，就“提出了新的领导权问题，即国家的历史基础位移了”。[154]葛兰西鉴于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特别强调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写道：“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甚至应该成为领导者（这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155]这里，葛兰西告诫工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比工业落后的东方无产阶级更加注意开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成为统治者之前，首先做领导者——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夺取政权只是一句空话。这是葛兰西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西方学者竭力强调葛兰西与列宁的矛盾分歧，似乎葛兰西主张西方革命的主攻阵地是市民社会，这样，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是对其真实思想的严重歪曲。
早在1926年，葛兰西就写道：“都灵的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156]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的国家形式，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则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社会基础，二者的紧密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葛兰西还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创立了动员多数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体制时，才能使自己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157]这里，他强调了工农联盟对领导权与专政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总任务的高度来区分“统治”与“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实际上，领导权与专政并不矛盾。葛兰西指出，当无产阶级“行使权力甚至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成了统治者时，它还应当继续充当领导者”。[158]
总之，葛兰西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懂得西方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仅靠暴力不行，他反对“没有领导权”的专政，但绝不是主张“没有专政”的领导权。在他看来，代议制民主国家也是要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也要由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
还需注意的是：葛兰西在不同场合应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概念时，含义是变动的。大多数情况是指无产阶级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有时又扩展到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领导权，而当他联系列宁使用这一概念时，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如此，也绝得不出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抵触的结论。相反，表明葛兰西的这一光辉思想是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继承和补充。
葛兰西进一步具体考察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而市民社会是原始和胶状的。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种正确的关系，在国家动摇时，立即出现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结构。国家仅是前沿战壕，在它后面有一系列坚固的堡垒和工事。”[159]接着，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特殊结构的作用：“至于最先进国家，这里的市民社会呈现非常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抵抗得住直接经济因素灾难性的‘侵入’：危机、萧条等，即存在对经济周期干预的手段，这里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如同现代战争的战壕体系。就像在战壕体系中发生的一样：疯狂的炮击仿佛摧毁了敌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但仅仅是破坏了外层，在冲锋时就会发现还面临着非常有效的防线。在大的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有类似情况。进攻部队不会由于危机而在空中闪电般地组织起来，更不会具有进攻精神。同时，守卫部队并没有士气低落或丢弃防线，即使在瓦砾之中，对自己的力量与前途也没有失去信心。”[160]
在葛兰西看来，俄国的市民社会是流动的、少层次的，工人阶级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大量的小农群众分散在农村，而沙皇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与国家官吏融为一体，权力集中，官僚机构庞杂。一旦反动政权被砸烂，资产阶级政权土崩瓦解，无产阶级就可以立即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与俄国相比，西方资产阶级强大得多，他们不仅拥有“前沿阵地”——反动政权，而且拥有众多的、坚固的“堡垒和战壕”——思想、文化的优势，以及学校、教会、道德观念、习惯势力等。因此，“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十分复杂。所以，西方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而且还需要攻占市民社会的一切阵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更艰巨，所需时间也更长。其结论是：在西方只能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
葛兰西在阐述自己的阵地战思想时，还将托洛茨基与列宁作了对比。他写道：“有待考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否为运动战理论的政治反映，最终说来，只是一个民族生活只具雏形、松散，还未能成为战壕和堡垒的国家的一般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托洛茨基仿佛是个西方主义者，而实际上是位世界公民（无国籍者），即表面上的民族的和欧洲的——西方主义者。伊里奇则是深刻地民族的和欧洲的。”[161]葛兰西认为，托洛茨基标榜具有国际意义的“不断革命论”，实际上只是典型的俄国社会状况的反映，由于市民社会的解体，强大的正面冲击，决定性的阶级交锋才有可能。与托洛茨基相反，列宁“懂得需要将1917年在东方胜利运用的运动战变为阵地战——这是在西方唯一可行的”，“只是他未来得及深化这一思想，虽然他懂得只能在理论上深化和充实，但基本的任务是民族的，即要求洞察环境并确定市民社会的哪些因素类似战壕和堡垒”。[162]
综上所述，葛兰西借用“运动战”与“阵地战”这些军事术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决定两种不同的革命战略。如果运动战是通过正面进攻、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而较迅速夺取政权的话，那么，阵地战则是着重从侧翼进攻，摧毁敌人的纵深阵地，为正面进攻，为占领前沿阵地做好必要的、充分的准备。运动战是速决战，阵地战是持久战，手段不同，但目的是共同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可见，把阵地战与运动战的区别绝对化是不正确的。脱离葛兰西的全部政治思想，拘泥于对字眼的抽象分析，将运动战说成暴力革命，阵地战理解为和平过渡，是毫无根据的。
阵地战思想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上文引证的“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甚至应当成为领导者（这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阵地战就是首先粉碎资产阶级领导权，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然后，才有条件夺取国家政权。
还应注意的是，葛兰西在批判克罗齐的《十九世纪欧洲史》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过运动战与阵地战。他写道：“欧洲从1789年至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中有过政治运动战；从1815年至1870年是长期的阵地战。在当代，从1917年3月至1921年3月（俄国内战结束）是政治上的运动战，随后就是阵地战，对欧洲来说，其思想标志是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它还是实践的标志。”[163]这里，运动战与阵地战是指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急剧变革时期和相对稳定时期；革命阶级进攻阶段和防御阶段；革命高潮与低潮。
当我们考察葛兰西的政治思想时，应在前一种含义上把握“运动战”与“阵地战”，这是由于：从使用的时间顺序看，前一种含义在后；从使用的次数来看，前一种居多；前一种思想更深刻，内容更丰富，更能体现葛兰西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二）论知识分子
葛兰西从领导权理论出发，对知识分子问题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为关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职能问题，被英国当代社会学家艾伦·斯温哥伍德赞誉为“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做出了一个最有意义的贡献”。
葛兰西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而是根据他们特殊的社会职能来探讨的。为此，他对划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通常标准提出异议。他指出：“‘知识分子’概念容纳的最大限度是什么？可不可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毫无差别地描述各种不同的智力活动，同时用以决定此种活动和其他社会集团活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呢？在我看来，最通行的方法论错误，在于试图在智力活动内部，而不是相反，在各种关系体系的总和中寻找区分的标准。因为这些活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总体之中。譬如，工人，无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他从事手工劳动，而在于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这种活动。”[164]同样，企业家的社会面貌主要由一般社会关系所决定，尽管他们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最后，他得出结论。“可以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165]
在葛兰西看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不是绝对的。除了分工的界限外，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都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艺术鉴赏力。任何人类劳动都不可能排除“智力干预”。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一思想相当深刻，它一反“高贵者”与“卑贱者”，“智者”与“愚氓”永恒对立的阶级偏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工农知识化，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提供了理论根据。
葛兰西似乎感觉到“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表述不够准确，他举例加以补充说明：“同样，每个人随时可能煎两个鸡蛋，或缝补一件上衣，但不能说大家都是厨师或裁缝。”[166]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其“特殊职业活动重心方向”为“智力劳作”而不是“肌肉—神经力量”，并在上层建筑中执行“领导权”的人。这样，葛兰西把知识分子概念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指在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挥组织者职能的所有的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
葛兰西接着考察了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他用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独立自主的阶级，而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都有着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并竭力造就这一阶层。“每一社会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发生基本作用的原初基地上产生，同时也就有机地创造了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167]葛兰西举例说，企业主必然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整个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葛兰西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知识分子，通常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个方面的‘专门化’。”[168]
这里，葛兰西肯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关，但它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能。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使整个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具有同质性并意识到自己的作用”。[169]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本阶级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如教会、教育体系、工会、政党等）。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政治家、官员、军官等），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的“官员”。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职能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葛兰西在“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作了区分。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而向建立自己的统治而发展着的每一集团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分子而斗争——这个集团形成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越及时，则同化与战胜也就越迅速有效。”[170]这里，葛兰西是从先进阶级实现自己的战略总目标的高度，看待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同化与教育的。另外，他还论及了建设新知识分子队伍与争取旧知识分子的辩证关系。
更具体地说，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的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前者，我们施之以暴力或合法地“消除”；对于后者，只能在思想上征服，组织上同化，尤其对那些无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同化更为容易。因为新的领导阶级的“精英”对于其他的知识分子群众有着巨大吸引力。应该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无产阶级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只能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任何粗暴的、简单的、过激的做法都会有损于革命事业。至于自己培养造就的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本阶级的力量，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
葛兰西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待政党。他认为，“政党仅是建立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方式”，“政党恰是在市民社会中执行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即更综合更广泛的范围内执行的功能——促成统治的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融合”，政党“使其作为经济因素产生、发展的成员，直至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组织者，各种活动及整个市民、政治社会有机发展固有功能的组织者”。[171]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葛兰西提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政党的成员或多或少，素质或高或低，要加以区分；但重要的是政党应当实行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也就是教育与智力的作用。他举例说，农民不是为了掌握先进的耕作土地的方法入党的。这不尽完善却相当深刻的提法，应该视为意共创始人及领袖葛兰西的经验总结，他是针对无产阶级政党讲的。的确，离开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精神上的巨大吸引力，党就不可能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党员的文化水准很低，也很难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工农出身的党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放手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其在党组织内所占比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准。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做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的问题——要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与集团紧密结合”），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
在这里，不难看出葛兰西与列宁的一致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用人类全部精神财富武装头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葛兰西则把文化、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建设联系起来。如果说，不断提高全党的文化水准，是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那么，同样也是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产党的战略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离开了广大党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的一定的文化素养是办不到的。
葛兰西最后提出新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他认为，新知识分子，不是善于辞令的夸夸其谈者，而是“建设者”“组织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不是纯粹的演说家”），“积极投身到实践生活中去”——生产劳动、科学技术活动，并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历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对于共产主义世界观，葛兰西特别加以强调。他认为，如果不确立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个“专家”，还不是“领导者”，而我们的新型知识分子是“专家+政治家”。[172]这就是说，既不是空头政治家，也不是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专家。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有以下几点独特性。首先，它摈弃了依据所谓“知识分子活动本质”界定知识分子的方法，而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知识分子活动的社会功能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地位。其次，它既肯定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又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中介性。最后，它强调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而且是富有文化教养、崇高理想和深刻思想的人。
（三）论社会主义民主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他认为，国家具有历史性，自然有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果说国家创建初期主要作为“政治社会”存在的话，那么随其自身的发展，“市民社会”会越来越强大。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暴力和强制的因素呈逐渐减弱的趋势，而领导权和积极认同的因素必将逐步增强。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变得日益重要。
葛兰西并不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少数人的专政，也不反对在无产阶级创始初期实行“中央集权制”，但他不赞成将专政绝对化、扩大化，忽视领导权和积极认同这一重要环节，从而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抓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葛兰西写道：“对一些社会团体来说，它们在掌管国家生活的权力之前，并没有一个发展自己独立的文化和道德的时期……‘中央集权’的时期是必要的，甚至是适宜的。这种‘中央集权’只不过是‘国家生活’的一般形式罢了，至少是通向自主的国家生活和创立‘市民社会’的开始，这种社会从历史上讲是不可能在掌管独立的国家生活之前就创建成。然而，那种‘中央集权’……不应该变成理论上的狂热，不应该被理解为‘永久性’的，而应该是可以批评的，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它获得发展，并产生国家生活的新形式，使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变为‘国家’的活力，即使这种积极性不是由于‘官员政府’才出现的（使国家生活成为自发的）。”[173]
显然，葛兰西的这则札记是针对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写的。在葛兰西看来，这种中央集权制不是目的，而是产生国家生活新形式的手段、工具；它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和唯一模式，而是像俄国那样“市民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模式。中央集权制对于“市民社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就不适合。正是由于葛兰西洞察了苏联中央集权制有压制民主、扼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严重弊病，才强调它的暂时性和可批判性。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个人和集团的积极性”同社会主义制度协调一致，但这是“发自内心”的积极认同，而不是靠“官员政府”强制和行政命令形成的表面的一致。
葛兰西特别强调积极的直接的认同，肯定个人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即使这种参与有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对民主集中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写道：“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是被动和间接的认同，而是积极、直接的认同，即个人的参与，尽管这种参与会引起表面上的分裂和混乱。如果多数人不通过个人的交锋[174]而统一起来的话，就无法形成一种集体的意识，即一种生机勃勃的组织机构。一个乐队在排练的时候，每件乐器都是各自为政，给人以演奏极不和谐的印象；然而，这些排练却是使乐队如同一件乐器那样存在的条件。”[175]
与此同时，葛兰西并不否定法律、纪律的重要作用，但他反对用纪律取消个性、扼杀自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个性和自由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于纪律的事实（否则，将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或独裁主义的泥坑中），而是由于支配纪律的权力的存在。如果这种存在是‘民主的’，就是说，如果权威是一种专业技术职能而不是‘意志’或外来的表面的强制性命令的话，那么纪律就是民主秩序和自由的必要因素了。”[176]
应该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相当深刻，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这里触及社会主义权力性质有可能改变的问题。如果执行纪律的权威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纪律就是对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的保障。相反，当权威只代表少数人利益，其“意志”背离民心，法律和纪律就会破坏民主秩序和公民自由。
葛兰西告诫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的共产党千万不要压制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他说：“如果一个政党努力使被剥夺权利的反动势力受到法制的约束，并把落后的群众提高到新法制的水平，那么这个党的作用就是进步的。相反，如果它企图压制历史上的有生力量，它的作用就是退步的……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官僚主义集中制意义上的官僚）。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177]
综上所述，可以说葛兰西在其理论建设中是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的，但他的思想又是创造性的。根据列宁的启示，他善于研究在他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刚接触的问题和刚出现的新问题。葛兰西的理论贡献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为如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领导权既是夺取政权的阶级的政治战略的基本因素，又是维护既夺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这是葛兰西，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强化历史条件下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
总之，列宁主义有力地推动了葛兰西的思想发展，在葛兰西理论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到处可见这种影响产生的长期效果。贝林格具体指出葛兰西从列宁那里吸收了三个基本主张：第一，给予主观因素，自觉行动和政治主动性以决定性的重视，从而为工人运动指出了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摆脱对资本主义屈从的道路。第二，赞扬党作为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和有觉悟的部分的作用，以及党作为以民族利益为宗旨开展集体行动的倡导者和鼓动者的作用。第三，指出联盟问题的首要意义，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它同一些社会政治力量结成联盟的体系，借以表明自己是有赢得赞成的最大能力，是有希望避免或清除会导致孤立的各种宗派主义和自欺欺人的“纯洁性”的具体愿望。[178]
四 结束语
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思想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狱中札记》成为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一，因其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概念新颖、语言晦涩及笔记性质，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颇为费解的作品。这在客观上为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们对它的不同解释及评价提供了条件，乃至有人说“只要有多少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差不多就有多少打出葛兰西旗号的办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葛兰西思想影响的巨大与深远。还应指出的是，尽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理解“实践一元论”“领导权”“阵地战”及知识分子等理论，但都一致公认葛兰西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意大利共产党人把葛兰西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们称誉葛兰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路线的创始人，在“领导权”与“阵地战”思想中找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十月革命道路，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理论渊源。在20世纪80年代，意共拥有170多万党员，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能不归功于葛兰西倡导的独立自主的路线及理论教诲。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高度评价葛兰西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唯物论。实践派称葛兰西是自己“实践哲学”和“自治理论”的理论来源之一。弗兰尼茨基说，葛兰西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天才地提出“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人是实践的本质”。[179]
苏联学术界则强调葛兰西的理论是“把列宁主义、‘苏维埃’经验与意大利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180]称誉“葛兰西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科学理论贡献”，[181]“葛兰西伟大的创造性思想至今鼓舞着共产党人为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而从事伟大的斗争”。[182]
欧洲共产主义尊葛兰西为理论先驱。
“新左派”学者（如佩里·安德森）称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狱中札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最伟大的著作。
总之，葛兰西以其英雄的业绩、崇高的人格，光辉的思想永远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进步人类所怀念。
他的英名不死！
他的事业长存！
参考书目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
费奥里：《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
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
《列宁选集》第1卷、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卷，人民出版社，1977。
B.Croce, Logica come scienza del concetto puro (Roma-Bari: Editori Laterza, 1981).
A.Gramsci, Antologia popolare degli scritti e delle lettere (Roma: Editori Riuniti, 1957).
A.Gramsci, La questione meriodionale (Roma: Editori Riuniti, 1966).
A.Gramsci,2000 pagine di Gramsci (Milano: il Saggiatore, 1971).
A.Gramsci, Sotto la mole (Torino: Einaudi editore, 1975).
A.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editore, 1975).
A.Gramsci, Scritti giovanili (Torino: Einaudi editore, 1975).
A.Gramsci, 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7).
A.Gramsci, 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7).
A.Gramsci, Passato e presente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7).
A.Gramsci, 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 (Roma: Editori Riuniti,1977).
（原载燕宏远编《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