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三十而立。”“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属“而立”之年。照我对孔子的理解，这个“立”的含义，并非时人所谓的“建功立业”，而是指确立责任、订立规矩，这也是儒家视野里的“成人”标志。“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规矩是什么？与上一个“学术代”相比，“我们这一代”又有什么特点？
上一个“学术代”指的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一定是生于50年代的学人，也可能是生于40年代的学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大抵相同，即十年“文革”正好是他们勃动的青春期，与挫折磨难相伴随的对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深沉思考，需要表述与抒发。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他们中的精英，是带着上述思考跨进大学校门的，他们的学术活动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烙印。80年代的中国社会，涌动着不断高涨的改革热潮，知识精英们大都选择文化激进主义的策略，把激情诉诸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此，学术活动的背后寄寓着救世热情。他们借助于学术，试图对各种社会问题都发表看法。
生于60年代的学人成长经历简单，更倾向于把学术活动确立为一种中性的职业活动，由生于60年代的学人操办的《原学》，即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另外，与上一代学人积极引进西学相比，生于60年代学人愿意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问题，关注国学，企图与1949年以前的国学大师们接上联系，缅怀“旧人旧事”。所以，与现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在80年代红极一时相对的是国学大师的传记在90年代争相传阅的盛况。我把生于60年代学人的这一进取方向视为他们欲在90年代寻找自身角色位置的努力。在大批同龄人“下海”经商并非想象中顺利的遭遇下，在中国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密发达的趋势下，生于60年代学人自然必须考虑“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的问题。加上中国社会的逐步正常发展，那些被狂热政治运动的油彩所遮蔽的、被重大社会变故的波澜所淹没的而在正常的社会运作过程中又必然要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便纷纷凸现于这一年代学人面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国、关注中国自身社会问题的客观原因。所以，生于60年代学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准确地说，生于60年代学人是把“窗外事”拿到“窗内”来，以社会科学的立场、知识，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既无笔底波澜，亦非语中惊雷，但其意见或观点，可能更具建设性。
生于60年代学人可能一直在充当着“边缘人”的角色，这也许是“我们”的共同经验。
影响中国一代人命运的十年“文革”，“我们”与之擦肩而过，至多只保留些许依稀印象，谈不上是“见证者”，更无资格参与，属于“门外”瞧热闹的看客。
盛极一时的80年代“文化热”期间，“我们”可能还在读书或刚刚跨出校门。凭“我们”当时的学识，无力成为“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但受当时风气的感染，亦曾如孩童般加入这场盛大的思想狂欢运动，大而无当、毫无学理根据地把中西文化比较一番。上前台，“我们”轮不到，只好在幕后随着鼓点起哄，私下的热烈辩论，事实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肯定和相互砥砺，确立“我们”的信念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意识。“我们”事实上是一帮身处边缘而又不甘边缘的人。
生于60年代学人并无明显的受挫经历，“我们”并无索回青春的要求，从而多了一种“从我做起”的决心；并无抨击不公的愤慨，从而多了一份“回报”的信念。
许多人以为生于60年代学人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都是从校门到校门，学业没有被人为地中断过，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但在我看来，生于60年代学人在大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依然属于“先天不足”。
生于60年代学人基本上都在80年代里完成大学学业（本科），而80年代大学的课程设置、师资、教科书，都存在许多缺陷。就人文学科言，其教科书大多编写于7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框架体例是苏联式的，内容则倾“左”；在师资上，新中国成立前完成学业的老教授极少开课，大多数的任课教师为“文革”前完成学业或“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人的国学及西学水平都很成问题，较少有令“我们”满意的教师。
作为一种补偿，“我们”只好贪婪阅读在80年代新鲜出炉的有关西学的著作，对西学并不准确的介绍以及以西学随意分析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新书，不知令多少人沉迷过。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生于60年代学人独立走上学术道路后，得回过头来认真清算被“左”化和极端西化双重污染的知识体系，“我们”得拨开迷雾，学会重新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学会建立学术规范，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左”化可能不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但西化的阴影并不轻易可挥斥。我并非主张拒绝接受来自西方的社会理论或哲学思想，但反对用西学来遮蔽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面对中国社会问题时应具备的视野。
清算受双重污染的知识体系是件紧要的事，不然许多人在真正面对中国问题时，就会得“失语症”。前些日子某些人为争夺回“话语权”，鼓噪“后现代”（可以“争后恐先”来形容），乃为“失语恐惧症”的表现。1995年，《岭南文化时报》约请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为“精英观察”专栏写稿，学勤在来信中特别要求把“精英观察”改为“观察精英”，他的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记忆”，希望精英们多一些中国问题的常识，而不要光站在“西方云朵”上飘移。后来，海南的鲁萌在给我的电话里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说是她在邀约国内的某些著名学者撰写《1999独白》时，发现他们一旦离开了平时热衷的西学话题后，就不懂得如何说话，结果令她大失所望。
在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变故，尤其是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日益突破时空限制而为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共享的今天，若以10年为一个学术代，来谈论生于60年代学人与生于50年代或生于70年代学人的差异，的确有点勉强。不过，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进程，使生于60年代学人与前后两代人之间多少存在一些差异。
若从以上角度来把握生于60年代学人的话，他们显然欠缺生于50年代学人在“大风大浪”中融入个人经历的对人生独特的感悟和思考，而与成长于平淡无奇、充满世俗气的90年代大学校园里、然后又顺理成章地拥抱甜腻肥足的当下生活的生于70年代学人相比，生于60年代学人无疑多了一份青春期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信念。由此，生于60年代学人可能在无意中或无奈下与世俗妥协了，但面对物欲高涨、经济利益至上原则君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生于60年代学人尚可能有闲情余力做出某种抵制的姿态。
要说“× ×代人”的话，生于60年代学人倒真的可以自成一统。
生于60年代学人对“文革”略知一二，但并无狂热卷入；无“上山下乡”的波折，已有的人生经历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然后再步入社会；中国社会酝酿巨大变革及思想界发生激烈交锋的80年代，正好是生于60年代学人最为关键的青春期，它培育了生于60年代学人的敏感和激情；而80年代，又使大部分刚离开校门不久的生于60年代学人旋即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无奈之下成了“下海”潮中的主角，大部分人略具反叛色彩地认同了世俗的价值取向。潮起潮落之后，生于60年代学人依然认定“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因为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一批新人去认真面对。当中国社会的正常问题显现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时，我希望它能造就一批地道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而这有赖于从生于60年代学人开始的集体自觉。
（原载“生于六十年代学人批评文丛”之一《本土情怀》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